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牟宗三《五十自述》

汉语有“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实比登天。对于政治， 牟批评梁之不“透脱”，牟用同一观点对待冯友兰(1895—1990)。牟除了与冯学术上不相合之外，对冯的厌恶还包括牟认为冯有很强烈的政党意识。牟宗三是这样“否”冯的。冯在其《中国哲学史》上说，“良知是个假定”。但熊十力认为，“良知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一“存在”、一“假定”，本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本无什么大碍，且也是学术上的常事。牟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熊师一边。认定冯之“良知是一个假定”有问题。就算有问题，这也关什么大不了的事呢——除了“1+1=2”，文、史、哲等哪一种学术没有问题呢?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牟便对冯的学术评价一竿子否定，牟宗三说“冯氏的哲学史(其它不必说)全部不相应”。这还不打紧，说学术就说学术吧。牟对冯的厌恶是因冯“后来之投共而无耻”，“良知由假定转而为泯灭，于以见他那一切知识学问全成了黏牙嚼舌之工具”，紧接着牟又说了一句狠话，说冯“毫无灵魂可言”。我们知道，《五十自述》写于1958年，牟当然不会知道后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冯先生还大批特批过孔子和孔学呢!无论冯做错做对，在学术之外，不与政治相挂、不与政党相挂，本是牟宗三等辈安身立命的要基。结果呢?骂人之柄却是政治和政党。况且，用“灵魂”来骂人，有些不厚道的。
原题：一句“文化生命”便可以臧否一切吗?——重读牟宗三《五十自述》
一九五八年，五十岁的牟宗三(1909—1995)在台湾出版了他自己的自传《五十自述》。在这册自述里，牟宗三对其他进入北大(1927年)始到重庆抗战时接触到的一些名人(刘案，即今天的时髦用语“国学大师”)一一点评。
先说臧的。牟宗三崇敬的首推熊十力(1885—1968)。关于熊十力，牟宗三只怕中文里没有誉词或媚辞来表达他对自己恩师的崇拜。“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一生之中，在个人对牟之影响如地球于宇宙之中，如人子于父母之前。熊师即熊十力，君毅即唐君毅(1907—1978)。牟是这样叙述他与熊十力会面的。在北大三年级(1932年)时，因牟之老师邓高镜引荐，在中央公园处，熊先生头戴瓜皮帽、面带病容但胡须飘飘而至。刚到，熊先生即说：“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对于一个正值心高气功昂的北大青年才俊来说，牟非但没有表现出不快，而是直觉告诉他“这先生不凡，直凭他不客气，凶猛得很”。从此，牟便终身将其视为良师和恩师。在《五十自述》里，有许多赞美熊十力的词汇，现抄录部分，可窥牟之太阳与月亮。
牟宗三何以颐指气使，睥睨天下?在牟看来，是因为牟手持“中国文化生命”的尚方宝剑(唐君毅也持这把尚方宝剑)。事实上，这样一柄尚方宝剑，从《五十自述》来看，不仅大而无当，而且华而不实。在《五十自述》里，除了恩师熊十力、除了良友唐君毅(再算上半个徐复观)，加上一个英国人怀悌海，太阳下面，其余诸人诸君，均不懂如何“复兴和改革中国之文化生命”。在这样一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下面，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仅牟宗三师、徒、友一二三人，其他都不入牟宗三法眼。由此，顺带说一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由港、台移植进大陆且成为众星追捧的“新儒学”，事实上，需要许多方面的厘清。
