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黑幕 心脏支架是最大过度医疗方案

2010年4月8日我和牛牛、赵赵扫墓后的第二天，赵赵在博客中贴出一篇文章，回忆五年前她的婆婆——马中行老师当年治疗时的一些疑问，提出“过度治疗”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警惕“过度医疗”，因为保住老命很重要。

人活着其实有时很无奈。

我们能“不相信专业人士而把自己变成所有行业的专业人士么？”，肯定是不能的。

那么警惕就是非常必要的。

过度医疗黑幕心脏支架是最大的过度医疗2010/04/05 23:59 来源： 北青网北京科技报孙燕燕王夕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年近70岁的张春林坐在记者对面讲话时明显有些气喘，“现在我是家人的累赘，要不是当时装的那两个支架，我现在最多是心绞痛，也不会患上严重的心肌梗死。

”两年前的一天，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与老伴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

检查完，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

张春林的女儿此时正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

本来，他想与女儿沟通后再确定治疗方案，但鉴于医生说的“情况紧急”，他和老伴没有犹豫，决定立刻手术。

很快，张春林就被医生推进了导管室，一个多小时手术完毕，他的体内多了两个支架。

本以为就此彻底痊愈的张春林却没有想到，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他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而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此时，张春林的女儿正好回国探亲，于是，他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

女儿发现，当时他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是心绞痛中比较轻的一种，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根本不用安装支架。

听到这种情况，张春林很生气，本想通过法律让医院对他现在出现的病情负责，“但考虑到女儿以后还要回国发展，我想还是算了。

她告诉我这是国内医院的‘潜规则’，我这么一闹，以后她就没法在这个行业立足了。

”冠心病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外科搭桥疗法和内科介入疗法三种传统方法，以及尚处于研究初期的基因治疗等新型疗法。

上世纪80年代，在以支架手术为主的冠心病介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它曾被医生誉为心血管病治疗史上的一场革命，被患者称为能够“起死回生”的技术。

中日友好医院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徐浩告诉《北京科技报》，简单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

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医疗人员很快发现，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医学上称为内膜增殖。

也就是说，支架使血管通了，使原来缺血的心肌获得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

虽然最新的有药物涂层的支架，即药物洗脱支架，可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由原来的20%左右降低到10%以下，并且使细胞增殖速度变慢，但是再狭窄的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

国外研究表明，从1984年到1999年，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仅为2%。

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而且一个医院内不同的专家，不同医院的专家认识基本相同。

但是，在这一点，国内的医院并没有像发展技术一样与国外齐头并进，甚至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

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王和平告诉记者，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他就曾接触过多起类似的纠纷。

2010年，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就死亡了，检查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在相关检查不全面，进行心脏造影检查的同时就给一名曹姓患者进行了支架手术。

手术中很多支架无法通过病人的血管，但是医生并没采取补救措施，而是继续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

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住院后的第七天死亡。

而成都一家心血管专科医院，给一位病人放了17个支架的“事迹”让很多业内人士听了都很惊讶。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也表示，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

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并且安放后还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

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2008年，中国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患者约18.8万人。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就曾对这个数字表示：“这的确说明冠心病介入技术得到普及推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病例中究竟有多少不合乎规范。

例如，对再狭窄危险不大而出血风险大的患者来说，对其使用药物洗脱支架是不合理也不安全的。

药物洗脱支架的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它适用于大部分病人，但不适用于所有病人，但很多医院并没有在意这一点。

”至于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

一枚支架，直径只有几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需2万~3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3万元以上，而术后的后续治疗也是一笔花费。

王和平告诉记者，医疗器械进入医院的前后是一整条利益链，必须给医院还有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的回扣，回扣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厂家直接对某个医生，这是业内的潜规则。

而且根据设备和供货商的不同，回扣的多少不一。

目前国内的很多大医院中，每年进行多少支架手术都在攀比，因为放得越多，显示收益也越大，甚至很多医院每年都会给相关科室下达放支架的指标，要求当年放支架的病例要达到多少。

2002年，强生公司研发的药物洗脱支架——“心扉”（CYPHER）率先在欧洲上市，随后获准进入中国，当时的市场定价是3.6万元，其中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可达50%。

这种支架在国内的使用比例一度高达支架总使用数的98%。

紧随心扉支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科学公司研制的紫杉醇支架（TAXUS），它选择直销方式，售价比心扉便宜一半仅1.8万元。

然而，在其他国家市场占有率通常高达60%~70%的紫杉醇支架，在中国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量几乎为零。

此外，王和平也表示，学术上的要求也是造成支架泛滥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规定，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因为以小样本量为案例的论文，科研价值很小。

发表论文又是和评职称挂钩的，比如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就需要大量的支架样本。

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抗生素滥用也是一种过度医疗过度医疗暗藏“猫腻”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医生就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

仅仅是泛滥的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让人窥一斑以见全豹，它背后的“过度医疗”问题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医患之间经济利益变得对立的最好证明。

胡大一说，人们发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政协委员、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主任医师马亦龙教授在今年的两会上就再次拿出了关于治理“过度医疗”问题的提案。

他告诉记者，这些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过度护理。

马亦龙说，过去曾经在医疗界流通的“金标准”，也就是什么样病情的病人应该遵从怎样的治疗方法，现在几乎没有人遵守了。

病人一进医院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都比着开药。

《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

在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带来的“效果”。

“就拿抗生素来说，现在国内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是滥得不能再滥。

”王和平说，在美国一些大型医院，进行心脏病手术都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因为他们认为，在无菌环境下实施手术本来就不应该用抗生素，使用抗生素在医生看来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说明自己的水平不够。

但在国内，小小的门诊疝气手术，医生就会给病人开上几天的抗生素。

据统计，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远远高于国际水平，抗生素的滥用直接导致一些大医院中，患者体内金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高达90%，对头孢菌素耐药率约为30%～40%。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孙强告诉记者，他和相关的科研人员曾在山东一个县做过调查，随机抽了几百份的门诊处方，这些处方单涉及感冒、发烧、拉肚子、腰酸背痛等常见病。

调查人员发现，级别越低的医院，药品处方过度的程度越严重。

例如，同样的病症，县级医院，一张处方上可能开出2个药品，到了村里就是一张处方4个药品。

处方针剂使用率，在村卫生所的处方中则达到63%，这其中，有很多是不合理使用的。

而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由于注射安全和卫生条件等存在着隐患，不建议在门诊使用针剂。

孙强说，中国85%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是以药养医，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卖更多的药，挣更多的钱。

一般大医院中，药品带来的收益能占到40%~50%，到了县乡级医院，药品收入则占到60%~70%。

但这个数字只能说明医院级别越高，药品收入所占的比例越小，药品的使用是否合理，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过度医疗除了药品，还有过度检查，特别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CT机的使用上。

以前我们做结核病的研究时知道，很多诊断根据X光胸片，再结合痰检就可以确诊，但现在很多医院，CT的使用量已经远远高过X光，因为X光检查一次只要几十元，而CT检查动辄就要两三百元。

”孙强说。

此外，耗材，如支架、缝合线等，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人使用更为昂贵的品种，但这其中很多是没有必要的。

比如手术使用的电刀，本来根据规定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现在医院做手术时基本是一个病人一把电刀，这不仅使病人看病的成本增加，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