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立信兵败中国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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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兵败中国启示录百年的辉煌淡化了爱立信的危机意识。而企业一旦没有了危机感,也就失去了对很多疾病的抵抗力,一些大企业病慢慢缠上了爱立信。
2001年,在中国手机市场上,爱立信被重重摔了一跤。而绊倒爱立信的,是它一款叫做“T28”的手机。当时,市场上流传着对爱立信手机的种种不利消息。“我的爱立信手机的送话器坏了,送到爱立信的维修部门,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他们告诉我是主板坏了,要花700块钱换主板。而我在个体维修部那里,只花25元就解决了问题。”这位消费者的说法颇具代表性。那时,几乎所有媒体都注意到了“T28”的问题,似乎只有爱立信没有注意到。直到现在,它也没有做出一个令消费者满意的答复。相反,它却一再地辩解自己的手机没有问题,而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捣鬼。然而,市场不会去探究事情的真相,不管爱立信有多“冤屈”,因为没有进行适当的补救,消费者对它还是“无情”地疏远了。
跌了一跤的爱立信自此再也没有在中国市场爬起来。我们不能责怪市场无情,也不能责怪中国消费者苛刻。事实上,中国消费者已经给了爱立信一次机会,只不过,爱立信没能好好把握那次机会。
1998年,《广州青年报》从8月21日起连续三次报道了爱立信手机的质量和服务问题,引发了消费者和知名人士对爱立信的大规模批评,甚至连轻易不表态的电信管理部门也称,爱立信的768、788C以及当时大做广告的SH888,竟然没有取得入网证就开始在中国大量销售。至此,爱立信手机的问题浮出水面。而爱立信的解决方式则让人叹息,据当时参加报道的一位记者透露,爱立信试图拿出几万元广告费来封媒体的嘴,其广州办事处主任心虚嘴硬:我们的手机没有问题!爱立信既然选择拒不认错,自然难以接受教训,更不会切实去做服务工作。如果说一次错误尚可原谅,那么,同样的错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地犯,那就让人难以宽恕了。于是,当3年后爱立信再次“旧病复发”时,市场选择了对它坚决摇头:NO!
如果深究爱立信在中国市场的失误,很多人都会难以置信——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化大企业,怎么能容忍如此低级的错误呢?爱立信一方面喊着重视中国市场的口号,一方面却对来自市场的批评麻木不仁。也许,由于它曾经是市场的标准,在领头羊的地位飘飘然地转化为成就感的同时,也淡化了它的危机意识。可悲的是,这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一旦失去了危机感,也就失去了对很多疾病的抵抗力,一些大企业病慢慢地缠上了爱立信:增长速度减慢、市场反应迟钝、官僚主义缠身、管理模式僵化。爱立信的衰落,正是这种大企业病侵蚀的结果!
如果某个企业的总裁因为自己喜欢就可以一掷千金的话,人们可以断定这个企业离衰亡已经为期不远
见瓶水之冰而觉天下之寒。中国市场的衰退对爱立信来说,并不是个案。2000年是爱立信由盛转衰的一年。这一年,爱立信频频减产,手机市场份额迅速下滑,它在全球的排名由第一迅速跌到第四。到去年初,爱立信不得不宣布除了中国外,其手机业务外包给新加坡的一家工厂代工生产。
粗看起来,导致爱立信市场下滑的是一场火灾。2000年初,芯片供应商菲利浦的半导体工厂因闪电袭击发生火灾,使全球手机芯片供应受到严重影响。这场大火毁掉了爱立信,
也成就了诺基亚。诺基亚及时觉察到了芯片不足可能对生产带来的影响,于是火灾发生的当天,其采购人员就四处奔走,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保证芯片供应。而爱立信似乎对芯片的减少无动于衷,只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机产量越来越少、市场份额迅速下滑,最终不得不选择外包。由此,爱立信一日千里地从手机销售头把交椅跌落,不但退出了销售三甲,而且还排在了新军三星、菲利浦之后。自1998年开始的3年里,当世界蜂窝电话业务高速增长时,爱立信的蜂窝电话市场份额却从18%迅速降至5%。即使在中国这个它从未放弃的市场,其份额也从三分之一左右“浩浩荡荡”地滑到了2%!
火灾是个偶然事件,但爱立信的失败却并不偶然!对此,爱立信似乎颇不服气:“如果有一天,2000年初的大火再次发生,元器件厂商再没有生产能力可以挤出来,其它芯片厂也不能生产诺基亚的改进型芯片,诺基亚将很难应对。”然而,如果诺基亚挤不出生产能力的话,那爱立信可能会死得更快。显然,诺基亚并不赢在芯片上,而是赢在其快捷的反应速度上。而百年老店爱立信在这方面远不及后来者!
记得当年无线通讯市场商机初现,在诺基亚们把手机推向市场的每个角落时,爱立信却仍然沉浸在“我们好像只有76个客户,但这些客户全都是一个个的国家”的自我陶醉中,爱立信一位前高级官员回忆说:“对那些人来讲(指爱立信的人员),移动电话就像是从外面回来的满身沾满垃圾的猫。”如果一个企业在对待创新已经开始麻木时,那么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一位采访过爱立信的资深记者向记者谈了他对爱立信的感受:“我采访过他们亚太区和华南办事处的公关经理、副总裁等高层,这些人在表述时辞不达意,汉语说得虽然流利,但思路却极不清晰。显然,它的用人机制出了问题,任人唯亲,管理混乱!”作为管理人员,如果连自己的思路都不清晰,怎么能够谈得上对市场的准确把握?而委派这样的人来做管理,只能是用人机制、管理模式上出了问题。
“仍然没有超越老一套的官僚作风,管理层等级森严。”如果说那位记者的话有些偏颇的话,那么近日《商业周刊》撰文对爱立信的批评就让人无话可说了。一位曾效力爱立信的高级职员Bryan Prohm也形容爱立信“很腐败”。有件事很能说明爱立信的“官僚作风”有多严重,1999年,爱立信花了1000多万港币请香港巨星刘德华为它的一款手机做广告。请明星做广告本来无可厚非,但有业内人士披露说,爱立信这样做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它当时亚太区某执行副总裁个人特别喜欢刘德华。这位副总裁要么是天真地以为他喜欢的大家就喜欢,而全然不知这款手机的定位是商务人士,刘德华的追星族是年青人这一市场需求的差距;要么就是根本就不拿钱当回事、不拿爱立信的前途当回事。
如果某个企业的总裁根据个人喜好就可以一掷千金的话,那么,至少人们可以断定这个企业离衰亡已经为期不远!
摇摆不定的随意政策,使中国的经销商和消费者都对爱立信失去了信心——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爱立信的市场占有率就从三分之一左右滑到了2%左右
当2001年爱立信宣布将除中国外的手机外包时,业内一片惊呼:爱立信壮士断腕!人们对此的普遍理解是,爱立信要舍利润稀薄的手机而走向运营商提供设备、提供移动方案的高利润之路。爱立信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了工作重心,手机已不再是它的核心业务了。假如爱立信真的就此放弃了手机市场,有关“T28”之类的种种不利消息也许不会对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