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决策模式探析

中国的决策模式探析

摘要：我国的决策模式从决策主体来看属于精英决策模式，但从实践来分析, 又属于人民民主参与、精英决策模式。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不是完全按照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执行。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精英模式已经发展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决策模式，那么这种决策模式是怎么样适用于现有的中国，它的内容有哪些，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推进未来中国决策模式发展的趋向又是什么，将会简单阐述。

关键词：决策模式；精英决策；大众民主；

一、西方精英决策模式的理论

精英模式是西方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中精英阶层民主理论的观点。经典的精英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少数人做出主要决策。这种理论的起源是柏拉图，但它的阐发则是在意大利的两位政治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盖坦诺·莫斯卡的思想中。此外，德国的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理论也与前两人的理论相辉映，构成了精英主义三重唱，对20世纪政治学关于权力的思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帕累托区分一般精英与统治精英，一种不尽容易的区分。统治精英其实就是政治精英，也就是其政治决策将会对未来造成影响的那些人。二战后，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和托马斯·戴伊，他们继承了早期精英论者的基本立场，与早期精英论者不同的是，当代精英论

者的分析重点不再是历史经验或者民众心理，而是社会现实本身。拉斯韦尔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分析社会精英，认为社会精英是“获得极大多数价值的极少数人”或者是“得到绝大多数应得利益的人”。托马斯·戴伊则对精英决策模式做出了理论概括，其基本观点是；社会可划分为拥有权力的少数人，以及未拥有权力的多数人。少数人是社会的精英，多数人是非精英，精英享有分配社会价值的权力；公共政策所反映的不是公众的需求，而是精英普遍性的价值。至于公众则未能影响公共政策。托马斯·戴伊还认为精英决策作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认可政策与时推移，与时俱进”，并认为“这是精英集团依据他们兴趣喜好的变化，对政策重新界定后产生的结果。自上而下政策制定的观点不排斥社会变化的因素，不是一种关于公共政策的静止的观点”。在他看来，精英决策模式，或者说公共政策自上而下制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即使美国这样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民主的真谛并不矛盾尽管现实社会精英对政策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不是

绝对的，但它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这一模式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概述

1．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发展。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经济精英，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都与日俱增。一般政治精英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源，与高层权力精英的差距在缩小。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导

致知识精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信任。建国后20余年的时间（1957—1978年）内，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存在，那时并不存在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真正合作。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被重新划归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获得了显著改善，“知识精英也对政治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们的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决策领域，而是体现在其政治和社会理论方面。

2．中国精英决策群体的分类。中国的精英群体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权力型、知识型和财富型。事实上，三种精英类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兼具两种甚至三种，即权力型精英可能也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同时也可是财富精英等等。但中国参与政策制定的精英群体与其他各国有显著不同特点。

3．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平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不仅不同国家之间，而且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精英决策”模式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性。毫无疑义，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精英决策”也理所当然地体现了该模式的一般性特征。正如胡伟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决策过程基本取决于权力精英的作用，在决策过程中不存在大的社会集团从事利益表达活动，政策制定完全由共产党组织中的权力精英所把握,而且重大决策往往取决于党的领袖”。

除此之外，我国的“精英决策”模式还具有自身的特性,即呈现

出典型的“内输入”性。所谓内输入是指“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决策中枢），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输入”，“亦即当代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由权力精英‘为民做主’的；它所依靠的不是多元决策下的社会互动过程,而是权力精英的政治折中。”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 ton)所认可。以精英为导向参与机制的运用, 有助于政治空气的对流，并为国家提供一个宽容、自由的政治民主环境。而这种开明的政治环境又有利于政治精英获得民众的信任，一度民众的政治冷漠也会随着精英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有效结合而消逝。民主政治主要指的是一种决策方式，亦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策。精英治理是民主治理的必经阶段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治理主体中的精英的作用不容忽视。这就是说在决策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少数人的参与。

三、未来的决策模式发展：精英阶层与大众民主的调和

目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突出表现为:第一，公民直接政策参与的信息渠道已大有改善。其具体表现是实行政务公开，建立电子政府，改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第二，公民政策参与的形式增多。如网上参与、社会公示、听证会等公民政策参与的新形式在许多地方屡见不鲜。第三，一些地方政府为公民政策参与创造了制度化条件。第四，中国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培养公民政策参与经验。这种制度化改革举措对推动公民政

策参与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五，逐渐完善旧有的公民政策参与方式，如选举、举报和信访等方式。但普通大众影响公共决策的难点在于缺乏体制化的利益聚合与利益表达的渠道。我国学者李国强曾指出，“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体制，这种体制严格控制大众参与，而一旦大众参与真正进入政治过程，又很容易滑向政治运动的方向。高层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的境地。

参考文献：

【1】罗纳德·h·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约翰·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 m] .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3 .

【3】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托马斯·戴伊. 公共政策新论[ m] . 台北: 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