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

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
作者：郭纬航
指导老师：康铁成
摘要：苏童是当代别具风格的小说家，他建构了以女性形象为核心的自己的文学世界。

而在他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中，大多数女人以悲剧收场。

这既与男权制度对女性的长期统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有关，也与女性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苏童女性形象人性扭曲悲剧根源
苏童是一位当代文坛中引人注目的优秀小说家，他的创作，风格飘逸灵动，他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的想象。

在其对女性的种种描写与剖析中，充斥着很多女人的战争及女人对男人的反抗。

在某些作家笔下代表美丽、善良、纯洁的女性形象，在苏童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在欲海里挣扎的疯狂女人。

“她们在证实自己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的同时，把斗争的准星瞄准了自己的同类。

”[1]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女人之间的互相怜惜很少出现，就连姐妹反目、母女仇恨的事情也常有发生。

一、女性形象分析
（一）颂莲
《妻妾成群》讲述了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颂莲在家庭衰败之后嫁给了五十多岁的陈左迁做四姨太的故事。

“为了在陈府受宠，妻妾之间勾心斗角，颂莲在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中由‘新欢’到‘旧爱’，在自我与本我的矛盾冲突中走向了死亡的另一种方式——精神失常。

”[2]
颂莲因其父亲生意失败自杀身亡导致家境败落并中断了自己的
学业，当继母让其选择“做工”或“嫁人”时，颂莲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嫁人”。

“当继母说是做妾，名分委屈一点时，颂莲冷笑了一声，名分是什么，名分是我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吗？”[3]（p38）这时的颂莲
已经已经选择了自我放逐，一种迫于生存的自我放逐。

“新女性”颂莲甘愿去做陈左迁的偏房姨太，其本身就是对现代教育中“一夫一妻”制的绝妙反讽。

当她走进封建大家庭，人性的残酷一面就必然会凸现出来。

颂莲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她一进陈府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陈左迁的姨太太和旧家庭的新主人。

作为姨太太，她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去争得陈左迁的宠幸，积极寻求自己的家庭地位；同时又要提防着其他姨太太的妒忌和威胁；作为新主人，她又要在仆人面前树立威信，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尊严。

在嫁入陈府的第一天，她就已经充分暴露出了阴狠自私的占有欲望和对“偏房”入主“正宫”的强烈自信。

虽然只是个“妾”，但在思想意识深处她满足于甚至骄傲于自己“妾”的地位，以至于才进陈府就对丫鬟雁儿等人说：“我是谁，你们迟早要知道的。

”虽然在嫁入陈府前她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学生，但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她毫不示弱，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她因为嫉恨老爷半夜离开自己的房间去了卓云那里而在为卓云剪头发时剪烂卓云的耳朵；因为妒忌毓如“妻”的地位而在陈左迁身上洒香水以去掉她“最不喜欢”的“薄荷味”；因为嫉恨梅珊的被宠而始终与梅珊的交往不冷不热。

而在丫鬟雁儿面前，她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称得上是狠毒了。

“她可以凭借主子的名分，无视雁儿的感受仔细察看她的头上是否有虱子，可以因为闻不惯她头上的味儿而让她每天洗一次头，可以随便查抄雁儿的私人财物而问心无愧，还可以在私了的名义下逼雁儿吃草纸而得伤寒毙命。

而在逼迫雁儿吃了草纸之后，她并未获得快感，她的阴损与狠毒让她自己都感到恶心和心寒。

”[4]
在这些用来争宠和打击对手的手段都一一使出之后，她是否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了呢？她经常撒娇地询问陈左迁“我们四个，你最喜欢谁？”年轻与知识使她底气十足地藐视对手“她们算什么，我才不在乎她们呢！”可是面对陈左迁驾轻就熟的平衡权术时，她又显得孤芳自赏缺乏自信了。

追求“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是五四以来新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符号，然而我们在颂莲身上发现这一象征符号，却并不是那么地鼓舞人心；“新女性”只不过是颂莲向男人邀宠的“砝
码”，而“新式教育”也不过是颂莲“征伐”女人的计谋工具。

