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历程和未来走向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历程和未来走向

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相一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从近代到现代已有百年历史，走过了一条移植、借鉴、模仿、自主创新之路。1949年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紧密结合实践，高等教育管理学从无到有，至今已形成比较有特色的理论体系。展望新世纪，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必须在研究方法、内容以及研究取向等方面进行综合创新，以指导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建设自己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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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也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不断进行着积累和完善。尤其是194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从无到有，至今已经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理论体系。回顾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百年历程，展望和规划未来发展走向，无论是对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还是对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历史进程

1．近代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状况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西学东渐”开始的，从根本上讲，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历史性回应。但这一转型过程充满着委曲与不情愿，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根本动力来自雪耻图强的强烈社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以“移植”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为主要特征，走过了一条从教育内容到教育制度，再到教育观念的吸收和学习过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开的。

清末民初，一些高等教育管理的思想、经验主要反映在奏折和章程以及大量向西方学习的经验介绍和思想主张之中。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通过派往西方的中国人的介绍、来华传教士的宣传以及早期改良派对近代学制的倡导，大量关于西方高等教育管理的思想被译介到国内。甲午战争证明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目光随之由欧洲转向日本。康有为起草的《请派游学折》中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留学日本运动以及大量日本学制的介绍，促进了封建高等教育制度的解体和以日本为蓝本的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与日本当时学制如出一辙。民国初年，经过一系列修订和补充，建立了(壬子癸丑学制》，但依然是以日本高等教育制度为蓝本。这一时期，尤其是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期间，对高等教育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实践。如，设想大学区制以谋求政教分离，调整学校结构以挽救“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大学改制以理顺大学与专门学校之关系等等，虽然有些主张并未得以实施，但对当时以及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更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理性和实践经验的凝结。

五·四运动以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以及留美学生群的崛起，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从模仿日本转向模仿美国，《壬戌学制》和《国立大学条例》就是这一转向的标志。留美学生成为当时高校行政管理和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力量，出现了像蒋梦麟、郭秉文、竺可桢、梅贻琦等一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杰出人才。其中，尤以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改革最具代表性：添设校董会，实行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评议会、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文理并重，“寓师范于大学”；教育、科研、推广并重；学校经费的“公办民助”，这些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界几次关于热点问题的讨论代表了20～30年代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高潮。1921年前后，关于师范大学应否单独设置的争论直接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产生，奠定了师范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1927～1937年的10年间，关于文实比例失调问题、大学的地理布局问题、大学设置标准问题相继成为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有些议题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纵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主要表现在译介西方高等教育管理经验，某些先进中国人的办学主张，以及许多曾经游欧旅美的高校校长的办学实践和思想之中，但远没有形成高等教育管理的系统体系。无论是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还是从实践角度看，尽管也进行了适应当时国情的初步探索，但“西化”倾向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说明高等教育“后发”国家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起步时的共有特征。

2．1949年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状况

建国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与近代高等教育实践和思想的联系，“以俄为师”的“一边倒”的高等教育政策，导致脱离国情的“照搬照抄”，因此基本上没有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可言。此后到1976年，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徘徊发展，仅有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文献也只是对高等教育方针、政策的阐释和附和。可以说，建国以后真正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是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20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979～1986年：以高等教育管理的规范研究为主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带有较多的经验成分，主要是回答研究对象“应当是什么”、“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体现了人们期待实现某种管理目标的价值取向。这一研究特点是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决定的。8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结束“文革”所造成的动荡不宁、混乱无序的高教管理状态，达到规范管理的状态。同时，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急骤的发展和深刻的变革。从研究人员的组成来看，这一时期大多数是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大学校长、书记，研究专业化程度较低；从研究的层次和范围来看，多数局限于实际管理经验的总结以及有关的管理原则、规范的表述，理论性不强。

1987年至今：以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研究为主的阶段，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成因、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探讨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进入这一阶段后，高等教育理论界开始探讨高等教育管理学应有的理论

体系问题，主要标志是1987年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上海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建构问题，会后于1988年出版了由余立、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集众多学者的学术智慧，对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讲行了初步探索。这一时期与前一阶段相比，理论水平明显提高，即使是应用性的研究课题，也不仅仅局限于经验性的“应然”表述，转而开始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规律、原理的揭示和探讨，研究方法也从单一的经验归纳过渡到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阶段。一批专业研究人员的加入，更使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转向科学研究为主的阶段。

纵观建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其主要特点是紧密结合高等教育管理和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经历了模仿苏联、政策解释、规范研究、科学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几个阶段。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生动实践，造就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今天的辉煌。但时至今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滞后、理论成果可操作性差、国际经验本土化不够等方面。

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未来走向

1．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主观和客观结合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真正从实践性、经验性层面上升到科学性、学术性层面，在我国才只是刚刚起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许多方面，如高等教育规划、教育评估等都需要从量化的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人手，但同时不可顾此失彼，忽视定性研究的价值。因为，教育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对人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不可能走价值中立的道路，在很多情况下，事实和价值无法分离。尽管高等教育管理和其它管理研究一样，可以运用测量、问卷等方法进行，以使研究更有说服力，但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目标的模糊性、学科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结构”、“有组织的无序状态”等结构特点，使大量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问题不可能单纯归结为技术性的结论，其中充满了人的主观和先验的认识成分。所以，未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定性和定量研究、主观和客观研究不可能截然分离，必定会继续沿着上一世纪已经显露的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2．研究内容：问题的适应性转换

有人认为，一切科学都从问题开始，也就是说，任何科学的发展都必定经过一个围绕“问题”而进行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只有在一个个“问题”研究处于繁荣时期时，学科基本理论水平的提高才有可能。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新兴学科，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学就是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过程中特有“问题”的研究而不断完善的。在新世纪，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较大变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以非凡的理论勇气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研究问题的适应性转换。一般说来，高等教育各个层面的管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仍将成为今后研究的基本主题。随着高等学校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高等学校内在结构，尤其是起源于“低层”的学术权力及其运作、学科组织方式等，将成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