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林纾的翻译与桐城文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严复、林纾的翻译与桐城文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者：王子文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3期

摘要：关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及翻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十分庞杂。翻译爱好者所熟悉的“信、达、雅”，“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等等，对译者、尤其是中国译者的研究，始终是翻译界关注的热点。[1]而从严复和林纾的文人身份，尤其是作为桐城派式微时的代表人物，对其译文命运的起伏进行分析，却鲜少涉及。

关键词：严复；林纾；翻译

作者简介：王子文，女（1990.8-），籍贯：安徽淮北。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历：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1

关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及翻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十分庞杂。翻译爱好者所熟悉的“信、达、雅”，“严译名著”，“林译小说”，等等，对译者、尤其是中国译者的研究，始终是翻译界关注的热点。[2]而从严复和林纾的文人身份，尤其是作为桐城派式微时的代表人物，对其译文命运的起伏进行分析，却鲜少涉及。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其广为传诵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其“译笔甚佳”“文章雄伯”。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研究，从其译本与桐城文章的纠葛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要正确理解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在有必要对桐城派做一个大概的了解。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创世三祖。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由以得名。但后来追随他们的，不都是桐城人。康、雍、乾三朝，桐城的方苞、刘大櫆、姚鼐，接脉于唐宋八家、明之归有光，以“义法”、“雅洁”之古文称誉百年，赢得时人“天下文章，其在桐城者乎”的羡叹。之后经曾国藩及其弟子推波助澜，桐城文章得以再次风行百年。由此桐城派及其古文，成了“清代文坛之中心”。[3]桐城派虽在清代影响深远，但也争议不断，从讥其“空疏无识”到毁其“桐城谬种”，不一而足。那么它对严复和林纾具有什么影响呢？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898年因《天演论》名声大噪。严复是主张用桐城派古文来翻译的，他在文章中也曾赞扬过桐城古文，严复的译著也确实大有其遗风。如鲁迅在与瞿秋白论翻译问题时称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4]严复本人也曾多次言明自己与吴汝纶[5]之间的师友关系。吴汝纶去世，严复写下“平生风气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的

挽联。吴汝伦在其所作《天演论序》对严复的译文做高度评价，认为“赫胥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6]由于吴氏当时在文化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此序促进了《天演论》的传播，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晚清知识阶级中流行的语言是古文，尤其桐城文章，更以其清新、雅洁执文坛牛首。正是由于“清通”和“实用”的特点，再加上桐城文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通用文体，使得桐城文章成为引入“新学”的合适载体。因实用性强，最早介绍西学的，是学此派的严、林、吴汝纶。胡适说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7]由此，严复、林纾不约而同选择桐城派文章作为翻译语言，是有深刻的文化原因的。

严译名著，不仅文笔过人，更是以其引入的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对晚清以降的仁人志士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此同时，严复同时代，以桐城派文章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是另一位翻译家和文学家林纾。

闽县人林纾与桐城派交往甚密，曾经作文《桐城派古文说》[8]以维护桐城派。他集中翻译了数百部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在当时中国不占主流地位的小说体裁居多。这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桐城派“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张[9]，对提高小说地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胡适曾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道：“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绩。”[10]

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因其古文立场而被猛烈抨击的林纾，其翻译成就却是的到广泛认可的。郭沫若认为：“林纾的《迦茵小传》，……这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先生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前几年我们在争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者不免有一概抹煞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是有些建树的人物。”[11]

严复、林纾的译作尽管影响十分巨大，但在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浪潮下，也不免被淘汰的命运。讽刺的是，严、林的译作改中国之风气，促进了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读着严复和林纾译作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们，很快就将其抛弃；不仅如此，甚至大有挖其祖坟之势头。胡适曾说过，真正打败桐城文章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而严复和林纾是反对“文白合一”的白话文体的。林纾直至临死还不忘叮嘱儿子“古文万不可废”。

回望晚清民初，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文人不遗余力译介西学，为国人提供了思想和文学养分。作为严、林引入西方社科和文学所使用的翻译语言，桐城文章对新文化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然而严复、林纾及其桐城文章终究没有逃过被淘汰的命运。

注释：

[1]、文军胡庆洪. 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上海翻译. 2007年 No.3.

[2]、文军胡庆洪. 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 上海翻译. 2007年 No.3.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P310，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3月1日版，天津。

[4]、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北京。

[5]、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至父，安徽桐城人。吴氏自幼喜好古文，曾拜曾国藩为师。先后入曾国藩幕、李鸿章幕府十余年，后出知深州、天津、冀州等州府又十余年，致仕后，讲学保定莲池书院。-详见《清史稿·文苑》。

[6]、吴汝伦《天演论序》，《桐城派文选论》。

[7]、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205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8]、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第427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第19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11]、郭沫若：《我的幼年》，《郭沫若全集》第11卷第1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