在颂莲和其他姨太太的明争暗斗中，“新女性”最终惨败于“旧女性”的故事结局，让所有读者都深深感受到了“新女性”的脆弱和尴尬。

虽然如此，“颂莲心中仍然存在对于世间美好的期待。

在对飞浦的微妙感觉中、在对箫的向往中都存在这一倾向。

那是颂莲心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的灵光一现。

‘颂莲往往被飞浦的箫声所打动，有时甚至泪涟涟的’、‘颂莲易于被这种优美的情景感化，心里是一片秋水涟涟’，都是对此的体现。

颂莲和飞浦的交往并没有故意遮掩，对大太太的阻挠也毫不在意。

这一方面是她顺从内心的举动；另一方面是希望能跟飞浦走出那充满腐朽气息的家庭。

可是，现实并不会如她所愿，飞浦也不可能为了她而与家庭决裂。

但这一过程却透露出颂莲心中对美好、自由的向往，在她的内心深处仍存留着一点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虽然这一空间由于各种外来因素的挤占而变得狭小，但却不曾消失，那是她身处黑暗环境中的唯一一点光亮。

当这点光亮被泯灭，她就完全放逐，等待她的或许只有死亡。

”[5]
（二）秋仪
在《红粉》中，苏童呈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妓女改造。

最后，作者通过小萼、秋仪的不幸，宣告了一场改造妓女运动的失败。

秋仪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她秉性刚烈、坚强、有主见，面对惨烈的现实敢于挺起腰杆抗争，在她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侠”气。

在人生道路中，她总是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首先她拒绝了劳动改造而是选择跳车逃跑，当她逃回翠云房时，发现鸨母吞了她的血汗钱，她并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哭哭啼啼，而是威胁着要放火并从老鸨手上夺回财产。

她去投靠老浦，可老浦的软弱和浦太太的刻薄使她在浦家呆不下去。

接着她又打算回家，但是家门口那副破败贫困的景象唤起她对以前生活的痛苦回忆，在郊外盲目的游走中她决定在尼姑庵留下来。

秋仪决定出家，这其间要克制自己的多少欲望、多少渴求才能说服自己过这种青灯黄卷伴佛眠的生活，但是，天意弄人，当她回家奔丧后回来，老尼姑获悉了她的过去后将她赶出了庵门。

她只好又回到姑姑家中，但自己的家人也像避瘟疫一样嫌恶着她。

她终于明
白只有柔顺的女性才能得到生活的赏赐，即便是像她这样的个性，最后也只能选择回归到一个男人身边。

“秋仪无疑成为了遍寻不到精神家园的‘精神流浪者’，她不是没有抗争过，但最终她认识到自己不管是逃离历史还是回归历史，不管追寻的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毫无意义时，她终于自愿把命运交给男性正统文化来宰割，并回归到父权制度为她设计好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最终选择嫁给了那个鸡胸驼背的冯老五，成为了这个男人的妻子。

”[6]
而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苦苦彷徨于“物欲”和“孝道”之间的女性。

“秋仪起初是想回家的。

她坐的黄包车已经到了她从小长大的棚户区。

秋仪看见自己的瞎子老父亲坐在门口剥蚕豆。

……在经过父亲身边时，秋仪从手指上摘下一只大方戒，扔到盛蚕豆的碗里，父亲竟然不知道，他仍然专心地剥着蚕豆，这让秋仪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

”由此可见，秋仪是有“孝”心的。

但试图回归亲情的初衷遭遇了生存困境的挑战，她害怕贫穷，所以排斥肮脏与贫穷的棚户区，物质欲望最终战胜了亲情，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秋仪的“孝”。

当她把大方戒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来扔到父亲盛蚕豆的碗里时，她完成了自己纠结多年的心愿。

对于这份亲情，她内心的矛盾超乎想象，她背负着自己凄苦的命运，承载着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对为人子女者的期待，成为了在困境中彷徨的“落魄者”和矛盾的“守孝者”。

（三）《妇女生活》中的三代女人
《妇女生活》是由三个故事组织起来的——“娴的故事”、“芝的故事”、“箫的故事”，三个故事塑造了三位不同的女性，却由于娴的芝的母亲，箫是芝的养女这一根线贯穿为一个整体。

娴出生在一个经营照相业的小家庭中，但是在父亲去世后，这份家业就日渐衰落下去了，但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破败的小照相馆里，不安分的读过女子高中、长相美丽的娴是呆不下去的，她终日做着她的明星梦，在电影画报中寄予着她那一丝飘渺的希望。

“娴以后的命运也就跟她的‘不安分’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8年孟老板的出现改变了娴的命运，使得娴终于投身于她梦寐以求的电影事业。

