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会主义思潮

早期社会主义思潮

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均曾先后介绍、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到２０世纪初年，这种宣传成为一股热潮，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此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勃兴，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方各国广为传播，最后传到了东方的日本。伴随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传播的同时，在欧美还出现了其它冠以“社会主义”名称的思想流派，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想以此来“补救”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病症。于是，在１９世纪后半叶的欧美各国所掀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杂然而存，这不能不引起彼此间的论战。这种思想斗争的纷繁复杂性，自然也波及到东方国家的思想界。此外，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反动性已经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必然促使人们去揭露它、批判它，从而向往一种的社会制度，去寻求一种能使人类获得解救的学说、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还有深刻的国内原因，１８９８年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的扩大，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知识分子继续如痴如醉地向西方寻找着真理。这样，他们必然要重视风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再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２０世纪初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远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斗争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直接联系起来。在迅速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他们还只能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追随者。这种状况，就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越俎代庖，倡言“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一些激进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一度成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热心介绍者、探索者。

（二）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社会主义流派和学说。２０世纪以前，中国人所了解的仅仅是一些有关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零碎消息。进入２０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为一股热潮。

首先大谈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就是其著名代表。严复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先进中国人之一。１８９５年，他在《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谈到西方国家的“均贫富之党”，其实是指社会主义政党。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０４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好几篇文章，多次提到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１９０４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好几篇文章，多次提到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年，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征引了马克思的言论，并称赞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总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日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日，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日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但他又接着说：“此等言论，颇耸听闻。”透露出惧怕工农群众的革命将损害地主与资本家利益的思想。

国内介绍社会主义的还有《大公报》。１９０３年该报发表了《２０世纪之新主义》一文，它称道社会主义是“光明奇伟之新主义”、“思想最高尚之主义”，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其手段是“变资本家专横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同年，改良派的出版机关广智书局出版了《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等有关社会主义的译著。１９０６年，改良派机关报《新民丛报》第４期第１７号上发表了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一文，也提到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

可见，改良派最早向国内介绍社会主义。这种介绍客观上有助于当时中国人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这些介绍只是简略的、零散的、无系统的，往往损害了其科学性，

而且，改良派介绍和称赞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利用社会主义运动“影响达于全球”的威力去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宣称：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聚散大同，而实欲立大同之基地。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由于改良派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反对专革命道路，政治上的相对保守，也就不可能产生象革命派那样的对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情。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介绍虽比改良派稍晚，但其积极性却高得多。革命民主派的刊物最先介绍社会主义的是《浙江潮》和《江苏》。１９０３年８月《浙江潮》第６期上发表署名“大陆之民”的《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一文，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之额日众，社会之幸福日薄，百实业骤兴，而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不平等现象，并且提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从而导致无产阶级“同盟罢工”以及“近世纪社会党”等活动，最后预言：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之世界必然是“社会主义之世界”。该刊第８期发表“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也提到“”，并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废除私有制和相续制”，社会主义就是要增进人类的幸福而消除人间的苦难。该文还谈到，社会主义思潮如今已风靡欧美各国，其势如雷电轰鸣，亦如山呼海啸，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是欧美流行的二大社会现象，吾人切不可轻视之。《江苏》第５期上也登载了署名“北游”的文章《国民新灵魂》，进一步肯定了资本主义国家“铲平阶级”的社会革命，文中指出“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主义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文章赞扬“共产均贫富之说”，认为中国下等社会经济困难，主要是受社会之上、中二个等级的压迫，因此，“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文章还对当时世界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表示十分向往，表示要学习欧洲的社会党人，为平等博爱之人权的实现，不怕流血牺牲。我们必须以欧洲社会党求平等自由，而舍身革命的精神来铸造我国民之灵魂，为此，“吾先献身破产，铲平阶级，以为国民倡”。从以上刊物所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内容来看，也是初步的，但其认识程度，毕竟比改良派前进了一大步，那就是，革命派主观上想把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去。

２０世纪初，把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是同盟会的《民报》。在《民报》上，孙中山把他宣传的民生全义与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社会革命）相提并论。这一说法进一步引起了一些革命派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民报》曾出现了多篇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大谈“社会主义”，说“民生主义不仅是三民主义的重要革命理论，而且它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作好的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总设计师是孙文。”

在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下，一些热心于介绍与探讨社会主义的年轻的革命家，他们思想解放，勇于探索，以“汲引新流，涤除陈旧”为己任，用自己的著译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立下了功勋，也给中国思想界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些革命派思想家中有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人。

朱执信于１９０６年１月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章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简单生平事迹；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二、四章的基本内容。文章还讲到了《资本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剩余价值论。朱执信在文章绪言中公开宣称：马克思学说中所倡言的社会革命论，对中国的社会革命有借鉴之用。他在文中，进一步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观点：“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不待龟筮而了也。”他根据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指出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文中还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当时译为“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总之，从朱执信所写的上述文章来看，朱执信的社会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