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郑永年 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
郑永年: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郑永年2014年06月03日郑永年专栏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意在避免亚洲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
实现这一战略的方法和策略很重要。
如果方法和策略失误,就会走向反面。
如果从美国的自我认知、美国和亚洲盟国的互动方式、中国的崛起方式,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互动方式来看,尽管美国在亚洲有所获,但失去更多。
美国的自我认知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意识基础,也是“重返亚洲”的意识基础。
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是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在这背后是浓厚的道德主义情绪。
所谓的道德主义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行为“道德化”。
美国历来把自己视为道德的象征,是一个仁慈的国际霸权。
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也认为其他国家都会接受。
例如,美国在把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俄罗斯后院时,会对俄国说:“我是仁慈的,这样做是我的权利,而且对你不仅无害,反而有好处。
”同样的,美国在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中国后院时,也会对中国说同样的话。
当然,如果俄国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话,世界会太平。
但如果这些国家不信,美国会把它们“妖魔化”,并想方设法来惩罚它们。
美国自我“道德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美国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高度使命感,要改造世界,把其他国家都改造成为“更像我们这”(more like us)的国家。
因此,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便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做世界大国领袖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崛起,但基本上还是个孤立的大国。
是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造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
欧洲主权国家为了欧洲领导权发生战争,战争后谁也没有能力来领导西方,新崛起的美国就被邀请成为领袖。
第三,二战后,美国领导整个西方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更是最终通过竞争促成苏联的解体。
第四,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确强大无比,其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军事力量都是其他国家仿效和学习的对象。
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与西化政策
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与西化政策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故事,其过程中西化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期,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而迅速的现代化变革,将其从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接受了大量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思想、技术和政策,影响了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它标志着日本从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国家。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来文化和技术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随着日本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1853年美国海军上将马修·佩里的访问,日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
为了与外国列强抗衡,日本开始实施西化政策。
西化政策的核心是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以促进国内的现代化进程。
这些政策包括改革教育体系、推行近代法律和制度、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和工业体系。
改革教育体系是实施西化政策的重要方面之一。
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并将之应用于自己的教育体系中。
学生们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获得了现代化的教育。
这项改革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化思维和知识的人才,为其后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此外,日本还推行了近代法律和制度的改革。
政府借鉴了西方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了近代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
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也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和工业体系也是在西化政策的推动下进行的。
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为了与西方列强保持一定的平衡,日本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军队的改革和现代化。
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日本迅速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高了自身的军事实力。
同样地,为了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日本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日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模式,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陈乔之邵镔: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作者:陈乔之邵镔摘要: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结合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美国政治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多元社会模式。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关键词:决策模式;政策;关系正常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 3 次辩论。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第二次辩论贯穿整个 70 年代,核心是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三次是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本文回顾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次辩论,试图从中找出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一、尼克松:大步流星从 1949 年到 1969 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孤立、遏制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
在美国,素以“反共斗士”著称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美国人信赖他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相信他不会重蹈民主党在 40 年代末的覆辙。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狂热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计算,珍宝岛的枪声使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
当时中国高层的基本判断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1](P225)。
从国际形势看,美攻苏守让位于苏攻美守,中美联合抗苏成为可能。
尽管苏联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苏三角战略态势的转换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主动,其中美国的主动性尤为明显,而苏联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打开中国大门的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尼克松本人。