尽管孟老板是已有妻室的人，尽管他是电影圈里的猎艳老手，但娴已无暇顾及自
己的地位，她成天想的是如何跟头牌明星争夺主角，如何让自己的形象在银幕上光彩照人。

悲剧的发生，在娴看来是由于她的不慎怀孕，更由于她怕疼不敢堕胎，以至于失宠于孟老板。

娴的后悔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了一生，她的后半生也是在‘痛’中度过的，她将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家人的身上。

”[7] 她认为自己的痛苦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她失去了孟老板，失去了她原本应该享有的美好的、荣耀的生活，所以她一直有着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

她将自己的痛苦发泄到家人身上，对自己的母亲她没有任何的感情，她可以骂母亲是贱货，可以在母亲脆弱的时候继续挖苦她，甚至可以和母亲的男人私通，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母亲的自杀。

对于她的女儿芝，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孩子换尿布，她想这孩子也许活不长，所以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

这个时候的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母性，她有的只有自怨自艾，她能做的只有无可奈何地消磨余生。

芝作为一个私生女，当她还在母亲腹中就注定了一生的不幸。

娴认为是芝的到来毁了她美好的未来，所以娴是不会施舍一点母爱给她，因此她也不会得到亲生女儿的感恩，相反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母亲把我生下来，就是让我承担她的悲剧命运，我恨透她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沉闷而无爱的家庭中，芝的性格是扭曲的，人格也是不健全的。

她仇视自己的家庭，也难以融入到别的家庭之中。

她和邹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注定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性。

而作为母亲的娴在邹杰面前言语轻佻，更令芝难以容忍的是——娴竟然偷窥她和邹杰的性生活！这如同一只苍蝇堵在芝的心里，她对母亲充满了防备和恐惧，因为芝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最后她只能每天生活在自我制造的噩梦中。

芝的女儿箫从小生活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作为一个从福利院抱回来的弃婴，这个家中几乎没有人在乎她的存在，她的外祖母娴说就当养只波斯猫玩吧！箫的母亲芝有精神病，从来不关心她。

她的养父邹杰还比较好，但是却对她的感情中却掺杂了性、糅合了情欲，这让十四岁的箫惊恐万分。

箫恨这个家，她恨家里的每一个人，为了要离开芝和娴，她在十六岁时就自愿报名去了农村插队，但是她吃不了苦，两年后又回到了家里。

生活把箫塑造成了一个现实而又带点俗气的女
人，为了结婚有房子，她毫不迟疑地把养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对娴更是恶语相向。

箫的婚姻也是一个悲剧，结婚后的她，为了生计，处处计较，面对丈夫的外遇，箫是气愤的，满以为道德的力量在自己这一边，当她理直气壮地在街上羞辱了小杜以后，以为他会觉醒，然后自己回家来，没想到反而挨了小杜一记沉重的拳头，一句“我干下流事？我再下流也没跟自己的养父睡觉。

你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的自由？”把箫彻底击垮了。

她恨，甚至想亲手杀死那个负心汉，但是面对即将分娩的孩子，她拿起的刀又落在了地上，表面看来是因为阵痛，但是即使不是阵痛，箫也杀不了丈夫小杜。

箫到最后彻底领悟了，女人共同的敌人是男人，但是女人却是为男人而死的。

二、悲剧原因探析
女性的悲剧在很大层面上与男权制度的根深蒂固、男性权威的压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析研究的。

（一）男权制度、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深刻烙印
《妻妾成群》中陈左迁凭借着男权制度和男性权威就可以成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在原配夫人年老色衰时，甚至不需要商量或告知家里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娶进第四房姨太太，性力的衰退造成的家庭朦胧暧昧的氛围并不妨碍男权的威力性和有效性，在梅珊被投井而死和颂莲发疯后，第五房姨太太文竹又进陈府即完成了对男权威力的佐证。

“在《妻妾成群》中，大太太毓如和二太太卓云尽管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但相同的是二人对于男权的态度，那就是绝对的服从和维护。

对于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本，她们丝毫没有醒悟，她们将和她们一样受压迫的同性作为对立面，她们追求的状态是做男权制度下的一条狗，兼具摇尾乞怜和盲目愚忠的特点，男女的真正平等是她们所不能想象的。

”[8]
即使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四太太颂莲，在这种制度下选择的也只有服从。

在陈府，陈左迁是权力的象征，第一天他就给颂莲敲了一个警
钟“女人永远爬不到男人的头上来。

”[3]（p86）所以新式教育在陈府没有存在的土壤，更难以发挥它的作用。

颂莲所谓的自己负责自己就是做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妾，失宠之后仍然渴望着怀孕，在“母凭子贵”的陈府中她不愿做一叶飘零的浮萍。

