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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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
——从生态角度看人地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
既种的繁衍。
人类社会要延续下来,一方面要通过生育繁殖,实现人口的不断更新,既人口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要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不断取得必须的生活资料。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下,两种生产对立统一发展的历史。
人口和总环境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
环境的负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超越了这个限度,人类就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中,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主要途径是从事农业生产。
而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却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的。
因为古代生产技术进步缓慢,要负载快速增长的人口,主要靠耕地面积的增加。
这就必然要与水争地,滥伐森林、草地、牧场,最终引起环境恶化。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古代中国北方先被开垦出来,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然而紧跟农业发达而来的是大自然的疯狂报复,为多收几斗米,几升麦,北方人不放过北国大地上任何一块可以耕种的地方,他们用简单的工具,披荆斩棘,烧山开荒,播种耕耘,直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耕亦满。
”北土得到大肆开垦。
自秦始皇开始,封建国家多次有组织的向西北边郡大规模移民开荒。
从西汉前期起,军屯的触角也伸到边陲沿古长城北上溯源,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军垦遗址,当年水草茂盛之地,经过军垦士兵的艰苦劳动后,换来的是风沙肆虐,水源枯竭,留下一片荒芜,唯有驻屯时的遗址孤零零的矗立在荒漠上,给人以沧桑之感。
黄河中下游的可耕之地几乎全被开辟,中游黄土高原大片森林、草地被辟为农田,下游河湖滩地也辟为耕地。
隋和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粮食主要产地,也是水利事业最兴旺的地区,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黄河流域是当时人口最集中,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最辉煌的地区,而汉唐的辉煌正是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农耕地的不断扩大和索取上的,是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
人无情,大自然就不义,给予毁灭它容貌的人类以严酷惩罚,自唐以来,陕北高原上水、旱、风、雹肆虐。
这使黄土高原的农业生产低而不稳,至20世纪70年代,平均亩产量才80公斤。
20世纪的陕北高原,除了部分地区生长着一些次生梢林,以看不见天然植被,光山秃岭,黄沙遍地。
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水患,10世纪以后,黄河水患日益严重的趋势以不可逆转,灌溉系统难以修复。
据统计,黄河在历史上有26次改道,大约百年一次,自西汉迄民国,黄河决口1107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来一次,特别是自唐以来,黄河水患日益严重。
黄河史学家指出,“三四千年黄河的决溢和改道曾严重影响了下游平原地区的地理面貌,淤塞了河流,添平了湖泊,毁灭了城市,阻塞了交通,使良田变为沙漠,洼地沦为湖沼,沃土化为盐碱,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
”(邹逸群《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诗经中所言的葱葱树木,幽幽流水不在复现。
这样,中国唐代以前,由于农业的繁荣使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而过度的重视农业,滥砍滥伐,过度开荒,无限制的向大自然索取,又引起环境恶化,导致农业的衰退。
北方黄河流域如此,南方同样也出现这种情况。
在黄河流域衰落时,人们对生态结构还有较大的选择余地。
人们可以逐渐南移,为自己选择新的生存环境,然后在新的地方,再通过开辟荒地,兴修水利,为自己造就一个新的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而其首要原因应是环境压力。
它表现为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这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的后果是,造成南方土地的大量开辟。
“汉朝时长江流域仍是‘江南卑湿,…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水耕而水耨’。
汉以后长江流域开发进程加快,至南朝后期沿赣江一带已开发成重要的稻米产地。
从东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几百年间,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徙,使南方人口明显大增,移民纷纷转向丘
陵山区开荒种地,从而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
”(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
随着人口密度大增,人地矛盾又开始突出。
苏轼说:“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之地”。
当时东南地区平原地带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
于是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和湖滩,开始大规模以围垦江湖为主的造田运动。
宋代长江中下游两岸圩田不知其数,许多湖泊被垦为平地,无湖滩可围的丘陵地区,则以开辟山地为主。
“在长江流域早期开发中,圩田开发是一种典型形式。
圩,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砍山,众木尽蹶。
至当种时,伺有雨侯,则前一夕灭之,借其灰以粪。
明日雨作,乘热下种,即苗盛倍收。
”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我国云南、四川等长江流域地区仍有所见。
