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人本中道模式

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人本中道模式

曾飞

政治哲学属于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由于政治现象是变动不居的，所以任何政治哲学都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创立的。政治哲学在整个政治学中具有基础的和指导的作用，其进展对整个政治学的研究水平和发展状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对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社会整合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与价值。……美国政治学者阿尔弗雷德·科班指出，所有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都认为自己的著作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在写作时都心怀实践企图，其目标都在于影响现实的政治行为。他们写作是为了谴责或者支持现存的制度；为政治系统进行辩护，或者劝说他们的同胞改变这个系统”。阿兰·艾萨克也指出，规范活动是政治哲学家的主要活动，这种活动包括：描绘出一幅幅最好的国家或最好的政治系统的蓝图；举荐自认为适宜且正确的政治目标；先提出一种终极目标或价值，然后再描述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手段，等等。（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政治学卷》总序）无论是支持现存的制度还是为理想的政治系统进行辩护，说白了就是为了证明某种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给某种政治统治提供理论支持。

虽然东西方政治哲学的终极宗旨都在于执政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论证，但因为东西方政治哲学的差异，导致了政治模式的分野。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全盘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根本行不通。这样的生搬硬套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必须正本清源，迅速纠正，以免害民误国。

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权力”与“法治”。基本的思维方法是理性思维。

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则是“人本”与“中道”。基本的思维方法是阴阳思维，也就是整体思维（模式思维、审美思维）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并用。

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使用二分法、逻辑、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从自由与权利等诸多要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证明，综合而得出执政的整体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结论。在理性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方社会，很容易让愚民们信服当权者自己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也可以很方便地宣布半殖民地国家里他们所不满意的当权者的政治统治不具有合法性，而提供武力推翻他们的正当理由。但是科学方法论明确表明，他们所用的这种先分析然后综合的方法本身并不具有正当性。因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哲学理论的偏颇，自然引发西方政治实践的致命伤：当代垄断资本统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动摇。

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用模式方法、“人本”与“中道”的模式结构阐明执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所谓的“人本”与“中道”的观念，通俗地讲其实就是以人为本，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依归；以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方式达到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目的的现代政治基本原则。这与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权力”与“法治”的一整套“科学”逻辑系统掩饰下的以上等人为本，从极少数人的的利益为出发点和依归；以貌似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方式达到维护及少数人利益的目的的现代政治基本原则有根本性的差别。

系统的状态是“人本”的目的控制“中道”的手段，形成下乾上坤的泰卦结构；这种结构阳气上升，阴气下沉而互相交融，象征通达安泰，目的与手段呈现相互交合的态势；顺畅通达，系统处于开放状态，会逐渐强大起来。如果系统的状态是手段掩盖，甚至替代了目的，目的仅仅成了炫耀的空洞口号，以至成为不良行为的遮羞布，则形成下坤上乾的否卦结构。这种结构象征着闭塞和不通畅，系统处于封闭状态，社会就会逐渐弱小下去。如果系统的目的被手段所掩盖，而手段反而成了唯一的控制力量，目的与手段实际上已经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了，这时阳在阴上，阳气上升，而阴气下沉，相互分离，阴阳因而不能互相交合，所以闭塞不通，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相脱离，只能起破坏作用，导致系统的灾难。由此，领导集团的政治统治，如果处于“人本”的目的控制“中道”的手段，形成泰卦结构的时候，政治统治或执政就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相反，领导集团的政治统治，如果处于“中道”的手段抑制“人本”的目的，或者政治权力决定经济利益的否卦结构的时候，政治统治或执政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中国现代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包含吸收了马克思的人本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以孔子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为基本命题，它涉及到政治的合法性。认为任何王者的统治合法性都来自天命，而天命以民意为其实质内涵。在这里，“人本”影响着“中道”，依然是泰卦结构。此后，这个基本命题又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化。

到了汉代，“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基本命题经过演化而成了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说”。《董仲舒“君权天授说”疏理》说：“董仲舒作为汉代儒家的集大成者，其在政治上继孔孟之理，以社会现实为根基，极力推崇维护君权。但是，他的君权学说是以‘天道观’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人不能直接与天联系，只有通过帝王或圣王作为中介才能与天相通。因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正是在这个天人感应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观。然而，董仲舒并不认同君权天授下君王可以无所拘束，君王同样要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行为，若不，上天会降灾异，收回天命。“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就是这一体现。相反，欲天降祥瑞，君王就要做到政治清明，实施仁政。他认为，政治弊害莫大于贫富对立，这源于“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而为防止“盗”、“暴”的现象，统治者务必使富者足以示贵为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另外，君王要注意到“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只有这样，君王才能长治久安，稳固统治秩序。可

见，董仲舒的“君权天授”不是绝对的，它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相对君权。”在这里，“中道”影响“人本”，开始转化为否卦结构。

到了明、清时代，“君权天授说”的基本命题又进一步演化为朱熹“君为臣纲”的天理论。《朱熹天理论框架中的君王观念》说：“朱熹以天理为最高范畴建立了其理学思想体系，并基于天理论的框架，对君主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君主的地位是与天理联系在一起的，天理需要君主的扶持才不至于倾倒，天下众民的天理之性也需要君主辅助引导才能保全不失。君主对于天地运转、人性保全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这一论证，君权就具有了天理的依据。为了论证君主地位的神圣性，朱熹还把‘君为臣纲’的原则作为至高天理的体现，以此论证其神圣性与合理性。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治设计中时，朱熹强调对君主的尊崇，要求人们‘尊君亲上’，希望在君主与臣民之间确立截然不可逾越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朱熹的政治思维中，尊君已经成为天理的内在要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并未因此放弃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批判与抨击。他曾批评孝宗因循苟且，虚度岁月，不仅不足以致治，反而足以召乱。其言辞激烈，锋芒毕露，毫不避忌。他甚至还批评宁宗皇帝‘独断’。这种批评，已经触及了君王的权限问题，被认为是达到了传统体制下批判皇帝专制的极限。”在这里，“天道”决定“人本”，已经完全转化为否卦结构。

到了现代，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当代》说：“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实践、人的解放、人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开端、过程和归宿，也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以揭示人的实践、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规律为己任的人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但是，马克思以后的共产党人大多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忽视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以致20世纪末在苏联和东欧出现了人民被共产党所忽视、共产党被人民所抛弃的重大历史事

件。”“‘人本’思想是相对于‘神本’、‘官本’、‘金本’等思想而言的，而且是为着反对这些‘非人本’思想而提出来的。‘人本’与‘非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并相互斗争着。大致说来，奴隶主阶级奉行的是‘神本’思想，封建地主阶级奉行的是‘官本’思想；虽然资产阶级很早就提出了‘人本’思想，但他们实际奉行的乃是‘金本’思想。在科学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促进‘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事业。”

而姜中林先生则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人’的首要地位，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我国当前强调的‘以人为本’也是有密切相关的，以及与管理学中重视的‘人本管理’也有联系，反观当前社会现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

‘人’的关系，以及当前怎样看待‘人’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正式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