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证据规则(一)

浅论刑事证据规则(一)

论文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体系证据规则

论文摘要：本文对刑事证据规则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认为我国诉讼证据规则体系的建立不可为之过急，应该循序渐进。

一、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诉讼证据规则体系

我国是否存在一定的刑事证据规则?答案是肯定的。如《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的传闻证据规则;第43条的规定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46条的规定体现了口供补强规则;《刑事诉讼法》第93条和第156确立了相关性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体现了一定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等。而各种司法解释也有对相关证据规则的进一步阐明。

但我国也没有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理由如下:

首先，在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定中，诸多规定只停留于简单明示甚至是口号的层面，既没有规定违背的后果，又没有配套制度构建其执行细则，更未曾规定相关的防范方法，极其欠缺操作性。比如传闻证据规则，法律并未规定采用传闻证据的后果，也没有对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控辩双方都默认传闻证据的情况规定该如何处理。还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亦未制定相关防范和监督制度，使得现实中非法取证的现象依然泛滥。再比如证据开示规则，由于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仍然偏向于控方，且存在较大弹性，放任了控方大量的可乘之机和选择空间，使得该规则难以实现立法初衷。

其次，一些应建立的证据规则没有且亚须建立。比如证人特权制度，这种制度防止使一些秩序良好的社会关系陷入不稳定状态，造成更大的损坏且保证证言适用的真实性:品格证据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于成人案件的不科学应用造就了众多冤案并带来社会负面影响;意见排除规则，由于证人以意见为证言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司法改革尤其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力度加重的趋势下，有必要将其以立法加以规范，以防止不适证言对审判人员的干扰。

二、建立刑事证据规则勿可操之过急

鉴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自己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但又不可操之过急，理由如下:

(一)我国尚需完善作为刑事证据制度基本原则的自由心证制度

法官在运用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审判时，需要注意严格依据经验和逻辑的判断标准，因此这种原则表面上是把法官推向了审判结果操控者的角色，实际上却始终坚持于客观公正这一基本价值。因为该原则要求法官所依赖的并非绝对的自我，而是建立于人类公认的理性和积累于历史财富的经验，这也说明了经验与逻辑的客观性。因此我国应当建立以自由心证制度为基础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而不可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单纯的客观真实与我国对打击犯罪分子之结果这一制度层面上的重视相结合，会在办案人员心理上产生一定压力，促使他们不择手段地收集证据，结果适得其反，类似于杜培武案的一个个案例已让司法界感受到这样一种血的教训。由此可知，自由心证制度的完善，伴随着证明标准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向“排除合理怀疑”或“高度盖然性”转化，于放宽对证据收集标准的同时，也促进了证据收集方法的合法化。当然，笔者并非否认法官在自由心证审判中完全不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这种极端倾向性明显是要弱于法定证据制度和客观真实制度的。有鉴于此，大陆和英美法系国家一方面确立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另一方面又预设各种证据规则，以限制法官裁量的随意性。因此，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证据裁判原则和证据规则才会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并起到限制法官审判随意性的作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就需要以立法明确业已大量出现于司法实践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地位，并不断完善其相关制度，如直接审理制度和审理不间断制度牛改善审判主体素质等软环境，为证据规则体系的生长成形提供良好土壤。

(二)我国的刑事审判基本模式巫需完善

建立刑事证据规则，巫需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判基本模式，并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进一步确立司法公正和控辩平等的价值观。季卫东先生在《法律程序的意义》中曾指出，对于案件来说，真相不可再现。而公正的程序几乎足以弥补真相无解的遗憾。对于当事人而言，当他们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之后，案件的真相似乎己不再不可或缺，诉讼的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此言甚是，因为控辩双方此时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诉讼本身，这时对于双方程序权利的保障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我国司法实践中依然坚持把对犯罪嫌疑人的打击放在诉讼之首，那么很容易出现即便先行制定了良好的诉讼证据规则，也会被驾空于审控职权之下的情况。当然，送也需要诉讼之外利益对司法的牵扯进一步缕清。此外，审判过程本身的独立性也要进一步加强。比如，明确审判委员会的权限，限制其对审判过程的过多干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