1967 年,尼克松就在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他认为将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是不明智的。
对待日本 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
对待日本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尽管中国周边有诸多可能导致中国国际环境恶化的因素,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之争、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南海主权之争和中国印度领土主权之争,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具有实质性威胁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之争。
除了中日民族主义之争之外,日本在亚洲实力强大。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从人均国民所得来看,远较中国强大。
在社会层面,日本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不需要政府就可以进行有效自我管理的程度。
并且深深植根于日本民众的“国家忠诚”观念使得日本政府具有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在军事上,日本自卫队已经发展到和一般军队相差无几,各方面的军事力量领先中国。
尽管从理论上说,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日本所拥有的核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能够将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型成为一个强大的核武器国家。
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因素,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远较中国强大。
毫无疑问,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一定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国际环境。
首先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已经对中日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旅游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近来日本企业从中国转向缅甸、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动向,一方面与中国国内劳动力以及资源的费用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受民间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
也就是说,尽管中日经济已经高度依赖,并且日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不足以促使日本因为经济利益而和中国妥协。
日资流向东南亚国家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开拓这个区域(尤其是缅甸),成为日本经济的新空间。
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主义已经给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往来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妨碍两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理性思维。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民族主义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争相利用以达成其政治目的。
而当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整个国家命运都会被其所“挟持”,从而使民族主义走上导致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归路。
日本正常国家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分析
法 化 。对 自卫 队 的战 略 和组 织 进 行 改造 , 在组 织 上
1 服务亚太 战 略 。美 国的对 日政 策是 以本 国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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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的支持动 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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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2卷 第 8期 ( 0 0年 8月) 21
山西 高等学校社 会科 学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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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日本 社会 关 注 , 为 多 次 再 版 的 畅销 书 , 泽 的 成 小 “ 正常 国家 ” 也 随之 流行 于世 。小泽 一 郎认 为 , 论 战 后 E本 同意 不拥有 军 队 、 弃 主 权 国家 所 拥 有 的交 t 放
二 、 国 因素对 日本 正 常 国家 的推 进 美
美 国 国内对 于 日本 “ 常 国家 ” 正 内涵 的关 注 不
美国占领与日本战后不彻底的民主改革
美国占领与日本战后不彻底的“民主改革”日本战败之后, 美国随即以联合国的名义占领日本。
其于日本以“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为标的, 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行所谓“战后日本民主改革”, 诸如抢占占领者主导地位, 进行“间接统治”、推动“民主化”, 颁布新宪等等。
美国的占领政策固然在某种层面上具有时代意义, 然而其对日本固有的深具封建色彩的社会基盘没有, 也无法作根本的触动, 紧接“冷战”的需要, 又对日本旧政治、文化形态采取容留与温存的态度。
这就使占领的最后结果并未达至“根绝军国主义”的目的, 而留下无尽的历史隐患。
一、抢占主导与“间接统治”美国进入日本, 首着先鞭的是设置占领机构。
日本战败后即建立了由美、英、苏、中、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荷兰、菲律宾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 Eeastern Commission)。
另外还在日本设立“对日理事会”作为总司令部的咨询机构。
然而这些组织仅具原则上的象征意义, 美国凭藉占领日本时的“特殊作为”, 没有在独占日本的问题上作丝毫的让步。
此后的日子里, 由美国独家支配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战后重建事务。
对日管理的目的纵有无数, 而为其要者则为: 其一、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
其二、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
如坂本太郎所说, 上述目的, 日本“在短时间里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
为了实现“改造”日本的目标, “公职驱逐”与旧政体解散的工作随即在日本展开。
1945年9月, 日本军队与其所属机关被“一卒不留”地遣散, 同月将东条英机作为一级战犯逮捕, 并处以绞刑。
1946年1月4日, GHQ发出解散右翼团体及裁撤军国主义头目公职的指令, 规定所有战争的“协助者”, 一概从政界、经济界、言论界的岗位上离开, 结果约12万名旧政府公务员遭到“放逐”(解职)的命运。
郑永年 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郑永年亚洲民主(化)的吊诡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
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
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
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
(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
)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
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
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
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
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
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
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
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
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
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
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
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体制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
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
中日若开战,美国会不会插手?
