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共46页文档

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讲义(7)宋代文学理论批评

宋代文学理论批评宋代的文学批评比起唐代来，又有了不少新的发展。

它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论争更激烈，而且和时代的演变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不同倾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特别是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给予文学批评以明显而深刻的影响。

王禹侢、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戒、陆游、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等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继承唐代韩、柳古文和李、杜诗歌的优良传统，分别批判晚唐体、西崑体和江西诗派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学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关心国计民生，发挥教化作用。

文论宋代文论，主要特点是环绕对“道”的理解以及“道”与“文”关系的论争开展的。

宋初的柳开、王禹侢、穆修、石介等人针对当时片面取法晚唐、五代的华靡文风，提倡古文，推尊韩愈，要求文章阐述儒家之道，辅助教化，被称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

他们的主张又有小异。

柳开要学“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与文（《应责》），先学韩愈，后期又抛开韩愈，“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以为式”（《东郊野夫传》）。

但他的散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

王禹侢主张“文，传道而明心”，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赞美韩愈文的“必出于己”（《答张扶书》），成为后来欧阳修提倡古文革新运动的先声。

柳开、王禹侢后，杨亿、刘筠的西崑体兴起，愈加讲究辞藻、声律、对偶，讲究骈文。

穆修专学韩愈、柳宗元，称“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后序》）。

石介稍后，著《尊韩》，要学韩愈，不提柳宗元。

著《怪说》，强烈反对杨亿的西崑体。

他们都主张学古圣贤之道。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论文也强调明道尊韩。

但他所讲的道，不同于柳开等人的古圣贤之道，也不同于王禹侢的“传道而明心”。

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即从关心百事中求道。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同前)。

但他又认为“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即其次要注意文辞之美。

宋代文人的诗词理论与批评

宋代文人的诗词理论与批评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人们在诗词创作和批评方面做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贡献。

宋代文人的诗词理论与批评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展现了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和对文学的独特见解。

首先，宋代文人对诗词的理论有着独特的见解。

他们强调诗词的表达力和意境的塑造。

文人们认为，诗词应该能够通过简洁而准确的语言表达出作者的感受和思想，同时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营造出独特的意境。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意境深远，情感真挚”的艺术效果。

这种追求使得宋代的诗词作品具有了独特的风格和韵味。

其次，宋代文人对诗词的批评也具有一定的特点。

他们注重对作品的审美评价和技巧分析。

文人们常常通过对诗词的评点和批评来表达自己对作品的喜爱或者不满。

他们关注的是作品是否能够符合诗词的基本要求，如韵律、格律等，同时也注重对作品的情感表达和意境的塑造进行评价。

他们的批评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表面评价，更是对作品内涵和艺术手法的深入分析。

宋代文人还注重对前人诗词的继承与创新。

他们在批评中常常会引用前人的作品来进行对比和参照，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和评价。

同时，他们也会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新意和新思想，以使作品更具个性和独特性。

他们对前人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态度，使得宋代的诗词创作和批评成为了一个相互借鉴和发展的过程。

此外，宋代文人还注重诗词的修辞和表现手法。

他们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拟人等，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炼而富有表现力的诗词语言。

他们的创作和批评中常常会对修辞手法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此来探讨作品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总之，宋代文人的诗词理论与批评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对诗词的理论追求和批评分析，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艺术追求和独特见解，使得宋代的诗词作品具有了独特的风格和韵味。

他们对前人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态度，使得宋代的诗词创作和批评成为了一个相互借鉴和发展的过程。

诗学批评论文：宋诗诗学批评透析-文学批评论文-文学论文

诗学批评论文：宋诗诗学批评透析-文学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宋人注宋诗”中注释者的诗学素养宋人注宋诗中的注释者偏重于诗学批评的一大原因在于，这些注释者本身亦擅长诗歌创作，并对注释的对象十分倾慕，且熟悉其创作风格。

