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的客观性_真理性与合理性_林璧属

(《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林　璧　属 历史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是决定历史学科性质的根本问题。

西方学术界一百多年来形成了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史学两大对立派别,国内关于此也久讼不决。

其焦点在于:(1)历史研究少不了历史学家的积极参与和认识主体的介入,能否实现认识过程的客观性;(2)在不可避免认识主体介入的前提下,历史认识结果能否达到客观真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客观真理性。

对于前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主体的介入。

相对主义者强调主体介入后已无客观性可言,实证主义者则力图消除主体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

笔者认为,历史认识不可避免认识主体的介入,认识主体介入同样可以达到认识过程的客观真实性(参阅拙文《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真理性》,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只有遵循历史研究的科学规则,并承认主体的能动作用,才有可能深入地进行历史研究,探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问题。

对于后一问题,以往的历史研究都是用认识了的历史事实与客观实在的历史事实之间是否一致来衡量其客观与否。

而实际上,历史认识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客观真理性。

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所有内容都要研究,而是有所选择。

综观之,历史研究可划分为历史事实的确定、历史意义的判断、历史本质的抽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层次,亦即在认识层次上可区分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和评价性认识。

此三类认识具有不同层次的客观性要求:在考实性的历史认识层次上实现客观性,在探究具有抽象性、规律性的抽象性认识层次上追求真理性,在历史评价与价值判断的评价性认识上寻求科学合理性。

一、历史事实的确定:考实性认识的客观性考实性认识是确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存在形态,是历史认识的第一层次,可以归纳为人们时常所说的“历史事实”的确定。

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最基础的层面也就是历史事实是否具有客观的性质,以及对它是否能够作出客观的认识。

按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论,包括: (1)由一系列曾经发生或存在过的客观的历史事实组成,指的是事实的本体;(2)为认识主体所指向的、纳入主体认识活动的成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3)通过史料可以获得的有关历史事实的信息,即已经形成认识的历史事实。

不论历史事实的定义如何界定,本文所研究的是:已经认识的历史事实能否与客观实在的事件事实具有同一性,或能否真实地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

对此,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研究能够“如实地说明历史”。

它所依据的逻辑是:(1)历史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2)经过严格考证的史料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3)如果史料的收集是全面的,主体又不将其个人特征强加给它,那么,对事实的认识就能够与事实本身相符,就可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以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为代表的相对主义者则持否定态度,强调历史认识不具有客观性。

其根据是:(1)历史事实是根据历史学家的判断选择出来的一部分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在其被确定的时候已经和历史学家的主观发生了联系,外在的“事实其实并不存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

(2)历史事实只能通过史料中介来获得,但史料不能准确无误地反映历史事实。

(3)史料通过一般的语言概念来表达,必然受到语言的强制性改造。

因为历史研究中,不存在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一整套价值中立的技术词汇。

(4)在使用语言说明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历时性的影响。

语言的内涵是被历史地改造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语言内涵,都有自己的特定情景。

后来者由于处在已经变化了的文化背景中,必然会出现理解上的障碍。

同时,语言的歧义性、多义性也使得理解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相对主义者认为历史事实永远不能被客观地把握。

如果像相对主义者那样完全否定客观性,则历史研究会失去意义;而要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则做不到。

在这里是否有第三条出路呢?笔者认为,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研究需要摒弃下面两种不切合实际的传统观念。

一是那种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便从认识与实物之间的关系上来界定真假客观问题的方法,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这种看法是将认识与事实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拍摄式的符合关系,是照片与底片的关系。

这种看法来源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意念、想象,具有拍摄式的符合情景。

但是,一旦进入到认识领域,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就无法用照相式的关系来表述了,要求认识达到与事实具有照相式的客观真实性,那只能是一种办不到的理想。

因此,我们反对那种照片与底片相符合式的历史认识客观性。

二是过于强调史料记载的全面性。

史料记载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在于:其一,史料的不全面的确会影响到认识结果,但历史研究是一个过程,随着认识的深入、史料收集的全面,终将获得越来越深入的认识。

其二,倘若为了获得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为了追求记载的全面性,将现实生活的一切、事无巨细地一概加以录制,后人会愿意看这些杂乱无章的录相吗?为了客观,弄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资料、数据,历史研究还有意义吗?因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应有其自身的规定性。

首先,事实本身的历史实在是客观的。

从一系列曾经发生和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这一概念的第一种涵义出发,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前提是客观的历史实在。

