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

摘要：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史料发掘、学科体系建设、思潮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研究理念与方法、范围等方面也得

到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还远远不够，尤其是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学

界继续努力。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实事求是；反思与

展望

新世纪十多年来，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新的方法的引入以及新的史

料的发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仅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专著和论文，而且

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研究范围

更为广泛，研究日趋理性、细致和深化。

一、成就与趋向

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除了传统的思潮史研究、思想家研究等

一直还保持着热度以外，在思想史学科涵义、学术思想、思想观念变迁等

方面也有了深入的探讨。同时，近年来，大量近代史料整理出版为近代史

研究提供了便利，也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思想史研究。目前，海内外学人对

近代史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关注者甚多，并且成果颇丰，但是，略显不足

的是，近代思想史料出版现状以及相关目录研究尚不多见，这还需要学术

界继续努力。

（一）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探讨逐渐深入

新世纪以来，近代思想史起点、历史分期、内容、方法、对象等问题

已经引起学术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讨论。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

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

研讨会，这是“以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为内容”的第一次会议。有学

者提出，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九大关系”需要处理好：

一是学科属性的问题，其中包括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二是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其中包括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

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三是时代精神问题，其中

包括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1]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

进步两大任务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通过

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

律性的东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

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

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变，是由来

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

的合力共同推动的。[2]

（二）思潮史研究成果颇丰

除马克思主义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得

到深入与细致的研究。例如，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郭汉民的

《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民国思想家论》、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等。这类著作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潮的

框架。

1.社会主义研究。前几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一些人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学界对

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许多学者从近代具体的国情出发，对近代中国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新的论证。学术界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

思想产生的源头及传播过程、社会主义思潮、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等问

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并积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拓宽研究视界，

将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3]

3.自由主义研究。2007年11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聊城大学、聊城市政协联合举办了一次“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并且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这是中

国学术界首次召开以自由主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界围绕“历史为什

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耿云志认为，自由主义者既没

有财力资源，又没有权力资源，他们虽有不同程度的平民主义观念，但在

行动上却不能与广大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其不被“历史选择”也就是理

所当然的了；郑大华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留学过欧美的分子，

在他们身上难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结，他们不仅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而且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少数知识精英敢

于承担社会责任，就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这是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

义的主要原因；俞祖华认为，自由主义者多为欧美派知识分子，本应在自

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但由于思想进程的峻急及其对国情的隔膜，他们的理论建树与创获实在难如人意。[5]章清认为，战后中国自由主义

的发展确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出现了不少明确标榜“自由主义”立场的刊物，也不乏讨论“自由”及“自由主义”的专书出版。尤其重要的是，

“自由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也有所表现，而不惟只是部分知识分子醉

心的理想。[6]

4.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研究。“激进与保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

大陆思想界争论的中心话题之一。激进与保守，也成为分析中国近代思想

史的重要范畴。尽管进入新世纪后，学者们在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但在如何界定激进与保守，如何梳理和评价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等一些问

题上，学术界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202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洛阳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洛

阳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对激进主义与

保守主义的概念与类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发端与评价，中国近代史

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

近代思想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讨论过后，学术界对近代史上的

激进与保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成果。

5.三民主义思想及相关的国民党思想研究。孙中山逝世后，由于政治

斗争的需要，后人对三民主义做着各择所需的解释。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建立之后，由于新三民主义也包含着旧三民主义的内容，这就更造成

了解释者们各唱各调的现象。宋进介绍了张闻天对于三民主义的发展性、

真假三民主义、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力图

展现以往为人忽视的一段理论研究史的原貌。[7]陈蕴茜在回顾国民党统

治大陆时期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孙中山逝世后的官方定位的基础上，认

为国民党塑造和建构“孙中山”这一政治象征的目的，在于寻求夺取政权

与实施统治的合法性；[8]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逐步建构为中国人

的精神崇拜对象，“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对中国社会各个层

面及广大国民的生活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9]李恭忠则对1929年孙中

山奉安大典进行了个案研究，说明国民党在命名上使用“党葬”而不用

“国葬”，意在架构“党治国家”体制的缩影。[10]

（三）思想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史学史研究等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