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钓鱼执法问题”的行政法分析

关于“钓鱼执法问题”的行政法分析单位：法硕学院2008级4班学号： 0801221186姓名：赵兵时间：2009年12月13日摘要：本文从行政法角度对“钓鱼执法问题”加以分析，从形式和实质两个角度分析其违法性，从形式上看，“钓鱼执法”程序违法，从实质上看，是公权力的滥用和异化，然后说明“钓鱼式执法”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最后探析问题成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钓鱼式执法违法性危害性成因及措施上海“钓鱼执法问题”倍受公众关注，因为其既关系公众的利益，同时关系政府的公信力。

钓鱼执法从形式上看是违背法定程序执法，实质上是引诱式调查取证，滥用行政权力，行政权力堕落为牟取利益的工具。

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由于利益的驱动，行政人员往往违被法律和法定程序滥用权力，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顾，将自己的行政良心扭曲，损害公共利益。

一、钓鱼式执法的违法性分析（一）钓鱼式执法违反法定程序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行政机关在采证时应当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排除要求对来源和形成为非法的证据(资料) 不得作为诉讼中定案的依据,应该予以剔除。

这种非法不仅指违反了程序法,而且也包括违反实体法,同时,亦包含对基本法——宪法的违反。

”[1]行政机关采证时也应排除非法证据,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行政处罚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取得证据,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钓鱼式执法显然违背了上述第三项规定，行政执法者以利诱、欺骗等违法方式获取证据。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行政处罚无效。

” 在钓鱼式执法中，交警寻找社会人员作为诱饵，引诱行政违法者就范，违反了行政程序，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该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行政主体应当首先发现违法行为，而钓鱼式执法中未发现违法行为，首先推定相对人违法，而利用钓子引诱当事人犯法，而后进行处罚，这就违背了应当先发现违法行为而后调查取证的规定。

行政执法程序实质行政主体按特定过程、步骤、顺序和方式执行国家法律的制度。

[2]行政行为的程序应当具有合理性。

行政行为是按照一系列排列有序的步骤进行的，这些顺序保证了行政行为合法、公正和有效性，也保证了行政行为结果的公正性。

虽然并不是所有遵循行政行为顺序都必然产生客观公正的结果，但是，不遵循行政行为顺序必然损害行政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

因此，即便是违反行政行为顺序所得到的行为结果是正确的，也不能是良好的行政。

程序的正当性标准包括程序性权利、权利的控制、效率的合理和实体权利目标等方面的内容。

（二）钓鱼式执法是权力滥用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法规，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所有国家权力中，行政权是最易被滥用的一种权力。

同时行政权是与公民权利的紧密联系的权力，公权与私权冲突随着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干预的日益加强而更多地表现为行政权与公民权利间的冲突。

行政权力的滥用是行政主体对法律赋予的权力的超越、扩张，无法律依据地行使权力。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钓鱼式执法中行政执法权被滥用为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

这显然违背了行政处罚法的终极目的。

权力滥用是指权力拥有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超越权力界限造成他人或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其突出表现为对私人权力和公共权力的侵害。

在现实生活中，权力滥用表现为枉法裁判、办事推诱、职责不明、超越程序等。

[3]行政权力作为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政治统治的权力，拥有极大的力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行政权力的滥用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

二、钓鱼式执法的危害性分析（一）钓鱼式执法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一,在钓鱼式执法事件中行政机关否认和侵害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前提是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在钓鱼式执法中行政机关引诱相对人违法，甚至于陷害相对人，可以的制造违法行为，显然违背了行政程序的正当性。

因此钓鱼式执法中行政程序否认并侵害程序性权利显然是不正当的。

第二,在钓鱼式执法中行政行为及其权利失去行政程序的控制。

正当的行政程序应当是约束适用者权利的主要机制和进行理性选择的有效措施。

正当的程序总是从法律适用的一系列活动中分离出来某些权利并交给其他主体来实行或让适用者与之共同实行。

在钓鱼执法中，行政执法人员滥用权力，行政执法的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完全置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而不顾，既没有合法性基础有没有合理性基础。

第三,钓鱼式执法没有将行政效率的考虑建立在合理的基础。

钓鱼式执法看似提高了行政程序的效率，抓住了大量违法营运的黑车，却完全丧失了行政程序的合理性，为了提高效率，却违反法律，执法建立在违法的基础上。

第四,钓鱼式执法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

任何法律程序都应当以保障合法的实体权利的实现为主要目的,行政程序也是这样。

钓鱼式执法中，行政主体首先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利用钓子钓鱼，相对人的权利肆意地被侵害，甚至于被诬陷，相对人丧失最起码的安全感。

