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义利之辨

理解传统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
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问题。

深入挖掘与功利关系的文
化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诠释与转换，古为今用，发掘其深厚的社会和人文价值。

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解决现今社会中的各种道德困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发掘其深厚的社会和人文价值。

关键词：义利之辨义利观当代价值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争论的一个核心议题。

自孔子区别了义与利，提出义利两者关系问题之后，“义利之辩”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争论从未间断。

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

它涉及人们在利益与道义、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等领域。

正确处理利义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一、古代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义原指人义、情义；而义，则原指利益、人利。

“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

从先秦到明清，漫漫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传统的义利观内容十分丰富，它关涉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论及哲学、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等社会生活诸领域，是一个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实践话题，也是古今中外一切伦理学说在建构其伦理价值观时都必须开展的焦点性理论思维活动。

其中各种思想流派纷繁芜杂，择其要者，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儒家正统的贵义贱利论；管子倡的利以生义论；义利并重论；墨家的义利同一论。

儒家对其尤为看重。

儒家学派以重义轻利为先见。

以上四种义利观，代表了“义利之辨”———中国的先哲关于道德与物质经济利益关系问题的严肃思考和争辩当中的几种典型观点。

纵观中国古代传统义利观，便可发现，重义轻利思想占主导地使，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义利之辨”的主流，各种形式的尚利思想只不过附着于其中的潜流。

在当今社会下，“义利之辨”涉及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二、“传统义利之辨”的当代合理转型
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价值观中的某些内容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对之加以批判地继承,使之实现现代转换,仍然可以重新发挥积极的价值导向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正面临又一个新旧道德观念和中西道德观念的激烈碰撞与交融时期。

在目前的转型社会，必然会伴随着由厌利性价值取向转向功利性价值取向的历史变革。

但是，功利性价值取向的过度强盛，尤其是功利主义价值追求在全社会的恶性泛滥，必然会导致道
德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现象的恶性膨胀。

这使我国道德价值观念领域不断震荡，许多人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感到无所适从，从而构成当前义利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

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如何进行正确的利益导向与道德价值导向，已是不可忽视的现实课题。

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义利关系的内涵，挖掘传统义利关系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并进行现代转换，以适应和推进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

重新辨明义与利关系，构建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传统义利之辨”与当代市场经济精神文明
“义利之辨”具有确证义利关系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导向功能。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繁荣经济与保持公平、廉洁这样一个两全兼顾与两难选择的矛盾问题。

梳理并反思中国传统义利观，是为了清理总结这份历史遗产，挖掘其现代价值，并弘扬其中的优秀精神。

以重义轻利、义利并重为代表的传统义利观具有一种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

追寻一种“君子好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取向，并将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个体利益的参照变得越来越重要。

传统的义利观的合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潮流中，成为正确处理道德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出现很多经济利益与道德的矛盾，例如：婴儿奶粉的品质问题，曾经三聚氰胺的奶粉使得大头娃娃的病因发生甚至死亡，造成家庭的痛苦。

拉起了经济利益与道德文明的警钟。

当今所说的义已不再是儒家规定的符合纲常名教的行为，而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

我们强调义对利的优先性，高扬社会主义道义论的大旗，坚持义为上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把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追求溶入现实的世俗生活中，这应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要素。

四、“传统义利之辨”与现代企业经营
孔孟的这种“义利之辨”价值理念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为企业经营的原则之一,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四川雅安地震中，一些知名企业的义举善行就为自己树立的良好的企业形象，让我们刮目相看。

其中，诺基亚捐出了100万和4000部手机，引起了网友一片热议。

巨额亏损仍捐款雅安灾区，它的企业大爱感动了国人。

地震时，正值诺基亚公司亏损，但诺基亚仍旧第一时间派出千名诺西工程师去灾区抢修通讯网络，很多网友说这就是企业的良心。

有网友发博感慨道：“看到三星和苹果捐6000和5000万，我没有什么感觉；倒是看诺基亚捐了100万和4000部手机时，一种悲伤油然而生。

”此博一出，迅速被网友大量转发，网友纷纷表示感动。

一个已经卖大楼、卖专利的公司,在此时彰显了跨国企业的大爱。

纵观评论大多数网友都表示：下一部手机一定要买诺基亚，向经典致敬！还有网友留言：512地震时我在灾区就靠一部长待机的诺基亚与家人联系上的!尽管当年的辉煌已经不在，可是此次诺基亚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以及诺基亚新机1050的正式上市无疑又会把它带回大众的视线！诺基亚的“悲情捐款”无疑有助于重塑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并且为企业赢得了人心。