任渊《黄陈诗集注序》云：“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２］（Ｐ３）。

可知任渊青年时期曾经接受过黄庭坚的教导，因此对黄庭坚诗歌的创作风格非常熟悉。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的重要注释者赵次公也擅长诗歌创作。

宋人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题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诗》记载了赵次公遍和苏诗之事［３］。

苏轼之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能将全集和尽，难能可贵。

王安石诗的注释者李壁（字季章），亦是当时诗文名家。

南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四灵诗》条云：“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４］。

另外，真德秀在《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中称：“其所自作，知诗者谓不减文公”［５］。

可见，李壁本人的创作特点近似王安石，因此在注释时对王安石诗创作特点的评论，往往能发表真知灼见。

宋人注宋诗的这些注释者，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创作水平，并且对注释对象的创作成就与风格较为熟悉，因此他们首先对注释对象的诗学价值都予以较高的评价，其次将诗学批评重点放在创作特长方面，下文将对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宋人注宋诗”中注释者对宋诗价值的体认１．赵次公对苏诗的弘扬：苏诗之“不使事”与“自命新意”宋代有些学者对苏诗有一种成见，即认为苏诗喜欢炫耀学问、搬弄前代故事、套用前人语汇，创造力不强。

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

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６］（Ｐ３２３７）又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宋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北宋后期，出现了江西诗派，有一套诗歌理论。
南宋，诗论主要就是围绕对江西派的批判而展开的。其中有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而朱熹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宋词高度繁荣，词论也由此兴起。一是以苏轼、王灼等人为代表，提倡豪放词风，一是以李清照、沈义父、张炎为代表，推崇婉约词风。
道”，认为“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 他们对文学又有精辟见解。
《遗书》云：“言语须是含蓄而有余意，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 《二程外书》卷一云：“诗意贵优柔不迫切，此乃治诗之法。‛ 。二程又认为，“情”是“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 （《二程集》）的结果，对情的产生作了正确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逸，比律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
苏辙
苏洵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征，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感受现实生活，产生感情冲动的结果。他提出“风水相遭”说。
苏辙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是发展了孟子
以来的“文气”思想，提出“气充文见” 说。苏辙以孟子、司马迁为例，指出了两条养气的途径：
一是加强内心修养，以此为立身行事之本。二是丰富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加强对社会生活、自然景物的观察认识。
（1）邵雍提出“以物观物”的方法，云：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
（2）对艺术欣赏，邵雍注重欣赏作品的内在精神，《善赏花吟》云：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

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论文关键词：苏轼以文论诗以学论诗杜诗“诗史”批评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

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

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

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少有人论及。

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

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

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

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

宋代的文学批评理论

所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是针对江西派以才学为诗，以书本为诗来说的。意思是说作诗需要有一种独特的才能，这才能和书本没什么关系。真正有诗才的，会写诗的、能写出好诗的，并不在于他书读的多少。这给诗歌与书本学问划清了界限。
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是针对苏、黄及
道学家以议论为诗来说的。意思是说，诗歌有一
宋初这种文风的代表，就是“西昆派”。“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有扬亿、刘筠、钱惟演。这些人互相唱和，写了不少诗，后来杨亿编成《西昆酬唱集》。他们写的诗缺乏内容，单纯追求工整的对仗、用典及华丽的词藻，这正好为士大夫提供了消遣的文学样式，所以在当时上层影响很大。
“西昆体”虽然是诗，但必然影响到文。宋初的文章有所谓“太学体”，风格上完全学的是西昆派，专以对偶声律为工，在文章中“剽剥故事，雕刻破碎”，即堆砌典故，刻意于词藻雕琢。这就是宋初文坛的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这种形式主义猖獗的时候，一些人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立志为改革文学而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宋代的古文运动。
当时的文章也是非常艰涩难懂。比如宋祁，他的文章故作尖涩，有个成语叫“迅雷不及掩耳”，他偏要写成“震霆无暇塞聪”，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时，面对着这种故求尖涩的风气，文章改革者们反其道而倡之，提倡文章要写得通俗易懂。
王禹偁说文章的产生是人们要明道，“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蓄不得传于后，于是乎有言焉；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耶？”王禹偁是在宋初突出宣扬平易文风的人，他不但在理论上宣传，而且也写过不少通俗易懂的文章来实践自己的理论。
苏轼还有其他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比如，苏轼认为，要做到“达”，把事物的形象表达出来，首先作者心中得有形象，这就是所谓“胸有成竹”。只有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才能将淋漓尽致地Fra bibliotek表达内容。

