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总第63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　吕一燃在清代,中俄两国的边界线长达一万多公里,是世界上两国间最长的边界线。

在有清一代的260多年间,中俄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复杂而频繁的关系。

清朝初年,俄国曾入侵黑龙江流域,从1689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后,至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前,中俄两国的关系虽然也有比较紧张的时候,但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友好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西方列强和俄国竞相侵略的对象,俄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

我国对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如果从康熙时期的萌芽状态算起,至今已有300年的研究史了,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关注边疆危机,发奋研究中俄关系问题算起,至今也已有150多年的研究历程了。

在这二三百年间,我国对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按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从康熙年间至1911年为第一阶段,也可以称之为草创时期;1911—1949年为第二阶段,也可以称之为粗具规模时期;1949—至今为第三阶段,也可称之为繁荣时期。

本文拟就第一、二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并略加评论。

一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1582年,俄国军官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开始向亚洲扩张。

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沙俄哥萨克开始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等地,引发了中俄战争,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有清一代的中俄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

随后,中俄关系及其历史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早在康熙年间,除了官方编纂的《平定罗刹方略》之外,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和杨宾的《柳边纪略》,都涉及早期的中俄关系。

《平定罗刹方略》是中俄交涉文件的汇编,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他三种私人著作,虽然涉及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流域、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早期中俄边境贸易和清代边防等问题,但叙事都很简略,只能算是中俄关系研究的萌芽。

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期间,有些文人和边疆地区的官员开始重视中俄两国关系的研究。

他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自己的见闻,撰写了一些有关中俄关系的著作。

如松筠的《绥服纪略》,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以及道光初年萨英额撰写的《吉林外《俄罗斯事辑》、纪》等,对中俄关系中的政治、军事关系,特别是蒙古、吉林、黑龙江地区的边防,边疆地区与俄国的政治、贸易关系等,都有比前更深入的探讨和更详细的叙述。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这大大地刺激了清朝的朝野人士,使他们睁眼看世界,探求国家抵御外侮之方。

为了知己知彼,一些有先进思想的爱国人士,开始研究外国,也开始研究俄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了解世界情况,即组织人力翻译西方著作《四洲志》,其中《俄罗斯国总记》,介绍了俄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早期关系。

魏源的《俄罗斯盟聘记》,论述了康熙、乾隆以来中俄交涉的历史,是清代最早系统论述中俄关系历史的论文。

此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的《瀛环志略》,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等,也都涉及早期的中俄关系。

就在以上一百数十年来研究中俄关系的基础上,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就是何秋涛的《朔方备乘》。

何秋涛通达时务,博览群书。

《朔方备乘》集康熙以来研究中俄关系之大成,对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和著述,详加考订,纠其谬误。

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中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中俄关系史。

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中国人对俄国历史的了解还处于初步阶段,所以《朔方备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该书的《乌孙部族考》,认为俄罗斯是古代西域乌孙的遗裔,这就是由于对俄罗斯族的历史不了解而造成的错误。

19世纪中叶,俄国利用鸦片战争之机,出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逼《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西北的大片领土。

沙俄疯狂地割占中国领土,这使清廷朝野为之震动。

一些关心祖国命运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带着痛国土之沦丧的悲愤心情,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的研究。

曹廷杰的《西伯利东偏纪要》和《黑龙江舆地图说》,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了《东北边防辑要》、中俄边界东段的历史变迁,以及俄国一侧的地理险要、居民分布、水陆交通、军事部署、主要城镇等情况。

对如何巩固边防,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钱恂的《中俄界约　注》,参考了中外图籍,特别是俄国出版的边界地图,“考界线之沿革,约文之异同”,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中俄边界的著作。

钱恂是抱着爱国热情撰写这部书的,他说:“方今中外交涉以俄国为第一强邻,而中俄交涉又以界务为第一要义”,“多一能通界务之人,亦即多一能裨大局之人,谓非当今之亟务乎?”继钱恂之后,邹代钧又撰写了《中俄界记》一书。

此书与钱书不同之处是钱书主要是对中俄各个界约进行校注,考订边界所经地名和中外约文的异同。

此书则专门研究边界线的走向,及边界线所经之地理形势。

对中俄外交的失败,订约的原委,历次割地情况,沿边内外山川形势险要,卡伦、牌博,道里方位,都有比较精确的考订和论述。

宋教仁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开“据国际法之理”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先河,给人们以新的启迪。

