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思想

孟子的仁政思想继承于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一套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理论体系。

它是一套以“仁”为基础，以“仁民”为核心的思想，它强调稳定的政治秩序，突出“民”的主体地位，孟子的仁政思想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对当今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借鉴意义。

一、孟子仁政思想的背景
（一）思想来源——孔子仁学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的“仁政”思想，从思想渊源来看，是对孔子“仁”学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论语》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仁就是爱，就是对别人施予爱，这是儒家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一般准则，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灵魂。

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仁者爱人”，“侧隐之心，仁也。

”人人都心怀同情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这是与孔子的仁完全一致的，它构成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出发点。

在孟子看来，从这种普遍的同情心、不忍人之心出发实现仁政，治理国家就易如反掌。

换言之，只有用仁者爱人的观念来推行仁政，才能很好地治国平天下。

（二）历史前提——历史经验教训的概括和发展
孟子通过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得出结论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尽心下》)他从历史上诸多战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的作用。

早在夏朝，桀王“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史记·夏纪》)人民痛恨他，发誓与之同归于尽。

继至商代末，纣王“暴虐百姓，奸宄商邑”，激起人民的反抗，国家纷乱不堪，民怨沸天。

西周末年，周厉王行暴政，强制推行领主国有制，禁止平民入川泽山林，渔猎谋生，引起国人不满，又采取高压手段，严禁人们议论国事，民众忍无可忍，于是起义攻占京都，捣毁宫室，厉王被逐。

事实表明:民志不可侮，凡行暴政害民者，终归没有好下场。

历史不只有反面的教训，也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商之汤王、周之文王、武王行仁德，抚爱百姓，因而深得人民的拥护，在民的支持下，他们一举灭桀、灭纣而得天下。

正反两面的事实昭示人们:统治者施行仁政得天下，否则失天下。

这些正是孟子仁政思想发展完善的历史基础。

（三）现实依据——现实社会实际和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叶，战争频繁，各国人民不但惨遭战争之蹂躏，而且备受暴政之压迫。

当时各国封建领主经济已濒于崩溃，封建地主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

新兴地主阶级在各个诸侯国已相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封建统治秩序，但由于地主阶级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地榨取人民，用严刑酷法钳制人民，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如何巩固政权，缓和阶级矛盾，成为统治阶级急需解决的问题。

孟子在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采取宽仁政治，走温和道路，收买民心的办法，注意解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缓和阶级矛盾，更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

孟子的仁政学说，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补救时弊，革除暴政，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秩序。

（四）哲学基础——“性善论”
人性论，即关于人的本质问题，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们所经常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

孟子在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人性问题，认为人性本善。

孟子主张性善论，并将其作为自己伦理
观和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他认为人性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而具有先天的善端。

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探讨了仁政和善性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仁政和善性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

统治者之所以必须实行仁政，是因为人性本善；也正因为人性本善，所以必须实行仁政，而非暴政，同时也因为只有仁政的实行，才能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孟子看来，仁政来源于统治者的善性，并最后与庶民的善性相适应，因而能得民心。

而暴政是违反人的善性的、不合人性的，必然失去民心。

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

所以推行“仁政”正是人的善性的必然发展要求，从而孟子为其“仁政”学说找到了自己的哲学依据。

二、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民为本”
孟子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和居仁行义，以德服人的王政思想。

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告子章句上》)君主和社稷皆为人民而设，民生是目的，君主与社稷是手段，这是“民为贵”最基本的含义。

孟子提醒君主只有自觉地以民为本，实行仁政，得人民的拥戴，才能得天下。

君主应具有忧国忧民的义务，不要把天下作为供个人享受的私有财产。

君位只是民众为请人主事而授人的一种职责而已，孟子要求统治者掌握权力应时刻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又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指个体的人，个体人构成家庭，家庭构成国家。

所以，千千万万无数个体的人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主体。

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君主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没有人民哪来的权力。

并认为如果国君无道，危及国家的存在，那就换掉国君，但人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变换，更不能丧失，所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和统治阶级不重民、爱民的统治意识，让这种早有预见性的治国方案未能实现和采纳。

其实从客观方面讲，孟子的“民为本”思想是站在国家长久发展的角度上提出的，在他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最大化的巩固统治者的统治以及使国家、人民融洽和谐发展、安定生活的理想治国策略。

所以他提出的“民为本”思想不仅仅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而且更是极大的丰富了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内涵。

三、孟子仁政思想的具体方略
（一）民生——社会发展的根基与保障
1.主张私人拥有土地和住宅。

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生息的主要来源，也是农民能安居乐业的依靠。

实行仁政必须从划分田界开始，如果田界不清楚，存在纠纷，那么作为俸禄所分的谷物就不公平，个人所值的和个人所分的就不对称，势必影响食物的生产，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

2.确定合理的税收制度。

孟子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取于民有制”，即以用之于民取之于民作为指导思想，在事关民生的环节上确定一套合理的政策，在税收上就是薄税敛、轻徭役。

3.君民同乐。

孟子从民本思想出发，不仅主张在物质上给予民众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休养生息的住宅，而且提倡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上下和谐，即注重民生更深刻的内涵—与民融洽。

孟子从历史的角度论证贤人与民共乐。

孟子总结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

”
（二）民利——人民生存的基础和权益的表达
在义利观上，义与利需二者并重。

孟子偏重义，但并不完全否定利，这和他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

很难想象，如果放弃利，只一味追求义，那么就谈不上治国为民，仁政只能是纸上谈兵，民众得不到实惠，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必然反抗。

孟子明确反对功利主义，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但这是基于义的考虑，并不说明他反对人民获利的正当性，实际上他提出了求利的原则，即以义为前提的原则。

（三）民教——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与灵魂
孟子认为使百姓有稳定的经济生活，仅仅是“王道之始”，王道之终是教育，必须对人民施以教化，才能保证王道的完成。

在他看来，“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尽心上》)好的教育比好的政令更重要，更带根本性，可见，教育机制在仁政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教育的重点是“明人伦”。

孟子指出，所谓“明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滕文公上》)人伦就是封建的伦理纲常。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封建伦常关系行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就其位，就能巩固封建统治。

所以，如果说前两个实施机制是通过外在的举措来笼络民心，那么通过教育就会使百姓从内心自觉地“明人伦”。

四、孟子仁政思想的现代启示
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始终贯穿着“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一切从仁民、爱民出发，蕴含着朴素的亲民、爱民思想，这是我们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宝贵遗产。

我们要剔除孟子“仁政”思想的糟粕部分，并在吸收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超越。

应当看到，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仁政”的落脚点在于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封建君主的政治统治，是为封建君主服务的政治理论。

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仁政”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孟子在“君本”盛行的时代提出“民本”原则，这一点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民本思想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维持协调、统一、友善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所以在我们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仁政”思想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迪作用。

政之所兴在于顺民心，政之所废在于逆民心。

孟子的“仁政”思想无外乎一个仁字，始终贯以“仁者爱人”。

仁爱是一切道德之根源与根本，是人最起码、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道德情感。

仁爱为中华传统道德的首要观念，发展到现代社会主义道德中体现为为人民服务。

从孟子的仁爱到现代的为人民服务，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内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为人民服务内在地蕴含了传统的仁爱精神。

提倡为人民服务依然要重视仁爱精神，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以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总之，孟子“仁政”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作为一种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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