（二）、钓鱼式执法严重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公信力政府的权威性有赖于民众的支持，行政执法人员的权威性有赖于民众的信任与尊重。

成功的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

行政执法人员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利为人民谋福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政府的公信力才会得到提高。

如果公务员以权谋私侵害人民的利益，威信就会下降。

公信力下降意味着民众与政府之间矛盾的产生，甚至造成民众与政府间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钓鱼式执法中执法者滥用权力，违法调取证据，甚至诬陷行政相对人，侵害当事人的利益，公众信赖利益严重受损，公权力的公信力必将严重受损。

（三）钓鱼执法是行政伦理道德的沦丧在社会管理中，行政执法者扮演着为整个社会树立典范的角色。

行政执法人员首先应该具有公民和良民的身份，并在公共服务使命的召唤下，经由法定程序任命，所以他们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应该坚持与捍卫国家的立国精神，保障和提升公民道德。

重视道德、关爱公民、道德企业主义和责权并重是高尚官员至少具备的四项责任，他们在民主社会治理中应该自始至终都扮演重要的、有价值的、正当的角色，并始终体现强烈的公共精神。

公共管理的职业是公共的，公务执法人员的言行将受到公民的关注并受到全方位监督，他们的特殊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是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对社会起着示范作用。

在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新风尚建设、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行政执法者都应该率先垂范。

而钓鱼执法是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沦丧，行政权力成了公务执法人员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于设圈套，为了私利陷害行政相对人，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行政良心尽失。

三、钓鱼式执法的成因分析（一）、利益驱动行政主体铤而走险钓鱼式执法的根本目的在于谋取私利，其中既有经济利益，更有政绩需要。

钓鱼式执法中执法者可以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单位能获得大量财政收入，用以改善办公环境，提高所属人员福利待遇，有更多资金供官员享乐；行政执法单位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置法律和公众权益而不顾，想方设法利益。

执法单位往往将罚款作为考核政绩的一个方面，将罚款的多少作为考核、升职的重要指标和潜规则，将罚款数量的多少作为干部任用的一个重要考察内容，促使行政执法人员铤而走险，滥用权力谋取利益。

（二）、权力机关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一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委员素质参差不齐、构成成分复杂，限制了其监督职责的发挥。

现实生活中，人大代表往往被作为一种荣誉称号而“授予”给某些劳模或者在社会上比较有声望的人，各级政府首长往往是上级人大的当然代表，这些人大代表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很难代表弱势群体以及反映一些真实的问题，这也使得人大及其常委会委员缺乏主体意识和使命感，导致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有效行使监督职责的。

二是人大代表被选出后往往缺乏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没有有效的途径及时听取群众意见；而且，人大代表与政府之间往往只通过人大或其常委会会议来沟通，这样就很单调，使得其不能及时向政府机关反映群众意见，并监督政府依法行政。

三是人大对自身的法律地位和监督职责认识不够，同时，由于行政权具有广泛性和现实性，容易被误认为是权力中心，因而人大的权力往往被误认为是抽象的。

四是人大缺乏法定的知情手段和处置权。

（三）、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缺陷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中却存在着严重失衡现象，往往是监督下级较多，监督上级较少；监督一般干部较多，监督领导干部较少，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监督的效果和权威。

目前行政监督的实践中，监督方式过于单一，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往往不重视事前、事中监督，案发后才进行纠错和处理，不能防患于未然；在经常性、定期性和不定期监督中，往往不重视经常性监督，从而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行政监察机关的地位使得它难以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我国行政监察机关隶属于行政系统，它要受上级行政监察机关的业务指导，又受所属政府的领导。

这一地位实际上限制了其权力的行使，这种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很多弊端。

首先，行政监察机关在地位上与监察对象平级，级别相同，这就限制了监察机关权力的行使，甚至监察机关本身在财源上受制于财政系统，在其他涉及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权益方面又受制于其他监察对象。

其次，由于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这又导致由于腐败网或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使监察机关不能充分行使职权。

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主体和部门虽然很多，但往往由于缺乏科学的配合和协调，整个体系难以形成完整有效的系统。

一方面是监督机构重叠，监督成本昂贵，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机关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缺乏相关监督机构的配合，制度设计不科学，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存在职能错位，缺乏合理的制约机制。

（四）、监督法制不完善一是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有关人大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人大监督权涉及的一些重要领域缺乏法律规范，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形式和程序、监督对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置方式等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二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监督制度滞后。

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还不能做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在客观上影响了监督制约的及时性，增加了监督和制度建设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