现代企业作为一个盈利性机构，当然是要追求利润的。

获取必要的利润，
也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样赚钱,赚什么钱,必须要有个规范作为基础和前提,这个规范就是社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还有自然的利益。

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企业为追求利润，采取了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

因此，企业必须处理好企业盈利与社会公德的关系，应当清楚地明白：企业不仅仅只是一个盈利机构，而且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中的一员，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应有道德意识，自觉地进行道德约束，见利思义，义利并重。

同时，企业还应认识到，“利”是多元的，它不仅仅是物质形式的金钱，信誉和形象越来越成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

往往许多优秀的企业，都是通过自己的义行善举，通过对社会公德的践行，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润。

五、“传统义利之辨”与中国当代外交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加深，正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

全球化浪潮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置身于全球化中，在“义”与“利”的关系处理上，显得格外重要。

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当下也演绎成全球一体化。

摒弃那些不道德、不义的经济行为，将现代义利观置身于传统文化中，体现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使之具有时代性、全球性。

置身于全球一体化中，外交显得格外重要。

外交决策中重视“义”与“利”的统一。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外交决策上更重视“义”。

随着时代演进以及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义”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义、正义观念，又有对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的捍卫与维护，以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既有民族大义之“义”，也有国际主义之“义”。

2009年2月，正当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的时候，即将结束新春欧洲访问行程的总理温家宝，踏雪到访剑桥大学，温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为与世界各国共度难关，带去的不仅是经贸合同，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还有仁义道德。

中国绝非推行强权政治的超级大国，绝非“以力假仁者霸”，而是要“以德行仁者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及道德感召力，建立国际新秩序。

因此，在外交领域，只有由“义”而非“利”出发，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发出更强大的声音，真正地和平崛起，也才能更切实有效地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战略从未完全以利益为导向，而是有原则、有情谊、有道义的。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注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但国际主义、真诚待人、帮助受援国发展基础能力、实现互利共赢的精神，贯穿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之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一脉相承的“义利观”。

六、“传统义利之辨”与当代人际交往
近几年高校死伤事件频繁发生，正当“大学室友”也遭遇信任危机，甚至要成为杀手的代名词的时候。

一位在雅安地震中挽救全宿舍财产的男生则让人一扫此前的阴霾，让大家重拾了对室友的信心，更被网友评为“中国好室友”。

他就是黄昱舟，地震时大家跑出宿舍楼后，黄昱舟又独自跑回6楼的寝室，拿上自己和其他室友的笔记本电脑、单反相机以及全寝室一起饲养的小乌龟。

他说，电脑
里有全寝室从去年开始搜集的用于参加大学生电影节的素材，这些素材不能丢，所以在地震发生后又跑回去宿舍。

这位“中国好室友”就充分的践行了社会主义义利观，虽然在灾难中要以个人的生命安全为重，但是他在危难时刻不忘集体利益，重义气，实在是难能可贵。

重利轻义或个人、家庭、小团体的私利,而轻大义有关全局、社会、人民的大义,必然导致道德滑坡,市风败坏。

干部队伍中滋长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吃喝玩乐之风;经济生活中欺诈贿赂,假货劣货横行;社会上强抢、偷盗、嫖娼、吸毒等沉渣泛起。

要改变这些不良风气,除了强化法治,严厉打击外,更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进行正确价值观教育,提高干部队伍和全民的道德修养水平。

正是在此意义上,江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

以德治国，就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正确地认识民族的优良传统。

“义利”关系总是辩证的:一方面,“义”的产生源起于制“利”的需要。

“利”的获得必须以“义”为前提:另一方面,在“义”的前提下,必须努力促进“利”的实现。

不能离义而言利,也不能离利而讲义。

义与利,作为不同的概念。

有其相互矛盾的一面,但这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融合而达致统一。

义利之辨同义利观的确立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关系，在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不可逾
总之，“义利之辩”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确立与弘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从社会主义义利观来看，在义利问题上，应该坚持义利并重和道义优先。

这种科学价值定位，表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以义与利的辩证统一为鲜明特征。

义利并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统一；先义后利，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社会主义义利观对与义利观系的科学定位。

义利问题关系到社会的根本价值导向，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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