《长江流域水患研究》这样,长江流域的丘陵山地也都辟为梯田,“山花千般障,田敷百级防”,“岭阪山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这成为闽赣山地的普遍景观。
湖田的开垦、山地梯田的普遍开发,对农业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使东南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而太湖流域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
但其代价也是高昂的,太湖流域在宋前无大灾,围湖造田后,“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当时人就指出东南水旱之灾,“弊在于围田”。
就拿典型的洞庭湖来说吧。
洞庭湖位于荆江南岸,南有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入江;北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与长江相通。
湖水最后在岳阳矶注入长江。
古代的洞庭湖是很大的,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山海经》,谓“洞庭乃沅澧之交,潇湘之渊。
夏秋水涨,方九百里”。
三国以前,即公元二世纪,洞庭湖的整个水面是连成一片的,夏秋时节,波涛万顷,方圆八百里,至南北朝时,洞庭湖变成了三个湖:东面的仍叫洞庭湖;南面的叫青草湖;西面的叫赤沙湖。
但在夏秋水涨时,三个糊仍连成一片,因此,洞庭湖又有“三糊”之称。
据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东洞庭湖的面积方圆360公里,青草湖方圆265公里,赤沙湖方圆170公里,夏秋三湖和而为一时,方圆为七八百里,“八百里洞庭”之说,来源于此。
到唐末至南宋,洞庭湖湖面日益缩小,至明清时期,洞庭湖涨水期,湖水方圆仅五百余里,而且里面除东、南、西三洞庭之外,又形成了黄驿湖,安南湖,大通湖等,至冬春水落时,湖面大部分干涸变成沙洲,但这时洞庭湖面积仍有6000多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954年,湖面面积减少了894.17平方公里,到50年代洞庭湖面积还有4350多平方公里,60年代以后,洞庭湖面积继续缩小,如今洞庭湖面积仅有2691平方公里。
洞庭湖在历史上对于减少长江中下游水灾和调剂两湖地区的气候,曾起过重要作用。
洞庭湖一面接纳湘、沅、资、澧等流来的洪水,另一面通过一些水口把长江的部分洪水泄进来,然后由东北角城陵矶再把水送到长江去。
由于它的蓄洪和调节作用,大大减少了湖南湖北两省的水灾。
自唐以后,由于湖面缩小和统治阶级不重视兴修水利,水灾一年年加多。
从明代开始,灾情日益严重,清末明初由于人工围垦,水道被搞的乱七八糟,水灾也越来越来严重。
湖南的气候在古代十分温和湿润,冬季一般在摄氏零度左右,很少超过零下五度,夏季也不太热,一般在摄氏二十八度~~三十二度之间。
随着洞庭湖面积的缩小,现在,湖南省冬季较冷,夏季酷热。
我们可以看到,洞庭湖湖面越来越小,离我们时代越近,湖面萎缩的越快,伴随湖面减少是灾害越来越频繁。
而造成这些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乱砍滥伐,过度开垦。
中国古代史上北民大量南迁,使四川、湖南、湖北农业大发展,植被大量被破坏,长江和沅、湘、澧、资等水泥沙增多,洞庭湖逐年淤积,湖面日益缩小,流域和湖区的森林遭到大量破坏,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现在洞庭湖只剩下2000多平方公里,昔日八百里洞庭的浩瀚风采已荡然无存。
洞庭湖的萎缩,更主要在于毫无理性的筑堤围垦,这种堤,不是沿海而筑的长提,而是在湖区的浅滩荒洲上围成的民堤,堤内洲滩,经过耕作,渐渐变成肥沃的良田熟地,范围大的有几万亩,小的也有几千亩,里面有村庄,有集镇,表面上与普通村庄并无不同,这种地
方,在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区叫“垸”,而在江西、安徽等省称“圩”。
清代前期洞庭湖区10县有大小垸田544个,共有湖田122万亩,对湖区的稻米生产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明中叶始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替代了“苏湖熟,天下足”。
然而,清代洞庭湖区水灾也日益严重。
1644~1820年,湖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29次,其中水灾83次,占64.3%。
湖南发生各种自然灾害92次,其中水灾60次,占65.2%。
灾害造成的损失很大,即所谓“纵积十年丰收之利,不敌一年溃溢之害”。
所以,随着湖区的开垦,农业得到了大发展,但各种资料表明,这种农业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的。
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下面再以两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这两个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开发进程的加快,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位抬高的幅度越来越大,水灾也逐年增加,所以在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的古代,要解决人地矛盾,只有无限的追求耕地面积的增加,而耕地面积的增加又必然伴随大规模的烧山垦荒、围湖造田。
从而把农业的发展建筑在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上,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看,人类社会的人口再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相适应,协调发展,才能与环境相容。
反之,人口漫无节制的增长,使得人们向自然界摄取的资源不断增加,以至超过了自然界稳定的支付能力,就必然破坏生态平衡。
为了弥补粮食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人们只得从事一些非理性的活动,包括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掠夺性的使用地力等等,结果是破坏环境、功能,导致环境质量恶化,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历史,说明现在,总结过去,启示未来”,这是江总书记的题词。
因此,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与总结,主要应着眼于现在和未来。
通过对古代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我们应加大对水利工程的投入,退田还湖,重点治理一些重要河段。
保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
这样才能使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