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 焚书坑儒的原因及背景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焚书坑儒的原因及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如贾谊所说，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等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历史成就。秦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但统一后怎样治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丞相王绾建议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构建常态体制，而廷尉李斯却别出心裁希望创建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体制，荒唐迎合统治者私心，希望“天下无异议”，以为只有大家都听最高领袖一人指挥，才能有效率，不争执，这才是统一国家的“安宁之术”。从历史后果看，正是李斯的这些建议将秦王朝送上“二世而亡”不归路。与“天下无异议”相配合的是焚书坑儒。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颂扬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周青臣等人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祝寿宴会上毕竟不能说话太扫兴，臣子总在设法使寿星龙颜大悦。然而过于“较真”的博士淳于越似乎根本不顾及这个特殊场合特殊语言，他很不以为然，而且非常严肃公开声明周青臣等人谀词是不对的：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

非忠臣。淳于越说的虽然难听，也确实带有一种复古主义倾向，但稍经揣摩，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领袖应该有接受批评的基本雅量，面对这种忠告更应该抱有冷静态度，择善而从。秦始皇做到了这一点，他对淳于越的意见并没有否定，更没有训斥，而是宽容地建议“众爱卿”从容讨论，发表看法。丞相李斯对淳于越的看法很不以为然：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律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不经意将淳于越的看法上升到王朝安危政治高度。更荒唐的是，李斯按照自己的分析建议焚书，人为制造一场文化浩劫：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两千年对读书人、士大夫的攻击，基本上没有超过李斯“这厮”这些言论。读书人借古讽今或许

有之，但借古讽今是否就是攻击体制，是否就是“反动知识分子”？其实，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由此而反省：知识人无法有话好好说，反而要借古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积郁，难道体制没有责任？后世中国推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断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甚至让统治者经常主动照照镜子正衣冠，其实都是对李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矫正。

焚书事件让读书人寒心，离心离德者渐多，侯生、卢生私下议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其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之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用脚选择，远逃他乡。知识人的沉默、不合作，应该引起统治者警醒。然而当秦始皇得知这一情况，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更为严厉的思想管制，乃至人身摧残、毁灭。始皇帝错误总结历史经验，以为知识人不合作，是他先前统治手段不够坚决，因此他要对那些知识人大开杀戒，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

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下令将在咸阳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全部坑杀，以为如此天下便可太平。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坑儒事件。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随着政治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统一人们的意志，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以保证效率优先的行政原则。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观点看则根本不足取。侯生、卢生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他们不愿与政府继续合作的实际行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在知识人心理层面所投下的巨大阴影。整个社会普遍畏惧以言获罪，举国上下都在看着最高统治者一人脸色说假话，说大话，说胡话，那么这个政权还怎能有希望呢？不久，侯生被缉拿归案，他在临刑前与秦始皇有一段对话，值得一读：始皇：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若欲何言，言之。侯生：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黔首匮竭，民力殚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死，惜陛下国之亡耳！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徵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吾可以变乎？侯生：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