比如我们常说,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认识它,它都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我们认识主体之外。

虽然我们无法复活过去的历史,但是,过去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大多数相对主义史学家都承认)。

历史的客观实在性,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客观真实性的前提。

其次,并非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客观性研究的是为认识主体所指向的历史事实。

客观历史实在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561页)。

如果我们能够对事实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就是一种为我的存在。

自在的存在和为我的存在都是客观的存在,但两者的含义不同,不能不加以区别。

为我的存在亦即“历史事实”概念的第二种涵义,就是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

认识客体是一个与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范畴,如果说历史事实具有不以任何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为转移的独立存在意义,那么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恰恰是具有同主体的思维活动相关联的意义。

历史事实之所以成为我们的认识客体,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客观存在,还必须从主体方面、从与主体的关系中去理解和规定。

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一旦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成为主体的认识客体,它就不再是自在之物了,而是成为为我的存在,不仅表征出认识主体的目的、水平和能力,而且还表明了它与主体之间的有用性或为我关系。

这是历史认识的一大特征。

当然,并非一切历史事实都能成为历史认识客体,只有那些为主体的认识所指向的、纳入主体认识活动的历史事实才能称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

而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也不会固定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和层次上。

随着历史认识的发展,许多自在的历史事实不断地进入到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成为现实的认识客体。

因此,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又可以分为显在的和潜在的两种。

显在的历史事实就是那些已纳入人们的认识活动,为人们的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潜在的历史事实是指那些尚未正式进入人们的认识活动,未被人们认识指向的历史事实。

我们探讨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只能研究那些显在的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再次,对于为认识所指向的历史事实可以作出客观的陈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其客观性。

其根据是:从认识过程看,认识是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历史认识的事实是史家由于现实的需要和兴趣而借助于史料建构的关于过去的认识,在认识的特性上是一种观念的认识。

其历史认识过程包含着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的就某些历史事实而展开的实际信息交流过程。

在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外,西方一批重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历史哲学家们独辟蹊径,提出了全新的思路。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提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法国历史批判哲学家马鲁称历史“是经由历史学家的努力,在思想中取得的对于人类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处于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由认识主体的积极、主动的介入而建立起来的关系中、综合中”(转引自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将历史认识过程界定为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

强调只有在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之中,历史事件的意义才能被理解。

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是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历史认识主体在研究之前的准备不应该消除一切主观因素,而是要更好地装备自己,研究者必须在意识到历史事件的非主观性的同时意识到自身的参与性,研究历史不是“隔岸观火”,而是在历史中研究历史。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虽然不可能达到认识结果与认识对象的绝对同一,但可以达到观念认识上的客观性。

历史研究只能追求观念认识的客观性,而不可能达到照片与底片的绝对同一。

从史料看,虽然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再现的,史料是不全面的,但我们认为,史料的不全面只会影响认识的全面性,而不妨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历史认识只能经由史料、历史遗存物去重构历史事实,只能借助于史料,史料责无旁贷地成为历史认识的中介。

史料能否具有客观性,是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是否具有客观性的必要前提。

以历史文献、历史文物的形式保留下来的人类过去实践活动的遗迹、信息、部分遗存物,是史家重构历史事实的根据,当然也是某一历史事实是否存在的根据。

其理由是:其一,历史文物是人类过去实践活动的部分遗物、遗迹,它以物质的形式留存至今,经由文物鉴定、考古发掘可以作为建构相关历史事实的物质依据;其二,以历史文献留存至今的史料,虽然记载者不可避免主体的介入,且不可能面面俱全,但中国传统史学一向以秉笔直书为传统,客观公正性强。

中国传统史学将历史的记载与传述视为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在史料记载上最为讲究客观性方法。

中国古代的“实录”与“直书”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甚至是在做出很大牺牲的情况下写就的,如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齐崔杼弑其君,史官据实书写被杀,他的两个弟弟照样书写又先后被杀,第三个仍不改初衷,这是中国古代直书的典型。

中国传统史学为实现历史的客观性,要求历史原始记载的客观公正性,历史认识过程则强调对史料分析的客观性,在这方面乾嘉史学之史料分析批判方法往往被人们忽略。

从史料所运用的语言看,的确,语言的使用存在着不当的可能性,但这一点不能作为否认客观性的根据,因为,通过学习能够更大程度地把握和使用语言,尽管语言的历时性、歧义性和多义性会影响到对史料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