《五十自述》里还表扬了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张申府讲罗素，牟宗三说，张申府的罗素“虽然讲得简单”，“便我对之很有兴趣”。可见张申府授课深入浅出，让人不能忘记。金岳霖虽说兼课，却“给我们讲授他所精思自各的哲学问题正是那时盛极一时的新实在论功底”。校外的张东荪呢?“对于哲学思考非常努力”三位先生的文章都很多，尤其是金岳霖和张东荪，在国内唯一的哲学刊物《哲学评论》上，“几乎每期都有他们的文章”。而张申府则是介绍英国哲学家怀悌海(A.N. Whitehead)新著《历史与真实》的第一人。怀悌海对牟宗三的影响就如熊十力对牟宗三的影响巨深。牟宗三说，“怀氏智慧之妙处”，“是很少有人能领悟的”，怀氏“数学物理的灵魂”，其“美感与直觉”，“不但在中国，就是西方亦如此”。从《五十自述》看，牟读怀氏著作时，正是张申府辈在北大风云际会之时。而金岳霖对牟的数理逻辑的影响不仅在牟北大就读时，在牟离开北大之外，牟宗三对其近现代中国的学人大都持“否”的态度。吴稚辉(1865—1953)，早年对牟影响很深的人，但在写《五十自述》时，牟却说自己的“粗野放荡”、“文字荒缪”等都是“全为他所开启”。那么反观。吴之学术当将一无是处了。吴稚辉，作为清末民国名人要人，无论政界学界，褒贬不一，但把自己的过失，归于师辈，显然不是一个学人应有的底线。除此之外，牟否过的人物，还包括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1877—1927)和梁启超(1873—1929)。牟对王有臧有否。臧的方面，牟称王是“一代国学大师”，其因是“晚年钻研甲骨文、殷周史，于考古学上有贡献”。否的方面，说王“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又“于西方文化生命的来龙去脉未能抓住其纲要”。不仅如此，牟还批评了王国维自杀一事。牟说，由于王对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皆未能知之确、信之坚”，所以王的自杀算不得壮举，只能是“清末民初留下的学人”之“清客式的典雅”而已。对于王之自杀，殉清也好，厌世也罢，世人见仁见智，都无可厚非。但像牟这样的说法，看似公允，实则是对王之学问和王之学术成就不以为然。大不以为然还有梁启超。虽称梁是“一代的风云人物”，又称在戊戌政变和讨袁风云中，梁具有“恢廓得开的才气”。但牟却说梁的见识“只是时代中横剖面的政治意识”。这一评价，可以说开创了近现代史对梁任公的最低评价。不仅如此，牟还对梁的学术成就给出了更低的评价。其一是，说梁虽然还应算是一位国学大师，但梁的意识则“受满清三百年的影响太深”，因此“他的学问与意识蒙上了一层云翳”。其二是，牟认为梁的学问“接不上中国的学统”，因为“他通不了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以至“三代汉唐宋明儒的大业，他根本接不上”!而且，“他自己的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他根本无所知”。所以，牟说梁的《历史研究法》(刘案，应为《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初版)是“一部清浅而庸俗的”著作。如果说，牟宗三对王国维还算了客气的话，到了梁启超这里，牟宗三便认为梁启超无论政治，还是学术，都不值得尊敬。不过，近现史证明，梁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清代学术概论》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扛鼎之作。梁此两书的筚路蓝缕，显然不是牟的“清浅而庸俗”可以指控的。
不过，由于学理、也由于政见，抑或由于交友的误会或个性，牟宗三对同辈学人或前辈学人，不怎么样的、瞧不起的、痛骂的，甚至割袍的，不在少数。
梁漱溟(1893—1988)，与牟恩师熊十力同辈且是好友。但牟对梁的印象不怎么好。其一，牟看不惯梁之自负与狂傲，牟听说梁说过“吾不能死，吾若死，历史必倒转，尚有若干书，当世无人能写”(这与其熊师之“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有是混扯”，不是同出一辙吗?)，熊认为梁此谓“发疯”，于是牟便亦步亦趋。其二，不满梁介入政治过深，所以牟宗三便说，“吾虽敬佩其人”，但“不相契”。牟还从学理层面对梁“只观表面事业，不足以知其底蕴”;以及“契入有余，透脱不足”，不以为是。事实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人哪个谦虚了?其实，像这类“狂妄”的话，岂止熊、梁二人说过!牟宗三也说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 ——这样的态势，是不是就是当下学界和新闻界甚赞的“民国范”呢?牟宗三还说过：“那时我的气太盛，任何人我都不让：中年人、老年人的昏庸无聊，我尤其憎恶”。与张君励(1887—1969)的交友和交恶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来，牟、张二人同属熊十力先生门下，且同一社团(刘案，国社党)。