此外,长顺、李桂林的《吉林通志》,袁大化、王树楠的《新疆图志》,许景澄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施绍常的《中俄国际约注》,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宋小濂的《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钟镛的《西疆交涉志要》,也分别对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中俄边界、中俄贸易以及其他中俄交涉事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两部值得重视的中俄边界地图。

一部是出使俄国大臣洪钧译印的《中俄交界全图》,此图译自1884年俄国出版的《俄中交界图》,共35幅,有关中俄交界一带的山川、地名比当时的中国地图详细,为研究中俄边界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缺点是该图所绘的边界走向不够准确。

有人曾因此批评了洪钧。

说句公道话,作为译图,原图的错误是不应该由洪钧负责的。

另一部是邹代钧的弟子曹寅绘制的《中俄交界图》,共16幅,其中中俄交界总图一幅,详图15幅。

作者根据自己对中俄边界形成研究的心得,在图中标明了历次条约失地的界线。

这是中国人自己绘制的第一部比较成功的中俄边界地图,尽管该图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这是不应苛求于作者的。

绘制边界地图之难,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作者绘出这样的地图,是令人钦佩的。

事实上,该图册已成为中俄边界问题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作者对中俄边界史研究的贡献,其功是不可没的。

综观康熙年间至清朝覆灭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除了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之外,没有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中俄关系著作问世。

中俄边界是这一时期研究比较充分的课题,并且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对中俄关系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

由于中文档案资料基本上未曾公布,外文原始资料未曾引进,所以这一时期有关中俄关系的论著在资料利用方面显得十分贫乏,呈现出草创时期的特点。

二从1912年至1924年,在北洋政府统治之下,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民不聊生,中俄关系研究没有多大进展,更谈不上有什么专著问世。

不过由于学者们的努力,也有一些涉及中俄关系史的著作值得一提。

其一是苏演存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商务印书馆,1916)。

其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考述了俄国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和中俄边界变迁的情况。

作者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概括性的论述。

其二是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1年初版,1914年补充修订二版。

①该书对清代中俄关系中的主要事件,或辟专章,或设专节,逐一加以论述。

若把这些分散的章节集中起来,便成为一部自成体系的中俄关系史。

在写作方法上,刘彦突破了传统写作方法的束缚,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

像他这样对清代中俄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

20年代中国出版的中俄关系史著作,都或多或少受到该书的影响,或仿其体例,或引其论断和其他内容,这说明该书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俄关系史研究开始恢复了生机,这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表对华宣言以及中苏两国围绕着解决中俄悬案和恢复邦交而进行的谈判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这形势下,为适应当时社会上迫切了解中俄关系史的需要,在20年代出版了一批中俄关系史的论著,其中有系统论述中俄关系史的,也有就中俄关系史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论述的。

前者有陈登元的《中俄关系史述略》(商务印书馆,1926)、陈博文的《中俄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8),后者有文公直的《中俄问题之全部研究》(上海益新书局,1929)和《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上海新光书店, 1929)。

在这些著作中,以陈博文的《中俄外交史》最为简明和最有价值。

但总的来说,这些著作受到当时资料缺乏的限制,大多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是经过自己深入钻研原始资料的结果,因而少有创见。

在论文方面,值得注意的有张星　的《俄国第一次通使中国记》②,这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次发表记述1618年俄国使者裴特林访问中国的文章。

文中还附载一件顺治六年(1649)清方给沙皇的国书。

另一篇论文是翁文灏的《中俄国界史地考》(《地学杂志》,1928年第1期)。

该文对中俄历次边界条约所定的边界进行了论述,但并不是一篇有深度的文章。

30年代,中国学者对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改变了过去步履蹒跚的状态,开创了一个阔步向前的新局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外关系史资料的基本建设。

30年代初,袁同礼在总结以前国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其所以未能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时说:“史料者史籍之母,有完备史料,然后有可传之信史。

晚近以来,国人治近代外交史者实繁有徒,究其取材,每有抄袭旧著或节译外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其能利用中西之直接史料者益鲜,则其书之声价从可知矣”③。

这种认识,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界是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在20年代末,我国学者即致力于近代中外关系资料的出版工作,1929—1930年故宫博物院先后影印发行了清朝官方纂辑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

1934年又出版了王彦威编辑、王亮增补的光绪朝《清季外交史料》和王亮编辑的《宣统朝外交史料》。

这些史料书取材于清政府的外交档案,是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极其珍贵和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著名的中外关系史专家蒋廷黻称赞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

他说:“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根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