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存在主义倾向是目前学界已有的见识。（1）但将存在主义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却是有待开掘的话题。有鉴于此，笔者从创作主题入手即阐明“荒诞生存中的孤独存在”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话语，以此作为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总体性论述的先行性探询。一荒诞意识是有史以来人类存在的一种恒久的情感体验。自人类反身究问“我是谁”之际荒诞意识就开始纠缠着人的心灵。但在古典世界里人的荒诞感受尚不能动摇人类对自我的确信，因为面对荒诞人们总能找到一个足以安顿灵魂的最高者──逻各斯和上帝、道和天理。而荒诞意识作为哲学话语的提出是从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开始的。存在主义之前人们在理性主义“本质论”所设定的稳定的历史进程与生活方式下生存：一劳永逸，无须对时代、环境和自身的生活多加思考。但这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生活中人们总是感到“本质”对生命的压抑，人自身根本不能为自身把握。而在以反理性主义本质论的的存在主义哲学那里荒诞意识的确立是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指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和孤独无依并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因为人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正是忧虑和恐惧，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他提出，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忧虑、恐惧使人通向存在，只有存在，才谈得上自我选择的自由，它与光明和快乐相联系。在萨特的哲学中世界是荒诞的思想非常浓厚。人偶然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面对着瞬息万变、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纯粹偶然的、混乱的、不合理的客观外界，人感到处处受到限制、阻碍。在这茫茫的世界里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人只有感到恶心、呕吐。但他强调人是自由的，应超越荒诞的现实，通过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而对于荒诞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则予以诗意地描述：“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热情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2）世界本无所谓意义所以不能说世界是荒诞的。荒诞不是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生命与世界的一种非价值关联。这意味着，荒诞作为人与世界之间价值关联的断裂对于人而言是本源性的。这种本源性就来自于世界和人本身原初的虚无化。虚无构成了人在世界之中最初始的生存境况。处身于这一境况人的基本生命情态就是孤独。孤独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感受，它体现为个体对世界的一种出离状态。存在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孤独是因世界的虚无性造成的生命无所依凭的孤独，而孤独会使人更加意识到孤独的存在，存在的生命又会向孤独去寻求意义。是孤独把人同纷扰的世俗世界拉开了距离，人才获得一种看世界和看人生的不无悲观却是新特的视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因自由而生的孤独，所以在这种孤独的后面蕴含着的荒诞的意念。“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处境意识与生存意识是最鲜明的，也是存在主义的起点。”（3）也正是在“生存”的意识下周围的客体才不再是与主体对立的客体而体现为一种“处境”。因此生存意识（孤独）与处境意识（荒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以艺术为人的本真生存方式，萨特和加缪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戏剧里也同样描写了这种荒诞和孤独的主题意识。以萨特戏剧为例，在《禁闭》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荒诞意识的具体化：由于上帝不存在，人的本质就是他的行为的总和，而这意味着人在死亡的一霎那就具有了固定的本质，懦夫将永远是懦夫，英雄也永远是英雄；加尔森、伊娜丝、埃斯黛尔是在地狱中相遇的三个死者，死亡注定了他们拥有固定的本质（懦夫、凶手、同性恋者）；尽管他们在地狱里仍想有所作为，但是他们的本质使他们的行为总是相互消解，以至于他们每个人都一事无成；在这个没有超越存在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地狱中，人的行为毫无意义，所以，他们的存在是荒诞的。不过，萨特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荒诞派戏剧家，因为他的剧中人虽然处境尴尬，但仍力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生存的荒诞之处在于这种行动的失败，而不在于生存的意义根本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人可以自由地赋予自己的生活

以意义，所以，生存的荒诞性归根结底是可以克服的。在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那位“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的孤独者身上，西西弗劳而无功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在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唯一的出路不在於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於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类之外寻找拯救。这就是人类之所以感到人生“荒诞”和存在“孤独”的本质根源。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和发展的。而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种现代性的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深刻转型。在西方，现代性面临着价值观的失落和生命虚无感的到来，孤独感、荒诞意识如波德莱尔、尼采等所言成为现代性的时代症候。中国现代性进程是一个被动的、由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启蒙运动，因此，现代化及其衍生的观念在唤起人们的文化变革热情的同时也引发历史转型期的具有普泛性的思想文化危机或意义危机。所谓意义危机是指文化思想危机深化到某一程度以后，构成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随着动摇，因此人的基本文化取向感到失落与迷乱。20世纪中国作家因此而遭遇史无前例的尴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上的无所归依：已然逝去的传统已无法为其提供精神的家园，在中国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就不断暴露危机弊病的现代文明也难以让知识者安妥自己的灵魂。正是从存在主义作家卡夫卡、萨特、加缪那里中国文学开始获得并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开始了生存的追问和灵魂的突围。可以说，荒诞的生存情境和孤独的生命体验尽管不仅仅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作家所拥有，却是被他们普遍而敏感地感受到的，而且感受又是如此的强烈和深刻。连20世纪初堪称一代文化伟人的鲁迅也置身于“无物之阵”的荒诞处境和历史“中间物”的孤独感受中，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才发出“荷戟独彷徨”的慨叹。不难发现，当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将荒诞处境中的孤独存在确立为主题的基本话语元素后，又往往从两个维度进行创作表述的：内源性荒诞引起的本体性孤独和外生性荒诞衍发的感受性孤独。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内源性荒诞之为荒诞就在于它是不可解决的。于是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因此，面对荒诞人所能做也应当做的就是走向荒诞，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力量担当起那一无庇护的、赤裸裸的生命的全部事实性进而对存在的目的予以终极追问，终极追问则指向超越现存荒诞的存在。这不仅有赖于生命意识的觉醒，而且还有赖于决断和勇气的确立。但这也恰恰是生命意义之所在。与此有关的是本体性孤独，这种孤独是通往心灵的唯一途径——发现“此在”的唯一方法；走向这种孤独是自主人格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支撑，因而又体现为一种自为的孤独，而自为的孤独者是自由的，自由而荒诞地在世，就像被罚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他正是通过正视荒诞来征服自己的命运。诚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于剧中的两个流浪汉来说戈多的存在和等待戈多的合法性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在代表所有西方人等待戈多的同时感到了这种生存方式的荒诞性。他们之所以要在荒诞的感觉中继续等待戈多，是因为：在不能确知戈多是否存在的情况下等待戈多固然是荒诞的，但是没有戈多的生存则更加荒诞。戈多的不确定性正是新的超越理想尚未形成的标志。如果说终极追问代表了人类的超越意向，那么荒诞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人类个体保持清醒的标志。如果说，内源性荒诞可以用“存在先于本质”来描述，那么，外生性荒诞则是“本质先于存在”。这种荒诞意识有赖于生存境况的难以接受和不可理喻——荒诞作为一种生活事实而不是内源性荒诞那样的生命事实。问题在于，荒诞作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对于那些沉沦于常人状态的生命而言只有在某种“极限情境”出现后才会对荒诞性的事实提出一个“为什么”──荒诞对于他才构成为一种真实。而也恰恰是在他向自己质询的这一时刻他就开始出离荒诞：开始从对荒诞的承受中孤独地挣脱去探问本真的存在，这就促成了其孤独的存在的情态。这是一种被抛弃或外迫的孤独，孤独者具有强烈的身份归属感和精神失落感，作家们因此常常把孤独者放在某种极端化的处境中，让主人公面临具有荒诞性的两难化局面，强调孤独者只有面对极端化的生存处境生命的潜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