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制度改革_原理_原则与目标

可以合理引导，但不能强制执行。因此，对于流转权和收益权主体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基层地方政府掌握宅基地的规划管理权，规范流转底线，引导改革方向；同时通过税收等手段来调节收益分配，而不是主动参与。村集体和农民掌握宅基地的流转权和收益权，在法规和政府规划部门的指导下主导改革的方向。

（三）严格土地管理

市场机制的一大弊病是在资源保护和公平分配等方面存在市场失灵。因此，即使在土地市场高度发育的美国，以规划和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也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我国的土地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是统筹规划，即农村宅基地位置、形态的变化要与事先的统筹规划相匹配；第二是分类管理，即按土地用途分类进行管理；第三是用途管制，即设定宅基地用途转换的边界条件；第四是严格审批，即对宅基地申请、流转、退出等环节，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审批程序。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放开一部分”，必须对应着“收紧另一部分”。所谓的“另一部分”包含了耕地保护、用途管制、农民最低居住保障等政策底线，也是“放开的那部分”的底线。任何改革方案，若找不到“收紧另一部分”的有效机制，就必然难以被决策层接受。从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十六字原则”便可发现，“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四条原则中，两条是关于土地管理的。

（四）分类改革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和农民所处区域与特点不同，我国的宅基地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所采取的改革路径也应因地制宜，这时分类思维显得很重要。对于高市场化的农村和非农化的个人而言，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已显得更为弱化，若仍然强调单一的居住保障功能，农村和个人的发展都将反受桎梏。这时宅基地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合理化就需要激活宅基地的财产功能，而弱化其保障功能；相反，在仍然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内地传统农村和传统农民，宅基地的保障功能仍然十分重要，因此应在完善其居住保障功能的前提下，探索构建其财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