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

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与方法论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潮州521041）

摘要：重写近代学术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重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自觉方面，应该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本来应该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它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关键词：重写近代学术史；体例；方法自觉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演变路径、主要成就与当代价值》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A770043.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近年来，“重写学术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李学勤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揭开了“重写学术史”的讨论与反思。学术史的纂述并不是固定的、僵死的，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观和占有的史料，重写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P9)其论述充分说明时代变迁与历史编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因而借助历史事实去解析和重构历史成为“重写学术史”的内在张力，英国学者E.H.卡尔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P115)“重写学术史”应该借助已逝的学术史事实，采用恰当的体例、史观与方法，以全新的思路、客观公正的立场再现学术发展的历程，梳理学术发展的源流脉络，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规律。这些都应该属于“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此“重写学术史”才有意义、有价值。

在“重写学术史”语境下，探讨相对客观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叙事方式、内在理路，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价值，应该说对于“重写学术史”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李学勤先生对此发表颇有见地的看法：“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3]（P9）。又说：“学术史的考察研究，是探讨中国文化本质的核心课题。历史上每逢文化演变的关键时期，人们便感觉到对过去学术做回顾的必要，近世更是如此。”[4]（P12）近代学术史的编纂应该从学术本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由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编纂体例、方法论自觉两个方面一申管见，以推进对“重写学术史”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

“重写学术史”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体例最便于阐述中国近代学术纷繁复杂的现实，所以体例问题对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过去那种视体裁体例为单纯的技术问题的看法是有偏颇的，应当着力阐明如下观点：第一，体例之所以在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是史学家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之重要载体。它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才、学、识和史德的明显尺度。历代的学者，无论你对历

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之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之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之精当、宏富，表述如何之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纂这一载体容纳和表述出来。第二，史家长期研究的成果，也必须依赖历史编纂的恰当运用，才能传世行远。因此，卓越的史家无不重视历史编纂的改革与创新。白寿彝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史书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所谓才、学、识,章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5]（P23）总之，应当对体例重新作学术定位，充分认识其在“重写学术史”方面的价值。

王学典认为学术史叙事有自己的体例和章法，笔者很赞同他的观点：“所以与普通历史写作一样,学术史写作必须选择与取舍,而选择与取舍必须有依据、有原则、有体例、有章法,这样,作者的先在预设和社会历史立场,乃至作者对学术本身的把握和偏好,当然就成为学术史叙事中最能动的要素”[6]。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体为主，辅以目录体、纪传体等多种编纂形式，它们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编纂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学案体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以记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体裁。其体例为：每学案前先设一表，备举师友弟子，标明学派渊源及传授系统。每一案主均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对案主学术论著，均一一注明出处，材料采选颇为广泛，为深入研讨其学术思想提供方便。案主小传后，另有附录，载其遗闻轶事。亦附时人及后学之评论，备录其短长得失，以供后学自行判断。其中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学案体有创始之功，设学案以明“学脉”、写案语以示宗旨、选精萃以明原著,这三个要素的互为犄角,使学案体构成了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有机整体[7]。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指按语，是作者对学派源流及、学术事件做出分析、评判的学术著述形式。黄宗羲以“学”阐释学术、学派之分合，以“案”梳理明代学术主线，揭示明代学术宗旨与思想，它“以人为中心”展开，实质上是一种思想史的写作体例。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认为心学为明代学术之主线，故详细梳理了明代心学演变发展的轨迹，他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8](卷十姚江学案序) 此前的学术史著作主要是学者人物传记，不能反映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采取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传纪体。《明儒学案》编纂形式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善于揭示学术演变发展的主线，从学术内在的理路来阐释学术的宗旨和思想，正确地评点学人的精神。黄宗羲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编纂对学人治学宗旨和精神阐释不够，他认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

[7](凡例）基于对学术宗旨重要性的认知，黄宗羲确定的编纂指导思想在于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揭示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7](凡例）因此，黄宗羲对于学派和学者的学术思想，都尽量揭明其自得之见，发明其学术内涵与与精神。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提炼不同学说中的内在价值。《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力求深刻反映明代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