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完整课件4(宋金元)

苏轼在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三、论艺术想像和形象捕捉。苏轼对文学艺术的构思和创作过程有相当深人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不论是诗还是画，审美意象的构成都要经过一个“妙想”的过程。
《次韵吴传正枯木歌》云: 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龙眠胸中有千驹，不独画肉兼画骨。诗人在“妙想”的过程中，必须善于把握机遇，捕捉住灵感萌发、兴会标举时刻所闪现的奇妙景象。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答谢民师书》)“作诗火急追亡道，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宋初盛行的“时文”，五代的“今体”。五代文体是学习晚唐李商隐的，但侧重于讲究声律对偶。“今体”之名源于李商隐的《樊南甲集序》特点：“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杨亿(974-1020)、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崇尚晚唐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并在杨亿等人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颇具有影响力的西昆体。《西昆酬唱集序》 “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 、“雕章丽句，脍炙人口”
苏轼在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五、论艺术创作中的法度和自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法度和自然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法度是指创作的具体规则，它是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任何人在创作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是文学艺术创作又不能完全受其控制，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从而丧失自己的革新、创造精神。苏轼在《评草书》中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诗颂》“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 其法度也就是“无法之法”，也就是自然之法。任其自然而不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看似无法而又有法，这才是最高的法。故苏轼在《书所作字后》中说:“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

宋代文学批评

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云: 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 一般的诗论家,也表现出相似的态度.如吴可《藏海诗话》批评杜荀鹤"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带叶烧"二句诗,"盖不忌当头,直言穷愁之迹,所以鄙陋也".一般来说宋代道学或受到道学影响的诗论,更重视诗歌"理性情"的意义.
释惠洪《冷斋夜话》赞叹黄庭坚"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并比较秦观与黄庭坚同样遭遇贬谪,而思想境界大有不同: 少游,鲁直被谪作诗.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 "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 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 "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 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宋代的"韵"论,首先是根源于宋代的主体人格论, 根源于宋人的精神理想.宋人也是用"韵"论人的, 如黄庭坚说"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题绛本法帖》)当然,宋代人格论,是内向性的,重视心性的内敛和持守,与魏晋人学尚玄远,奔逸不同,所以宋代以"韵"论人与魏晋在内涵上有着质的差别.宋代论诗歌和其它艺术的"韵",首先也是强调人格基础.黄庭坚《与党伯舟帖八》云: 然诗颂要作得出尘拔俗,有远韵而语平易. 所谓"出尘拔俗",首先是一种人格精神境界,就是黄庭坚一贯申述的"无一点俗气"的意思.《蔡宽夫诗话》论书法云: 人物之高下,要自其书之气韵观之.盖精神所寓,有必不可掩者,初不在真与草也.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笔记和考研真题详解(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10章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10.1 复习笔记一、北宋初期的时文与古文之争（一）理学与禅宗之学1．由于北宋初期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儒学复古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演变为持续数百年的宋明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2．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人民苦难的加深，佛教特别是禅宗之学，也有了大的发展，广泛地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

3．理学把文学当做宣传礼教的工具，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重道轻文，甚至只讲道而不讲文；禅宗则和庄学相结合，追求超脱现实、玲珑透彻的艺术境界，特别强调含蓄深远的艺术美的创造。

