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东晋重要的诗人

小谈“靖节征士”

陶渊明是东晋重要的诗人，人们的心目中的陶渊明似乎是个隐逸的隐者，飘逸洒脱的外在形象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忧伤与内心痛苦。细细品味之下，发现陶渊明的思想似儒非儒、似道非道，异常复杂，不能简单的化为一派一家。所以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

陶潜字渊明，又字元亮。死后，其友朋私谥其为“靖节征士”，故又称陶靖节。靖，安静的意思，节，应该是气节的意思，征士在辞海里的意思是曾经朝廷征聘而不肯受职的隐士。”

从以上对“靖节征士”释义中，至少可看出四点信息：恬淡静怡、操守高尚、为朝廷重视、隐士，这无疑准确的概括了陶潜一生之志趣，而且这与今日流传千古的陶潜形象确实吻合，人们提到陶渊明，心目中无疑首先浮现出以上四个关键词。但细细读罢陶潜诗集，发现这样的几点似乎仍显不够。一．思想背景

陶渊明经历了晋宋更迭的重大历史事件。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乱世之一，社会动荡程度远超人们想象。我们知道，在一个盛世、中央政权强大的情况下，儒家能起到他教化人民、治邦安国的作用。但是在魏晋乃至南北朝，这样一个中央政权不稳、社会极度动荡的时代，两汉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在曹丕登基为皇帝的那一刻就宣告结束。

曹魏、司马晋以及后来的南朝一反两汉的“以忠孝治天下”而主张“以孝治天下”，实际上透露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尴尬——篡位夺权。李密在《陈情表》中一句“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就委婉的表达了司马家族不光彩的建国史。皇帝已是不忠，已经违反了儒家教义，下层人民又怎能太较孔子的真儿呢？

儒家已经不能再维持它的教化作用，人们就把眼光投向了道家。

陶渊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思想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更多的表现为各种思想的交织杂糅。陶渊明一生的作品中，既有引用儒道经典，又有引用道家经典。虽然通过这种方法不可能精确的表现出陶渊明思想的全部，但仍隐隐约约能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隐者。儒道本是两种迥异的思想，但陶诗中大量引用两家经典，尤其是儒家，在其归隐后，诗中仍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原因何在二．陶诗矛盾情节原因探究

陶渊明的曾祖父为东晋陶侃，在东晋东渡，政权未稳时，功勋卓著,他升任太尉,兼八州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个左右帝国政局的人物。而因为魏晋是一个重阀阅的时代，士人们以河洛为中心,其他士人则甚受轻视。所以由于这一门阀制度的影响，陶氏一族缺少皇权的“关照”。陶侃之子陶称在陶侃死后即被庾亮以叛变罪诛杀，其家族特权的不稳性由此

可见一斑。因此到了陶渊明这一辈家道就衰败了。

年仅二十一岁的陶渊明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以乞食填饱肚子。想起祖上金戈铁马、纵横沙场、为国尽忠，再对比此时的尴尬处境，可知陶渊明心中一定充满了无奈、伤感和痛苦，这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愧我非韩才”的怒吼。为家族生业记，缺少门第背景的陶渊明不得不在亲戚的帮助下担任江州之祭酒、州府小职、镇军军府参军、刘敬宣建威将军军府参军、彭泽令等无关痛痒的职位。最后公元406年，四十二岁的陶渊明终于“不能为五斗折腰向乡里小儿”，怒罢官而去，开始了隐居的一生。

陶渊明的父亲常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背负着这种沉重的道德十字架，陶渊明不能不思进取，甚至隐居后也不敢忘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训。他自己在《饮酒》诗中也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指儒家的六部经典。这已经说明他年少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再如他五十岁时写的《杂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显然，陶渊明年轻时远大报负，梦想建功立业。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初志并非如此。只是仕途坎坷，建功立业的志向已经被门阀制的现实所打破，他才归隐田园，并不是真的忘怀了现实，生来就要作隐士。躬耕田园，是对黑暗现实的另一种

抗议。

正是这种被迫的、心有不甘的隐居，所以他选择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乡村，而非人迹罕至的山水之间。在他决定躬耕以自资、“守拙归园田”后在《饮酒》其三中写道：“清晨叩门声，倒裳往自开。”把他急忙迎客的窘态暴露无遗。他的这种隐居跟诸葛亮静观天下事变的隐居有点类似，而不像同时代的孙登等人的隐居。只不过孔明后来有人慧眼识珠，而在这用人制度死板的朝代，渊明只能空守拙园、寂寞一生。

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靖节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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