张在昆明联大时约牟前往，牟应约而至。没想到张因事没能亲自前往“迎驾”，而是托其秘书持大函前来支会。结果，牟见后“勃然大怒”，并“立即将书拆碎，掷于地而骂之”。骂的是些什么话呢，牟宗三自己写道：“昏聩无聊之匹夫，犹欲以貌似昏聩掩其无诚而愚弄人耶?”在今天看来，没来亲自迎接，也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事，结果呢，牟却大骂。从《五十自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牟宗三之气急败坏的样子。遥想当年祖师爷孔夫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丧家犬一般，也没见祖师爷这样情状的。
自以为是自性情和真生命的牟宗三，在遇熊师之时，“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一个当头棒喝”。接着牟说，清三百年以来，“人们的心思不复知的向上一机”，因熊先生所著的《新唯识论》和《新理学》，“由熊先生的霹雳一声，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因熊先生不“趋势”、不“随风气”、不“笑脸相应”，而是高标学人品格矣!牟宗三对熊十力先生的赞美之辞接着说，“熊师那原始生命之光辉与风姿，家国天下族类之感之强烈，实开吾生命之源而永有所向往而不至退堕之重大缘由”;“吾于此实体会了慧命之相续”，“熊师之生命即一有光辉之慧命”;“当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顶著华族文化生命之观念方向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发其义理与情感。他的学问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牟宗三进一步说道，“惟大开大合者，能通华族慧命而不隔。在以往孔孟能之，王船山能之，在今日，则熊师能之”。后来在重庆，熊十力向人推荐牟宗三：“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师徒二人，投桃报李，可谓空前绝后。
“知我者君毅”之君毅又是何种姿态呢?首先，牟宗三认为，除熊十力先生外，对牟一生中另一个“最大的缘会”便是“遇见了唐君毅先生”。在牟看来，君毅“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君毅“是一个哲学家的气质，有玄思的心力”，“这是我从来所未遇到的”。这主要是唐君毅对牟宗三的德国哲学思想和精神的真正开启(其实在此之前，牟已经很深地接触过了康德的哲学)。牟说，“吾对于精神哲学的契入，君毅兄启我最多”，“因这他自始即是黑(刘案，即黑格尔)氏的”。紧接着，牟把唐君毅与其恩师熊十力相提并论，牟说，“熊师所给我的是向上开辟的文化生命之源”，而君毅兄却补了“精神发展的事”和“生命表现的事”。因为在牟看来，“环观海内，无有真能了解黑氏学者，惟有君毅兄能之”。牟宗三便指出，“此其对于中国学术文化之所以有大功也”。
《五十自述》谈及徐复观(1903—1982)的文字不多。在八十年代后期到整个九十年代，以至到了二十一新世纪开端时，大陆思想界和学术界倡导所谓“国学复兴”等辈拾台、港(还包括新加坡和美国学界)牙慧，认为新儒学的复兴主要源于唐、牟、复三人。也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三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以其学术影响着宋儒明清以来改变了的华人学术界和思想界。牟宗三谈唐君毅的文字很多，谈徐复观的仅是这么几句。一句是，到了台湾后，“友人徐复观先生倡办《民主评论》”，这一刊物与牟之主办刊物《历史与文化》遥相呼应，成为台湾学术界思想界一道独特的风景;一句是，“同时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皆有空前之阐发”。牟、唐、徐共同阐发的些什么呢?按照牟之所说，即阐发“华族文化生命之本性、发展、缺点，以及今日所当是之形态”，从而共同去“决定民族生命脉之途径”。如牟所说，可观担当起复兴华族(大陆这厢称汉族和汉文化)的重大历史责任，非牟、唐、徐三人而已——这不仅会吓倒中断了三、四十年儒学研究的大陆学界，恐怕也会吓倒华文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