中日若开战,美国会不会插手?日本自民党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升级至今,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导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美日同盟。
因此,无论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当事国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美国因素。
这是具有很大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美国的“日本困境”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不是说美、日两国是一体的,但如果不能对美日同盟有正确的理解,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
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着一种困局,我们暂且把此称为美国的“日本困境”。
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国的“日本困境”来自美日同盟。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使得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结束。
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1.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和历史观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
但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
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
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
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
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
(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
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
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发生领土争端
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发生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
有中国军方人士曾说:中国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决不打第一枪,在我国周边打仗,我们谁都不怕。
此言不虚,按照目前中国的军力远当在日本自卫队之上,和越南、菲律宾等的军事实力比较,优势有着几个量级。
因此,即使中国使用武力夺取争议岛屿主权,也不过是快刀切豆腐。
那为什么不出手呢?因为中国必须要衡量使用武力的利弊得失,而且当前国际对武力解决争端有很大制约力,其中美国军事力量是重要因素。
使用武力解决岛屿争议会带来的利益:1、中国可立即恢复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主权,获得这些岛屿及相关海域的实际控制2、在第一岛链上打开了缺口,拥有自钓鱼岛水道直通太平洋的便利;实际控制全部南海。
3、立即拥有了南海(储量约2170亿桶)的油气资源及其他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权,可极大缓解我国依赖石油进口的压力,可极大地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4、拥有控制东海、南海海上通道的潜在能力,具有巨大的海洋战略利益。
当然还他利益和好处,但是,武力夺取岛屿主权,带来的危险可能更大。
人们曾说中东是战争的火药桶,但近来不少人说南海局势牵动了世界神经。
那么武力夺岛会对中国带来那些危害呢?1、与周边国家矛盾激化,中国和平发展将名存实亡。
同中国有岛屿主权争端的国家不止一两个,它们在岛争问题上利益一致。
如果中国用武力夺取领土,在我们认为是保卫主权的合法行为,可是它们并不这样认为。
它们必然会在全力反华的同时,鼓动其他国家一起对抗中国。
而那些与中国有矛盾或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国家也就会拉开与中国的距离,随时会与中国激化关系。
这样,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恶化,很难保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2、如果动武,某些小国必然抱团华反,更紧地投靠美国。
一旦开战,对方会倾尽全力与中国作战,中国也会摧毁敌方2/3以上的军事实力,但不可能攻击对方的本土和彻底摧毁其军事力量。
我国的军事家们一直预测:美国不会与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对抗,为了自己利益,它不会为这些小国去火中取栗,而会躲得很远。
美国对日政策演变:从“九一八”到珍珠港
美国对日政策演变:从“九一八”到珍珠港摘要:从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到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这十年间是美国和日本在亚太地区争夺最激烈的时期。
开始时美国因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上孤立主义盛行对日本的扩张采取了妥协绥靖的政策。
但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扩大美国开始转变对日政策,从绥靖到遏制,最后采取强硬的制裁。
而此时的日本已在扩张的道路上难以回头直至铤而走险与美国开战。
这十年间美国与日本关系的演变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对这十年间的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做一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急需对外扩张转嫁国内危机。
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美国苦于国内经济危机并且不愿意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最终导致了以牺牲中国为基础的“不承认主义”的出台。
罗斯福上台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美国国内实施“新政”并且深受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也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
虽然罗斯福本人不对日本存有幻想但为了在国内推行“新政”争取连任也向孤立主义势力让步。
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对日本的政策甚至比“不承认主义”还要倒退。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
美国对日政策也开始有了转变,1937年10月,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对日本表示谴责。
但依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在之后的“帕奈号”事件,美国也接受了日本的所谓道歉。
但是之后不久美国宣布对日实施“道义禁运”,显示了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向强硬。
1940年,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对此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反应,但对与日本开战美国还是在尽量避免以争取时间。
1941年,日本加快了南进的步伐。
美国对日政策也从警告、威胁、禁运,上升到了全面的经济制裁。
但此时美国仍希望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来达到避免美日战争的目的。
然而日本已在侵略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并且美日分歧巨大难以达成和解,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从战败国到经济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从战败国到经济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一个失败国家面临了诸多挑战和困境。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成功地经历了从战败国到经济大国的蜕变。
本文将探讨日本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努力,从战败国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
一、战后重建与美国的协助二战结束时,日本的经济几乎彻底崩溃。