严厉的权力惩罚机制配合着封建纲常塑造了她驯顺的身体，她不可能再反抗陈左迁，不可能再冲出家庭，她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获宠。

在《红粉》中，同为妓女的秋仪和小萼本可以借助社会改造摆脱男性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她们却拒绝改造，都想借助老浦来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

在求得依附的搏斗中，曾经的姐妹之情也不堪一击。

为紧紧抓住老浦这个昔日的嫖客为依附的支点，小萼可以对秋仪进行无情无义的背叛，秋仪也可以对小萼进行冷酷犀利的逼视。

在《妇女生活》中，尽管三代女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但她们却有着共同的思维轨迹和生存方式，一直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男性身上，而最终又以男性对她们的背叛为悲哀结局。

娴在孟老板身上寄托着从小培养成的明星梦，最终被孟老板所抛弃；芝死死地抓住邹杰，以为他可以给她依靠和安稳，却把他逼上了绝境；箫一直努力维持着无爱的婚姻，可还是遭到了小杜的移情。

（二）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附意识
“在苏童的笔下，女性对男性是一种极端的崇拜和依赖。

男性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女性自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始终把幸福寄托在男性身上。

她们从来都在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她们孜孜不倦，可以让自己受尽磨难，也可以彼此争得鱼死网破。

无论是身为人妻还是妓女、情人，她们在对男性的迷恋和依附中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我，她们不敢以一个独立的身份去与男性挑战，虚荣让她们习惯依赖和堕落，即使她们所依赖的男性群体本身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畸形世界。

”[9]
在《妻妾成群》中，几个女人虽然也认识到女性在男性面前的不平等地位，内心有着叛逆的成分，但她们还是争相表达对“老爷”陈左迁的顺从。

大太太毓如少有邀宠行为，一是因为她自恃“正宫”身份，二是自傲于自己生有长子，最可悲的一点是她明白自己邀也是邀不来的。

其他的妻妾无不处处、时时在明争暗斗。

二太太卓云为了讨
好陈左迁，对初进陈府的颂莲热情招待，甚至后来送苏州丝绸以便拉拢；卓云和梅珊同时怀孕，卓云竟能在梅珊的饭里下泻药欲使梅珊小产，没有得逞后临产时自己打催胎针以便早生下孩子早被宠。

如果说大太太和二太太是由于旧式女子的自身条件而对男权制度缺乏反抗
的资本的话，那么四太太颂莲可谓是一个典型了。

这个家庭中唯一接受过大学教育、受过新思想影响的女青年，几乎是自觉地成为了旧式婚姻的牺牲品。

这样一位最让人寄予希望的女性在家庭发生变故后，并不是像五四时期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用革命斗争来争取自身乃至整个女性群体的自由，而是自愿地选择了做一个有钱人家的妾的道路，其他女性再怎么依附男人，我们也不觉得奇怪了。

而她的悲剧不在于不自知，正是在于自知。

她清楚地知道封建家庭中新纳小妾的享受很短暂，所以她开始走另一条路，走在别人足以威胁她之前，去在家族政治斗争中夺取一种家族权。

可是她的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在陈府，她是一个颇有个性，不愿委屈自己的女性，她谁都敢得罪，就是不敢得罪老爷陈左迁。

陈左迁过五十大寿，她先是对毓如为了打碎的花瓶而喋喋不休表示不满，耍起小性子来，但后来还是捧着为老爷准备的寿礼姗姗在晚宴上落座，当大太太毓如挑剔她寿宴上没扎红缎带，她感觉到一天的行为已经惹恼了陈左迁，“这是她唯一不想干的事情”，于是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突然对着陈左迁莞尔一笑，她说：“老爷，今天是你的良辰吉日，我积蓄不多，送不出金戒指皮大衣，我再补送老爷一份礼吧。

”说着颂莲站起身走到陈左迁眼前，抱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又亲了一下。

谁料陈左迁“脸胀得通红，把颂莲一把推开，厉声道，众人面前你放尊重一点”。

颂莲这种委曲求全之举把她的自贱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红粉》中，昔日的妓女秋仪、小萼在妓院被取缔后，本可以通过劳动改造实现自力更生，但无论秋仪的逃跑还是小萼从劳动改造所出来后对老浦的依赖，都是拒绝改造的表现。