这两种文学思想的矛盾、融合和交叉发展，遂成为宋元明清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北宋时文与古文之争从根本上说，是重政教还是重艺术的不同主张的分歧。

1．宋初盛行的“时文”，是指模仿五代的“今体”。

五代文体是学习晚唐李商隐的，但侧重于讲究声律对偶。

“今体”之名源于李商隐的《樊南甲集序》，它是与“古文”相对而说的，其特点是“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

这是指以四六骈偶为基础的一种偏重艺术形式美文体。

2．随着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的深化，提倡古文的理论与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开展了对西昆派诗文的激烈批评。

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淡”论（一）欧阳修及其理论1．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

是北宋前期文坛领袖。

2．欧阳修的理论：“穷而后工”（1）“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穷达之“穷”，而不是指生活上的穷困。

即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政治上不得志，受排挤、遭迫害，隐身江湖草野山林田园，借诗文来寄托其济世安民壮志，抒发对现实黑暗的怨愤不满以及种种忧思、苦闷、压抑、感慨之情。

（2）他在主张“道胜”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文的修饰。

“工”，就包含着他对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

在内容和形式关系上，他既肯定内容的主导作用，又充分注意形式的重要性及其相对的独立性（二）梅尧臣及其理论1．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考研真题详解第10章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圣才

10.2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一、填空题1．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对________等人的“雄文博采，笔力有余”表示赞赏。

[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研]【答案】杨亿【解析】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的“雄文博学，笔力有余”也颇为赞赏。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北宋中叶，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以文为诗”，人们把这场有力推动宋代文学发展、使宋文宋诗都能够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的文学变革称为“________”。

[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研]【答案】诗文革新运动【解析】北宋欧阳修不遗余力地褒奖提携王安石、曾巩和“三苏”，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积极从事古文创作，确立了古文在散文领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领域的革新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作诗也讲“气格”，出现了“以文为诗”的现象。

人们把这场有力推动宋代文学发展、使宋文宋诗都能够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的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

二、名词解释1．李清照《论词》[中国传媒大学2010年研]答：李清照《论词》是宋代词学史上重要的理论文献，是历史上第一篇有明晰理论意义的词学论文，其中涉及到词之创作的诸多问题。

它是对唐五代以来，作为新兴的文学样式所具有的独特风格的概括和总结。

李清照倡导词“别是一家”是《论词》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也是其批评诸家词的思想依据。

她强调词与诗的不同，要求词汲取诗的特点同时保持词的艺术个性。

2．诗话[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研]答：诗话是对诗歌及诗人、流派等有关问题进行评论、考索、订正的一类著述。

最早得名于宋欧阳修《六一诗话》。

早期诗话多记录诗人轶事，或以资闲谈。

随着理论批评的开展，诗话体制亦渐趋严正，笔记特点淡化而理论色彩加强，往往要言不烦，短小精悍，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基本样式。

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

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内容提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文人。

北宋文化吸纳了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

苏轼的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其二千七百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历时性的“清明上河图”。

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又更为突出、更为集中、更为典型地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对苏诗还是对北宋文化都不无裨益。

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1]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

”[2]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

”[3]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

[4]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

”“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关。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