其工业基础被摧毁,国内的资源供应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然而,通过美国的援助和支持,日本得以开始战后重建进程。
1945年,美国推出了“麦克阿瑟宪法”作为临时性政府,帮助日本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同时,美国还提供了大量的财务援助和技术转让,使得日本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力。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实施为了重建经济,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战略。
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
日本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和先进技术,大量出口制造产品。
通过出口,日本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汽车、电子和钢铁等行业,日本的出口额大幅增加,逐渐走向世界的舞台。
三、教育体制的改革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为了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日本政府进行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
日本重视教育的普及和素质的提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务教育制度,并提供免费高等教育。
通过培养出大批的高素质人才,日本不仅提高了自身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四、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科技创新的推动在日本的经济转型中,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引入了西方的管理理念,如质量管理和精益生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同时,日本政府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并提供了相关的支持和资源。
这些措施使得日本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技术,保持了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五、战后和平与亚洲经济合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深重的创伤,所以战后和平成为了日本发展的重要基石。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平外交,主动深化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是随着各种形势的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
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美、日的国内因素也是促使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原因。
1、冷战与美国对日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战后初期,美国在远东试图利用中国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占领日本最初的2年中,基本上采取了严厉的改造政策,其目的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之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冷战的发展却促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和转变。
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则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
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苏联影响的扩张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这种重视甚至达到恐惧的程度,“到1948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已经牵涉到国际上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不得不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了!随着中国内战的蔓延,特别是1947年后半期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美国已不再看重这个即将被内战摧垮的国家的战略价值,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对日政策的调整涉及到对日媾和、美国占领军的撤离、美国在远东和日本的地位等许多问题。
早在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已正式开始考虑对日媾和及缔结和约问题,他们当时虽并不看好中国的形势,但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蒋也在非常卖力地打内战。
这样,美国对日政策重点还是彻底改造日本,国务院远东司在1946年底1947年初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博顿草案”)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战争赔偿以及战争清算问题仍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
到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促使美国政府考虑加快调整对日政策,国务院、陆军部和占领当局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争论。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各方辩论的深入而逐步完成的。
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及对日本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及对日本的影响[摘要]: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兴风作浪,使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犯下滔天罪行。
1941年日本更是将贪婪的魔爪伸向美国,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占领日本,由于曾经尝试到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巨大危害性,美国对日本实施了旨在铲除军国主义实行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日本的命运也在美国的统治下发生着变化。
[关键词]:二战;美国;日本;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欧洲作战都是远离本土,本国领土从未受到袭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日本法西斯主义却悍然制造事端,偷袭珍珠港,给美国海军以重创,自己几乎毫发无损。
这种卑劣的行为激起了美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随后宣战。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败国必然受到制裁。
美国在战争中领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怕性,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决定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政策,肃清其军国主义力量,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份子,并承担对战胜国的赔偿义务,这些都是要达到两个目标,即“日本确实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世界和平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即尊重他国权利,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所显示之美国目的的政府”。
为了在远东建立一个支持美国的从属国日本,以适应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在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改造。
军事上,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建立占领体制,解除日军武装和军事机构。