小萼虽然接受了改造，但本性并未改变，于是当她从劳动改造所出来后，本打算去看姐姐秋仪，在遇到老浦后，吃了丰盛的午饭就改变了去尼姑庵的决定。

而当老浦向小萼提出要求时，小萼并没有忘记老浦是秋仪的相好，但为了找到一个依附点，她把与秋仪的姐妹情谊抛到了一边，于是就上演了
小萼和老浦婚礼上姐妹相见的一幕。

在离开妓院后，她们不相信男人不喜欢逛窑子。

秋仪曾对老浦说：“什么都是假的，你对我好是假的，我讨你欢心也是假的，他们封闭了翠云房也是假的，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一个标志性场所，男人在妓院中花钱买女人的肉体来寻欢作乐，妓女则依靠嫖客的金钱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即便社会改革可以废除妓院，却无法铲除产生妓院的那种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灵深处遗留的文化积淀，秋仪、小萼拒绝改造、迷恋烟柳生涯正是对男性依附意识的病态表现。

”
[10]
在《妇女生活》中，娴在孟老板跨进照相馆的一刹那，“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的命运”，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人生命运寄托于一个男人，而始乱终弃的悲剧在她看来只是因为那次意外，被认为孟老板错误地让她怀孕而自己怕疼没敢堕胎，娴临死前说：“就因为怕疼，断送了我的一生。

我要是做了手术，不会有芝，也不会有你，我就会过上好日子了。

我要是跟他走了，现在也用不着看你脸色挨你骂了。

”她认为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却又无力抗拒男人对她的玩弄。

她不得不投靠男人，而且可悲之处在于她总是在心灵无所依托的空虚中咀嚼着与孟老板短暂的欢情。

而她的女儿芝从小就处于一种丧失父爱，虽有母亲却无母爱的环境中，无依无靠，强烈的危机感和无助感强化了她潜意识中由恋父情结转化成的依附意识。

“在她和邹杰结婚后，表现出对丈夫近乎疯狂的占有欲，这种占有欲源于她内心的恐慌。

当她发现母亲窥视她和丈夫的性生活时，对母亲变态心理的仇视、对失去邹杰的恐惧终日缠绕着她。

本想用孩子来套牢邹杰，可无法生育的事实将她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于是她采取了极为极端的手段监控邹的一切，她的疯狂终于把邹杰逼得卧轨自杀，她自己也精神失常了。

”[11]
芝的女儿箫以钱财来控制男人，那是因为她内心深处也认为女人离不开男人，“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我不喜欢女人的生活。

你们做男人的不知道做女人有多苦，有多难。

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最后都会结婚。

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瞧不起女人，
我也瞧不起自己。

”
（三）女性对金钱的依附
依附男人的背后，实质上是对金钱的依附。

苏童在他的小说中多次揭示或暗示这样一个问题的实质。

《红粉》中秋仪逃脱劳动改造后，暂住老浦家中，“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也许只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那包金银细软”。

在她的意识中，男人与金钱是一个东西，有了男人就等于有了金钱。

因此，她要投靠的是有钱的男人。

《妻妾成群》中颂莲和陈左迁的一段对话表现得更为直白，颂莲拍拍陈左迁的脸说：“是女人都想跟你。

”陈左迁说：“你这话对了一半，应该说是女人都想跟有钱人。

”颂莲笑起来，“你这话也才对了一半，应该说有钱人有了钱还要女人，要也要不够。

”这段对话，绝妙地道出了“女人——金钱——男人”三者关系的实质，女人与其说是依附男人，不如说是依附金钱”。

这一问题的揭示，触及到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

女性经济上的依附性导致对男性人身的依附。

因此，女性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经济上自立，只有经济上自立，人格上才能独立。

男权社会对女性几千年的制约，使女性很难逃脱男权社会的桎梏。

她们或不得以而做了男权社会的“走狗”，或虽然反抗但找不到问题真正的要领。

但女性悲剧原因的造成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权的威力、男性的压力，女性自身的原因也是不可小觑的。

她们在欲望驱使下的疯狂角逐，或在病态、丑陋的阴暗心理下对他人或肉体或精神的摧残，都展现了女性在特定环境下的诡诈、恶毒、乖戾、秘不示人的复杂心态，这也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她们内心深处隐藏的世界，去发掘其背后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蒋建强，吴红霞.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冲突模式[J].长春理工大学学
报,2009,(7).
[2] 杜子美.《妻妾成群》中颂莲形象的精神分析[J].大理学院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