第五章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宋元文学批评

道学、理学 • 4、宋代道学、理学盛行。文学批评有道学化色彩。宋代古文运动，总的来说都是推举韩愈，受他的以道论文的影响，以道作为文章的内容。但在发展中，各家的看法有很大出入，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有的偏重于政教、匡时、济世，如李觏、王安石；有的偏重于道统，如柳开、石介；有的比较复杂，如苏轼。但总的来看，他们所讲的道，主要是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由此进一步发展，便成为理学家所倡导的“文以载道”（周敦颐）和“作文害道”（程颐）。他们所说的道，几乎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理学家有重道轻文，进而走向重道废文，结果是否定文艺。 • 5、宋元时期出现了词、曲和白话小说。其中词论的发展较为显著，而戏曲、小说的批评还比较凌乱。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了金元戏曲作者一百余人的传记和作品目录，偶有评语，值得重视。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特别注意小说的语言和人物描写，开明清评点小说之风。罗烨《醉翁谈录》，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话本创作的经验。 • 对词批评的有：李清照《论词》、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划清词与诗的界限，突出了词的独立性。
第四节、李清照词论：词别是一家
《论词》：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李清照
词别是一家 • •
词是一种音乐文体，是要配乐歌唱的，所以词与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在谐和音律上有严格要求，不似诗只讲究调的平仄，它还要分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词在风格意境上，要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 • 李清照反对以诗为词，以文入词，强调词本身的特点和要求，突出了词的音乐性。

第十章苏轼与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第一节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论与 45页

一、肯定诗歌“忿世疾邪”的怨刺作用
他在《胡宗元诗集序》中，赞扬其诗“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但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可也。”
二、读书精博，然后可以为诗。
《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他在《论作诗文》中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
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惠洪《冷斋夜话》引黄庭坚语：“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六一诗话序》云：“而集以资闲谈也。”宋许顗《彦周诗话》序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
元方回《瀛奎律髓》崇奉江西诗派，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
一、惠洪的《冷斋夜话》
多记北宋元祐间诸大家的诗作及逸事，尤以苏、黄为多，其思想比较接近苏轼的文学思想。论艺术想象云：“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于绳墨哉！”；论艺术眼光云：“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引此句，认为“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论动静关系云： “荆公曰：前辈诗云‘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
为什么“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的解释是：《薛简肃公文集序》中说：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刘、柳：指刘禹锡、柳宗元；姚、宋：指姚崇、宋璟。唐武则天、玄宗时的宰相。）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课件

皎然“诗境”说、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欧阳修“意新语工”说，均涉及
意境的构成及核心特征等问题。
四、梅尧臣“平淡”论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依韵和晏相公》：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
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
“辞达”原表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苏轼用来表示艺术创
作的认识和实践问题。
辞达:认识了解创作对象并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
二、论艺术构思中的“虚静”、“物化”和“妙观逸想”
《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
· 第二节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淡” 论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全集》全六册，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
一、“穷而后工”论
• 欧孟東野序
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
》：大凡物不得其
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
平则鸣……人之于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答洪驹父书》：《骂犬文》虽雄奇，然不可作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儒家传统诗教说。
二、诗歌创作“以理为主”，有精博的学问为基础
《与王观复书》：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论作诗文》：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与徐师川书》：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

第二章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第二章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变革。

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①立国未久各种危机激起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

②文官官僚制度成熟使士大夫依附于国家政权。

③“三教合一”的趋向开始形成。

陈亮《铨选资格》：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

第一节道统文学观的盛张一、石介（1005—1045）1、对西昆的批评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西昆，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

《怪说》指斥杨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

2、否认文学价值要求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

废弃艺术，诗文成为附庸。

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

尹洙《志古堂记》：如有志于古，当臵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

二、理学家的文学观1、周敦颐“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

《文辞》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

但仍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

2、程颢、程颐更纯粹的道学立场。

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

修正石介等人尊韩的不彻底性及韩愈本身的矛盾，认为致力于文章有害于道。

《二程遗书》：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

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

斥杜甫的写景诗为“闲言语”，责问：“道出做甚？”三、欧阳修等的文道观（见后）文学变革虽早于理学转盛，但受到道统文学观的影响和约制。

第二节梅尧臣、苏舜钦的诗吸取白、韩诗歌特点，题材感情和语言形式的新尝试。

一、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

有《宛陵先生文集》。

众多方向上开启宋诗的道路。

《后村诗话》：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

1、对西昆的纠正强调《诗经》以来的现实传统，反对娱乐、游戏倾向。

《答裴送序意》：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

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

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