在日本投降前,麦克阿瑟就向杜鲁门建议单独占领日本,杜鲁门表示同感说:“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1945年8月底美国进驻日本,排斥苏联等其他盟国对日占领,虽然设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但实际上最后决定权和执行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
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并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特权,指令“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隶属于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德贵官,贵官的权限是最高的。
一份让安倍们既恨又怕的文件纪念《波茨坦公告》发表70周年
一份让安倍们既恨又怕的文件——纪念《波茨坦通告》发布70周年“记着历史,而不是记着愤恨!”人民网强国论坛特别推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功 70 周年”系列访谈,希望唤起每一个和善的人对和平的神往和固守,防止历史惨剧重演。
今年 7 月 26 日是《波茨坦通告》发布 70 周年龄念日。
70 年前,中美英三国发布了督促日本军国主义投诚的《波茨坦通告》,这份通告对此后的国际形势产生了如何的影响?关于今日的中日关系有着如何的借鉴意义?近期,强国论坛专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对此进行了出色解读。
《波茨坦通告》的发布从政治上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强国论坛:波茨坦公揭发布于 1945 年 7 月 26 日,为何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公布《波茨坦通告》,《波茨坦通告》在发布此后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产生了如何的影响?高洪:第一我们往返首一下 1945 年 7 月的战争形势。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战场,反法西斯阵营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法西斯德国已经投诚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也遇到重创,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紧紧拖住了数以百万的日军,太平洋战场上以美军为主的战斗力量也对日本发动了一系列重要战斗。
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说是马上崩溃。
并且到了 1945 年 7 月,实质上美国的原子弹已经试验成功了,苏联方面也依据原有的商定对发兵日本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从各个角度来说,已经做好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致命一击的准备。
正是在这么一个战争形势之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举行会见,时期草拟了督促日本无条件投诚的备忘录,在电请蒋介石署名以后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公布,称为《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诚之波茨坦通告》,简称《波茨坦通告》。
《波茨坦通告》的发布从政治上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也使日本当时的军部公司极为惊慌。
8 月6 日、 9 日,美国在日真接踵投下两枚原子弹,第二枚原子弹投下的同日,苏军跃过中苏国境横扫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剩余力量,最后迫使日本天皇裕仁在8月14 日发布了休战诏书,经过广播方式宣告接受波茨坦通告的休战要求,这就是波茨坦通告在整个二战结束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过程中间发挥的最重点的作用。
东亚正走上一条通往战争的危险道路
东亚正走上一条通往战争的危险道路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6年第16期郑永年从很多迹象看,东亚正走上一条通往冲突乃至战争的危险道路。
无论是域外大国还是区域内较小国家,大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
于是,各方都打着“和平”的大旗来对付中国。
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洲”,说是为了通过“平衡中国”而维持区域和平。
日本想通过“国家正常化”来抗衡中国力量,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淡化甚至合法化其发动亚洲战争的历史。
很多研究发现,区域内军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一场军事竞赛变得不可避免。
不过,军事竞争最终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
既然很多国家视中国为“敌人”,中国也必然会做出回应,并且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回应。
这样,未来东亚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不是冷战,就像当年美苏冷战一样;要不是局部性甚至区域性冲突。
无论哪一个局面,对东亚社会来说都会是灾难性的结局。
东亚地区是如何实现和平的呢?这是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回避的问题。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政治界尽管表面上对东亚稳定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来回答东亚和平的问题。
但对东亚社会来说,必须回答“东亚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这个问题,因为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意识到和平来之不易和今天东亚所处的危险局面。
至少以下因素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和平。
本区域的主流话语第一,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个角落。
第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且中国也通过改革自己的体制和世界体系“接轨”。
第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本区域内部各国政府都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四,在这段时间里,经贸话语是本区域的主流话语,战略话语居于次要位置。
东亚的局势变化是否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或者如西方所说的从“温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见得。
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向没有多大的关联。
日本国家正常化和美国态度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一是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
二是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是扩展自卫队的职能。
四是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
五是国内教育法改革。
六是全球性外交拓展。
二、美国的认识与对策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概念的定位具体、清晰,认为日本期待获得更多权利并发挥更大作用,重点在于军事正常化。
这既是美国对日本战略规划的推测和判断,也反映出其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利益需求。
美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
首先,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
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在敦促日本分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第三,适当管理日本在亚洲的“冲突外交”,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
从主观方面看,美国对于控制日本未来的走向比较自信。
因日本长期以来弱势的角色意识、国际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显著欠缺,以及单一盟国现实导致的对美依赖,使得美国主流观点相信美至今仍有足够能力主导、至少是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进程,而地缘环境不佳的日本除了与美合作也别无选择。
三、美国相关对策的内在矛盾首先,美日双方的核心目标不同。
