论《史记》中积极人生态度的思想

太史公有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迁要“通古今之变”的实质，是从历史变迁中探索人的能动性，揭示人的价值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历史发展，社会治乱的规律。司马迁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儒家出世的思想的，因对于人生追求怎样的生活态度方面，史记中所宣扬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史记》中也体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了当时所谓占星术、望气术、鬼神之传、相信迷信神仙的思想，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写到“八海求神仙，终无有 ”。司马迁的自序中这样写道，“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入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中强调朴素唯物主义和对“天命观”怀疑及否认的同时也肯定了人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由这些主导思想的驱使，《史记》中体现出对待人生的积极奋斗的思想。
论《史记》中积极人生态度的思想
摘要：司马迁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和史传文学家。他一生都心系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追求，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完成了他的恢弘巨著《史记》。在司马迁看来，《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他抒发个人思想的媒介，在这部巨著中，司马迁通过个人著书的历程、和自己对生命及人生的认识中表达出自己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入理的道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然而，他并没有选择消极避世的人生道路，而是在如此巨大的打击面前决然著书。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内心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在司马迁看来。人生可以创造价值，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令世人不齿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困苦便在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变得平淡了许多。这样他的创作不仅仅是为继承先父遗志,更是为了洗刷耻辱,以明其志，来体现出对人生的一种达观进取。
司马迁重视生命,更重视生命的意义。所以他并不反对道家全身避祸,功成身退的思想。而且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也曾说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彼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说明儒家同样不主张无意义的浪费生命。在《史记》中他对于像张良、曹参这样可以在成就功业后,激流勇退得保全身的人进行了肯定。而对像韩信、周亚夫那样无法脱难的人,更是为之叹惋。另外,司马迁非常推崇儒家的三不朽“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左传·襄公十四年》)。认为生命不在长短,重要的是有价值。所以司马迁不赞成庄子无意义的保存生命的观点,而是希望能留名后世,因此他看重生命是为了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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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体大精思的纪传体通史，又是传世的纪传体文学作品，在我国历史和文学史上都居于很高的地位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上肯定了他的文学性质和伟大成就。作为纪传体文学中佳作的《史记》，它的最高成就是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刻画了典型形象的传记文学。它以人物为中心叙史，塑造了社会上各色人物形象，全方位的反映社会生活。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史记》思想内容中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司马迁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自先秦以来,关于人的生死问题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思考与探求,由此引出的对待生死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就先秦儒家和道家来说,儒家是重仁义,轻生死;道家是求养生,避祸患。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并在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对人生的独特看法。
司马迁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激励自己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当人生处于逆境之中时，应该有的君子的风范是迎难而上，并不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打击，就不堪一击。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也是如此。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
“人固有一死，或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对待生死的态度。他认为人应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时刻不忘其社会责任感；为了理想和道德标准，必要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倾注这种人格理想。即使是《史记》中近百处的自杀悲剧描写，也洋溢着古代英雄主义豪迈进取的精神。司马迁的积极入世和与强烈的批判性，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他所接受的儒家观念，异于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正统”。司马迁个人主导思想的影响和独特人生的体验，使他对人生有自己的解释，但终究是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耳”。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以牺牲，而是要让他闪光，死的有价值，这就是司马迁的生死观。在他因李陵事件被处于宫刑之际，徘徊在生死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生，忍辱负重成就了他成一家之言的宏伟志向。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的生死观，他的死重于泰山。在他的笔下，举世成名、为国而死、死于泰山的形象举不胜举。陈涉发难，尽忠报国而死；布衣王躅“不北面于燕，自奋绝痘而死”；屈原沉渊，公孙杵臼和程婴之救孤，宁死不屈，为义献生；荆轲抚危救困，重然诺而死；游侠仗义抗暴，为百姓而死。耽于安乐，碌碌无为而死；贪慕荣利，竞争而死；助纣为虐，效忠暴君而死则轻于鸿毛，如李斯、田玢等。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句话表现了司马迁对生死的评价,而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偏向于解释为勇者往往不能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在义理的感召下,反而能为义舍生。另一种恰恰相反,认为真正的勇者不是会激于意气而死的人,而怯懦的人因为一时的血气之勇也会慷慨赴死。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就会影响到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理解。司马迁推崇有价值的死,所以对于那些只是单纯的因为一时困辱而轻易放弃生命的人,司马迁决不认同,认为这样的死毫无价值,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勇者。在他看来,生命是可贵的,不应该轻易放弃,但如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不应贪图生存而畏惧死亡。真正的勇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会经历各种困境,需要忍受各种折磨,有时还会给人以贪生怕死的错觉。但只有慎重对待生死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机会实现。所以在《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说道:“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因此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才会对伍子胥不吝赞赏,“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就此哉?”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选择死,而是选择生。
人生于世,如沧海一粟，万年一瞬。司马迁以他的《史记》向人们说明了生死的真谛。生固不易,死则更难,司马迁珍视生命,但反对无意义的苟全性命;他赞赏慨然赴死的勇气,但反对随意的放弃生命。不论是生还是死,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价值。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是否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司马迁生死观的核心之所在。在他的生死观中体现出司马迁对于人生积极追求的肯定，要是他积极人生态度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