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不成功的分析

• “中国特色” • 这一情况并非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独有，左宗棠 手创的福建船政局问题更为严重：高价买来的木 材、煤炭和金属材料居然“不堪使用”；拖欠工 人工资也是见怪不怪；局中职员多系福建达官显 宦的亲友，连官居二品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处理人 事时也深感“棘手”。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 一处上海，一处福州，相距上千里，风土虽为迥 异，贪腐却属雷同，只能归结为中国特色了
5 富国强兵梦的破灭
• 李鸿章办了多年洋务之后，在给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 中写道：“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 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 抑实不如日本。”1884年6月，就在李鸿章为“富国强兵” 大搞“国进民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将最大的国有船厂— —长崎造船所，以45.9万日元的惊人低价转让给了一家民 营企业，这家企业在1893年更名为“三菱株式会社”。 50年后，这个造船厂造出了世界最大的战列舰“武藏号”； 而曾经的“洋务运动旗帜”——江南制造总局，已被侵华 日军侵占，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 •
二 迫不得已的改革
• 1865年11月6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客卿赫德，向 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他在备忘 录中反复说明，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外交等“洋务” 不但有种种好处，还能“使中国和西方建立起一种十分牢 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 退之虞”。1866年，英国外交官、发明了第一种汉语拼音 法的汉学家威妥玛，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名为《新义略论》 的建议书，阐述互派公使、兴办西学、西法练兵的必要。 威妥玛还直言，今日之西洋诸国并非昔日之化外蛮夷，中 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采纳西方文明成果，那么中国的前 途必定多灾多难。
• 在李鸿章看来确是如此，这位帝国的中流砥柱所关心的， 只是轮船招商局能为“富国强兵”提供多少白银。至于那 些入股招商局的民间资本的命运如何，日理万机的李大人 是无暇顾及的。《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曾经积极入股轮 船招商局，事后以苦主身份大谈血泪史：“轮船招商开平 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 如虎”。晚清几乎所有的官督商办企业——包括轮船招商 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概不例 外：“商民虽入股，不啻途入（跟班），即岁终分利，亦 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 皆不得过问。”想来也是，在中国，区区商人即使被黑得 倾家荡产，莫非还能对堂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北洋 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说半个不字？
• 主要由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 的努力，清王朝不但从北京和南京均被攻 占的窘境中幸存下来，还恢复为一个具有 统治力的全国性政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 （Mary Clabaugh Wright）这样评价这一阶 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 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 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 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 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更何况，他们还从几 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 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 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 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 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 为先。”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 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4 “清朝特色的国企改革”
• 国营不行，公私合营总行了吧？在搞了多年的国 营企业后，李鸿章也深知其中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堪，于是改搞 “官督商办”。简单来说，就是先将启动资本借 给商人，然后由商人借政府参股的信用集资办厂， 盈利后按股份分红。李鸿章在1872年主持筹建的 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在 1878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厂——上 海机器织布局，以及煤矿、电信等各企业，多以 此模式建成。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轮船招商局 看作事业上的最大成功，自称“招商轮船，实为 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1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
• 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 许许多多改革方案。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 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 能够落实。“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 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 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但无论如何， “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 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 “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 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 不少。
2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
• 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 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当他被太 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 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李鸿章的下属、洋 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 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 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 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 区别。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 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 “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 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 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 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 “喊口令”也不想学
1 攘外必先安内
• • • 攘外必先安内 其实在这两位“清朝政府的老朋友”上 书前，清朝统治者已意识到搞“洋务”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能让他们下 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 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的太 平天国。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 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 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 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1862年 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 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 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 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 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 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 击，子落则石裂铁飞”。时人评论， “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 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 人。” 太平军攻打嘉兴时使用的轻型火炮
2 “中国制度远出西人之上，独火 器不能及”
• 中国制度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 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还能无动于衷； 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他们就坐不住了。曾 国藩上折奏报，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 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左宗棠为曾 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提出，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李鸿 章也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称，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 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 “以资攻剿”。
3 贪腐严重
• 洋务运动的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劣——逼得李鸿章们不得不继 续买外国装备来搞中国国防，原因何在？一是采购大吃回扣。中国商 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 道，也入乡随俗了。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 专门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鸿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 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 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二是人力成本高 企。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这倒好理解。中国没 有技术骨干，能不求着洋人吗？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 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世纪70年代初，江南制造局 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到70年代末，就有80个官员吃拿卡要了
洋务运动为何不成功？
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典出《易经· 乾卦》：“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用此一旧式语言概括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现代化改革，已暗示了面对传统时的瞻前顾后。李 鸿章等人也自知必遭保守派攻讦，于是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自辩，解释改革目的仅为“富国强兵”，绝 非动摇国本，卖国求荣
一 传统王朝的洋跃进
结语
• 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 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 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 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 “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 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 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 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虽无 人事先计划，但这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使我们感 受历史自有其逻辑。
3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
•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 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 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 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 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 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 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当然， 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 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 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 果。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 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 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 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