其次,双方关注的范围不同。
再次,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双方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最后,在总体上具有共识的军事“正常化”方面,美日的设想在程度和细节上也有不同。
四、美国对日政策的潜在问题一是鼓励自卫与驻军非法的矛盾。
二是利用日本与控制日本的矛盾。
美国军事基地在远东地区的合法地位是建立在美国代替日本行使自卫权的基础之上的,(35)如美国鼓励日本摆脱宪法约束,意味着承认日本已具有相关权利,这就对美国在日驻军的合法地位提出挑战。
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其政治“正常化”,而独立的政治外交也同样需要独立的军事力量来支撑。
这三是避重就轻与难以置身度外的矛盾。
四是维护和平与引发混乱的矛盾。
冷战前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冷战前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原因分析摘要: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一度非常苛刻,意图就是彻底打击日本,使其再也不能威胁到自己。
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的对日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转向扶持日本,这使得日本得以快速复苏。
冷战无疑是美国对日政策大转变的最重要原因,美国需要日本成为东亚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站,而日本也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关键词:美国;冷战;对日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的国力被消耗殆尽,战后日本的经济破败不堪。
但在短短十数年之后,日本却完成了经济的重建,重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一切都和美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美国冷战前后的对日政策大相径庭,从极力压制日本到扶持日本,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战后美国对日政策1945年9月,杜鲁门签署了《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这个文件规定了美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即“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使日本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并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念”。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文件中又对日本的领土范围、全面解除武装以及民主化建设等方面做了详细指导。
这份总体上对日态度强硬的文件基本上构成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占领与管制政策的总体框架。
為了打击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方面在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极为严厉的。
1945年年底,在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上,盟国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埃德·温鲍莱认为日本的工业设施“除维持最低限度的经济所必需者外,均应该被拆除”,而所谓最低限度是“不高于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为此,他还向总统提交了更为严厉的日本赔偿报告书,即“鲍莱赔偿计划”。
其中涉及到剥夺日本海外资产,利用战争赔款问题摧毁日本财阀等。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主旋律就是压制日本,让这个曾经的劲敌再也无法构成自己的威胁。
二、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1947年美国对日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首先是对日方针文件的修改,从所谓的《鲍莱赔偿计划》,再到1948年4月26日的《约翰斯顿报告》,美国把一份本来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严厉的建议书慢慢变质为一纸振兴日本经济的计划书。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对日政策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对日政策唐庆内容摘要文章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对日政策由软到硬的演变过程,说明美国对日政策是绥靖与遏制相结合,其核心是避免承担义务和卷入战争。
关键词门户开放太平洋战争东亚新秩序对日政策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远东,长时期存在着美国与日本的利益碰撞,两国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
20世纪30年代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国际形势极度动荡不安,美国为了保障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对日本采取了绥靖与遏制相结合的政策。
其核心是避免承担任何义务,孤立于战争纠纷之外,以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法,维持美国的“门户开放”,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维持美国的竞争优势,谋求长远目标——远东及世界霸权。
但是,这种政策面对东西方法西斯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最后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两国外交关系结束。
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美日矛盾及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作一分析。
一、三十年代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疯狂地争夺国外市场。
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由来以久的以中国为焦点的美日霸权之争再度激化。
地盘小,资源少的日本走上了穷兵黩武的法西斯侵略道路,矛头直指中国,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严重威胁。
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年代,美国的对外决策面临更多的国际国内复杂因素,远东政策在外交波涛中起伏不定,对日政策呈现软硬两面性特点。
30年代前半期,美日远东争霸矛盾暗中激化,美国的对日政策软弱无力,主要采取“不承认”、“不干涉”日本侵略的缓和政策。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
9月24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出备忘录,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退军队。
而关东军却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日本侵华势态逐步升级,虽有其它原因,但美国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不加区别对待的软弱态度,更是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直至日本完全控制东三省。
美国感到有从满洲资本市场被完全排挤出去的危险,对日态度才趋于强硬。
试析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试析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河西学院历旅学院甘肃张掖734000)【摘要】:中日两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政治、经济强国,两国关系必然是各自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之间虽然更多的是理解与友好,但是所经历的坎坷和阻力也不可忽视。
二战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存在强大的美国因素,美国显然在背后担任偏袒日本的角色。
中日之间由于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处于矛盾的关系也为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提供了机遇。
