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许多中国人有乌托邦的情结。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有句口号：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想的说的是多么的美好！实践的结果是：坏人放过不少（许多案破不了），好人也冤枉不少（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难免逼供讯，造成冤案不少）。两方面目标均未达成，漂亮的‚愿望‛终成泡影，美好的‚口号‛终成了乌托邦。

美国司法界也有句口号：宁可放掉一千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美国人知道‚惩治坏人‛和‚保护好人‛，不是处处都能统一的，就自觉地作出选择，先‚保护好人‛，后‚惩治坏人‛。两者有矛盾时，以‚保护好人‛为重，宁可‚放掉坏人‛。美国的刑事判决，只有当十二位陪审团成员，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才能定罪。所以，美国的冤假错案就很少（当然也会有），同时也‚放掉‛了不少的坏人。我倒不认为美国的司法结果一定好，我想说的是，美国人提出的口号实在，可以做到，不至于成为乌托邦。

一直以来，我国政界流行一句更响亮更完美的口号：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这口号是何等的诱人啊！在高兴之余，我们是否追问过，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漂亮的空中楼阁，一个更有迷惑性的‚乌托邦‛呢？让我们一同来细细分析一下。

原则性就是我们要坚守规则（法律、规章、文件），灵活性就是我们在执行时可根据‚需要‛临时变通规则。原则性是普遍主义的理念，灵活性是特殊主义的理念，理念的归宿是不同的。一个‚坚

守‛，另一个‚变通‛，一个‚普遍‛，另一个‚特殊‛，怎么‚结合‛？结合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共同来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原则性‛，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灵活性‛？‚灵活性‛可以灵活到怎样的程度？谁来掌握？实践证明，用不用‚灵活性‛，用到怎样的程度，一般办事员是无权决定的，因为灵活性的‚标准‛是在有最后决定权的领导心里。为此，会带来如下后果：第一，强化了‚人治‛。既然领导有了变通规则的权力，那么规则算什么？要你变通你就得变通，要你变通多少你就得变通多少。自然就有了‚‘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的现象。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将永远是人治的社会。第二，增加了‚腐败‛。既然规则可以变通，自然就有利益人和利益集团，为了从‚灵活‛中获取特殊利益，向有‚灵活‛决定权的人寻租，两者合谋共享利益，倒霉的是公众。在这样的境况下，不腐败才怪呢。第三，降低政府公信度。规则是国家（代表人民）、各级政府意志的体现，规则可以变通，就等于政府说话不算数，没有诚信。长期以往，谁信法律？谁信文件？谁信政策？信的只能是领导手中的权力。第四，降低行政效率。为什么法律、文件规定得很清楚的公务，下级还要向上级一级级汇报？为什么我们要热衷于开会？为什么领导那么忙，常要加班加点？原因是‚灵活‛的标准在领导心中，有时还不知在哪一级领导心中。‚汇报‛是要打听一下要不要‚灵活‛，怎样‚灵活‛；‚开会‛的一项内容是要布臵怎样‚灵活‛。‚忙‛主要是忙在‚灵活‛

上。所以，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很庞大，这是‚灵活‛的代价。

在西方的行政文化中，面对规则，是坚守‚原则性‛而鄙视‚灵活性‛的。所以，他们建成了法治社会。公务员照规则办事（少有请示、汇报），利益者寻租机会很少，政府的公信度高，公务员队伍小，政务员也挺清闲（有县长照当医生，照常度假）。

可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后果，只能是‚灵活性‛越来越强大，‚原则性‛越来越弱小。它们的‚结合‛，是狼和羊的结合，是允许‚灵活性‛慢慢吞噬‚原则性‛，最终导致政府‚人治强化‛、‚腐败加重‛、‚公信下降‛和‚效率降低‛。

那么，如此多的乌托邦是怎样出笼的呢？我认为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还比较强大，对人性过度信任，以为公务员‚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第二，许多领导对‚对立统一‛观点有误读，将‚矛盾的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读成‚对立的双方既是矛盾的，又是不矛盾的。‛以为‚统一‛就可以消解矛盾，不知‚统一‛的真正含意。这样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哲学观，就会带来这样的行政文化。

没有行政文化的改造，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