因次,在中日关系诸多的因素中,美国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关键词】:中日关系美国因素钓鱼岛问题影响一、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在现代史上的1931年日本轰炸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仍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与态度。
[1]战后,日本公然歪曲侵略历史。
首先,近2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大肆鼓吹否认侵略历史的谬论,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
全盘否认侵略历史。
其次,否认、掩盖侵略罪行,反对向被害者谢罪赔款。
最突出的就是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劳工以及“三光”政策的否认。
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无耻地将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说成是“自愿的商业行为”等。
[2]再次日本政要参拜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如曾担任日本首相的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都对靖国神社进行过参拜。
日本政要明知参拜不符合日本宪法,却一再参拜,意在强调对历史的否定表态。
最后是历史教科书问题,近年来日本政府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学者编写的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此举必然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以及日本国内正义人士的强烈强责。
面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态度,有其特定的原因: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使得军国主义在日本长期存在。
“正常国家”该由谁定义?
“正常国家”该由谁定义?正常,与异常对⽴、反义。
常,恒久、普遍、中庸的状态。
正常,符合恒久、普遍、中庸的那样⼀种状态。
异常,就是不正常了。
由于异常的状态有偶然性、边缘性,正常状态属于⼤多数,属于主流状态。
所以,正常的,⼀般都是⼤家肯定的,异常的,则为⼤家所诟病,⽐如疯⼦、傻⼦、呆⼦之类。
把国家分为正常国家和异常国家,好像是⽇本的发明。
因为,⽇本长期以来把“国家正常化”作为举国追求,时时刻刻都挂在嘴边,且持续付诸⾏动,说明⽇本是把⾃⼰视为“异常国家”的,打内⼼是不⾼兴、不服⽓的。
现在,被美国拿来⽤了。
尽管词句相同,语境却天差地别,正所谓“别有滋味在⼼头”。
9⽉7⽇,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佩尔给俄罗斯提出建议,希望俄罗斯具备西⽅国家的价值观,吸纳给美国、法国那样⾏事,成为⼀个“正常国家”。
这就有趣了。
⽇本⼈把⾃⼰视为“异常国家”,是以主权标准划线的,即⽇本是⼀个不具备完全主权的国家,需要改变。
在这⾥,⽇本是把绝⼤多数国家视为正常国家的,不具有“对抗性、排他性”。
⽽在美国⼈嘴⾥,就演变为以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划线,像美国、法国那样⾏事的,就是正常国家;不按美国、法国那样⾏事,就是异常国家。
这⽆异是冷战思维、对抗思维的变种,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逻辑。
美国如此定义正常国家与异常国家,不出意料的遭到俄罗斯的反击。
不过,俄罗斯被没有与美国争论正常与异常的标准,⽽是采⽤“归谬法”,直击美国这⼀“正常国家”的要害。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9⽇⼀针见⾎地指出:“假若真如美国防长所愿,俄罗斯也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所谓‘正常国家’。
因为如果要在国际舞台上学习美国,俄罗斯就不得不严重违反国际准则,对伊拉克、利⽐亚等国家狂轰滥炸。
俄罗斯还不得不从国家预算中拨出千百万美元,⽤于⼲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还应该向美国及其亲密盟友在2014年2⽉作过的那样,推翻乌克兰合法政府,⽀持政变分⼦上台。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则⼲脆说:对美国⽽⾔,未来的俄罗斯可能仍然“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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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
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
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
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
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
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
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
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
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
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
日本追求的“国家正常化”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其执政党突出强调的施政目标、高层官员的相关表态、政府国内外议程的显著调整以及民意和舆论的变化来看,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
这是日本争取“国家正常化”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安倍承诺在任内要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之一;二是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是小泉任内日本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安倍已表示将继续推进这一目标;三是扩展自卫队的职能。
这与修宪活动密切相关,是日本近年来多次出兵海外后,希望将其程式化并进一步扩展的新努力,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卫队作为独立军事力量发挥影响的能力并促使国际社会接受这一现实;四是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
安倍内阁已模仿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负责安全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并组成数十人的班子。
日本防卫厅已升格为独立的内阁部级单位防卫省,并首次向海外派驻了情报机构,自卫队三军也面临着相应的机构调整。
不久前日本参议院批准了《海洋基本法》,罕见地决定由首相亲任新设立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部长。
安倍内阁还在论证设立首相直辖的国家情报部的可行性,以提高首相官邸的管理职能;五是国内教育法改革。
教育改革也是安倍政府宣称的两大要务之一。
继1999年日本国会决定实施《国旗国歌法》后,日本新的《教育基本法》也在2006年底开始生效。
这是日本首次对1947年的该法初始版本进行全面修改,试图以此来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摆脱战后历史观的阴影,为日本“正常国家化”奠定思想基础;六是全球性外交拓展。
日本近年来明显扩展了其外交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些资源和区域大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宣称要建立横贯欧亚的“安全与繁荣之弧”,首次单方面调解巴以争端,2007年还计划在国外新设6所使馆并增加150名职员,创下二战以来其年新增使馆数量的最高纪录。
同时,日本外交还改变了以往的重商主义模式,小泉和安倍都将“民主”、人权因素视为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三个目标之一,不断试图建立所谓“民主联盟”。
此外,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还涉及核武器问题的讨论。
日本民间、前首相甚至现任政府高官都不断提出应拥有独立的核报复能力,其重视程度与强调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有目标是在各种内外实践基础上不断调整、充实的结果,当前的这些改变也不会是最后的变化。
这些目标并非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日本的强大本身并未依赖这些条件的存在;同时,日本的某些主张(如安倍声称自卫队可对朝鲜的导弹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已经超越正常国家公认的自然权利和基本需求。
因此,日本追求的这些内外目标,其影响明显已超出国界。
较之于日本历史上的类似呼声,其当前的诉求更强调主动性、涵盖更全面、改变更彻底、运作更系统,显示出日本不仅要恢复正常国家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还期待得到其经济地位可支撑的、独立的对内自我掌控能力,以及全面的对外影响力、控制力和干涉力,以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并分享更多权利。
二、美国的认识与对策美国国内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内涵的关注不多且观点接近,如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报告中提到:“日本领导人要使日本更加正常,具有包括宣布军队合法化以便参加集体安全部署并采取行动、在日本海域向怀有敌意的外国船只开火这些其他国家当然具有的权利。
”③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正常国家所指无非是在安保领域消除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针对日本的)禁忌和限制。
”④美国学者普雷布尔表示:“日本很想被当成一个正常国家——一个能保卫自己利益的国家。
”⑤艾伦•杜邦谈到,日本的外交和防务精英设想摆脱宪法约束,根据日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并形成制度和规范,从而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
这正是小泉在谈论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时所指的东西。
⑥在美国诸多智囊机构规划美国未来战略的《普林斯顿计划》中也提到:“日本对一个正常国家主体的成熟认知,以及对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利和与之相应的自卫权利的追求——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国家正常化’。
”⑦从这些表述来看,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概念的定位具体、清晰,认为日本期待获得更多权利并发挥更大作用,重点在于军事正常化。
这既是美国对日本战略规划的推测和判断,也反映出其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利益需求。
美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
美国各级官员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出这种期待,日本出兵海外更是布什政府强烈、持续、公开的要求。
⑧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就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一直受阻于日本的国内民意。
随着朝核危机的加剧、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小泉的上台,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深刻运动,其核心目标就是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作用,这与美国的对日需求不谋而合。
美国迅速抓住这一契机,初步确立了支持日本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正常化”运动的总体目标。
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期待日本继续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美国应支持日本逐渐“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允许其参加集体防卫,将其安全关注扩展到领土以外,允许日本获得适当的能力来支持联盟行动。
⑨为此,美国确立了以当前利益为中心、以扩大合作为目标、以军事协同为重点、以加强控制为保障的相关对策。
首先,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
获得集体自卫权是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最为关注的一个环节,也是将日本自卫队改造成美军合作伙伴的前提,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就此发表评论,直截了当对日本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并将其作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先决条件。
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京表示:“日本如果期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要放弃其和平宪法。
”⑩美国驻日大使希弗在日本发表演讲称,敌方导弹飞向日美任何一方时,美国都会试着击落,而日本不会。
日本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日美同盟很可能面临危机性事态。
(11)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在敦促日本分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对日本驻美大使说出一句广受关注的名言:“你们应加入反恐联盟,在远离日本的地区‘展示旗帜’。
”(12) 2004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我们(美日)的盟友关系不仅是双边安全合作,而且应是全球伙伴关系,以便提升共同的关注,解决问题并面对来自任何地区的挑战。
”(13)为此,美国采取了多种举措,包括扩展美日同盟的职能和范围,多次敦促日本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通过驻日美军基地调整、战区指挥中枢合并、美日军队信息共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手段加速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
但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后果也不乏忧虑。
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美日关系报告》在结尾部分提出,需要关注日本过于自信可能对美形成的挑战。
(14)为此美也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如促进日本装备的美国化,加强其对美依赖,阻碍其自主步伐;美国空间司令部令人吃惊地公开了日本间谍卫星的方位以警告其独立倾向;明确重申对日核保护义务并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等。
第三,适当管理日本在亚洲的“冲突外交”,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
日本“国家正常化”意味着改变现状,尤其是其突破历史限制的军事扩张很容易造成周边国家的恐慌以至引发紧张局势。
美国学者约翰•埃肯伯里认为,如果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宪法束缚被放开,将在其邻居中播散恐惧。
(15)但美国鼓励日本扩军的目标之一正是为了促使中日相互牵制以便渔利,只是并不期望日本的某些过激举动干扰美全球战略或使其自我孤立。
适当控制日本在亚洲的态势,既可防止其因树敌太多而失去利用价值,也有助于提高美国作为仲裁者的影响力。
在备受瞩目的慰安妇问题上,除了相对独立的美国议员不断提交相关提案谴责日本政府外,美国行政官员也开始在这一违背普世道德观念的议题上表达关注。
美驻日大使希弗公开表示,低估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影响是错误的。
2007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罕见地表态,希望日本正确、负责地承认所犯罪行的严重后果。
不过,美国政府并不期待广泛介入日本“国家正常化”过程中与邻国产生的争端,尤其是涉及到资源领土等实质问题时表态就更加慎重,控制而不是消除各种争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
美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访日期间的言论就颇微妙:“慰安妇问题可能是战争期间发生的最可悲的事情,但要由日本和当事国共同来处理。
”(16)美制定这些对策,既有主观原因——美对自身和美日同盟的自信以及对日本的担心,也有客观原因——美难以抵御的诱惑和无法改变的现实。
从主观方面看,美国对于控制日本未来的走向比较自信。
尽管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认为,日本大国目标的终极理想是完全独立的军事能力,这可能导致美日出现冲突,(17)但因日本长期以来弱势的角色意识、国际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显著欠缺,以及单一盟国现实导致的对美依赖,使得美国主流观点相信美至今仍有足够能力主导、至少是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进程,而地缘环境不佳的日本除了与美合作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