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类文体

杂记类文体
作者：吴承学刘湘兰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02期
杂记类文体之曰“杂”,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文体形态之杂,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
云:“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

”他将一些当时无法归类的文体,如谱、籍、刺、解、牒、辞、谚等,统归入“书记”体中加以论述。

随着后世文体分类越来越趋于详细,“书记”中很多文体被归入其他类别,最后只有一些以“记”名篇的文章,或与“记”性质相近的文体仍属于杂记类。

二是内容之杂,此类文体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十分驳杂广泛,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曰:“杂记类:所以记杂事者。

”“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又如吴曾祺所言:“杂记者,所以叙见闻所及,或谓之杂志,或谓之杂识,其义一也。

”“凡遗闻轶事,下至一名一物之细,靡所不有。

”除了以“记”名篇的文章外,还有一些以“志”、“序”名篇的作品,如柳宗元的《永州铁炉步志》、《序棋》等,从其文体性质而言,都是“记”体。

“记”的内容驳杂,运用场合又相当广泛。

古代一些为宫室庙宇、亭台楼阁,或修河浚渠等事而作的杂记,往往要刻石立碑,以垂后世。

因此,姚鼐《古文辞类纂》谓杂记文为“碑文之属”。

杂记文与用于墓葬的碑志文也有区别,姚氏认为“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记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

他认为墓碑文与杂记文的不同,在于“取义各异”,也就是说作文的出发点不同。

用于墓葬的碑文,其主要功能在于称颂他人功德。

而记体文则是对描述主体进行客观记载,所记之事不拘大小美恶。

另外,碑志文是必定要刻石的,而一些纪事文则可以不刻石。

本文所称的“杂记”已把碑记与墓记之类剔除在外。

中国古代文体有相对的分工与不同的审美功能,有所谓诗以言志,赋以体物,文以载道之类的说法,而“杂记”文体最突出的功能就是“叙事”。

杂记的叙事虽然不及史传之正规,其文学性则往往过之。

所以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杂记文体是古代非常重要而且很有研究价值的文体。

古代杂记文体繁杂,本文未能备述,先综合谈记体,再分别以唐宋兴起的壁记与日记为例。

记
任昉《文章缘起》最先将“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他认为扬雄的《蜀记》是“记”这一文体独立成篇的起始之作。

萧统《文选》没有列“记”体;刘勰《文心雕龙》也没有单论“记”,但有《书记篇》,其文云:“记之言志,进已志也。

”刘勰所说的“记”,是指奏记、笺记之类的文体,实质上是一种上行文书。

由于“记”的文体功能主要是叙事记物,后世许多学者如真德秀、王应麟等人将“记”
的源头追溯到《尚书》中的《禹贡》和《顾命》篇。

因为这两篇文章“叙事有法”,所以被追认为“记之祖”。

至唐宋时,“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逐渐受到重视,一些文章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都收录“记”体文章。

由于“记”体创作的兴盛,促使学者对“记”的概念范畴、历史源流、文体特征、艺术风格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关于“记”的概念和范畴问题,元代郝经认为“记,凡志之典籍者皆是也”。

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四经是“万世之大记,而不以记为名”。

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记”体文的文体功能在于记物叙事。

如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认为:“记者,纪事之文也。

”明代黄佐对此有进一步论述,他说记是“疏其已然之事而一一分别记之也”。

他们认为凡是记载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记”体。

何三畏说:“记其时,记其事,举始终颠末,泚笔而直书者也。

”来裕恂云:“记者,记事之终始,物之本末也。

”二人强调“记”体文重要的文体特征在于记叙事物的起始本末之发展过程。

综而言之,“记”之一体,主于记事之始终,叙物之本末。

在古人的创作中,“记”体文的内容相当繁杂。

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将古今“记”文按功能分为考工、叙事体、议论体、变体、寓体五体,其中叙事体又按内容分为学宫、佛宇、神庙、祠堂、遗爱、官署、古迹、亭阁、园墅、游览、兴复、图画、技艺、花石、杂记共十五类。

林纾《春觉斋论文》也将杂记按内容分为六类,分别为祠庙厅壁亭台类,山水游记类,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纪亭台类,记书画、古器物类,山水类,记游燕觞咏类。

可见“记”文涉及范围之广。

由于记叙内容的不同,“记”文的艺术风格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林纾认为那些记载勘灾、浚渠等有关民生的“记”文,要求写得庄重;而描写亭台楼阁的“记”文,则要突出主人的高情远韵;关于书画古物的“记”文,要有考订的功夫。

总之,如林纾所言,“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

孙梅也认为“原记之为体,似赋而不侈,如论而不断,拟序则不事揄扬,比碑则初无诵美”,既说明“记”文不同于赋、论、序、碑的文体特征,又说明“记”文具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自唐以来,“记”文或叙事、或议论、或抒情、或托物寓意,其体不一。

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

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

”同书又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

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

’《传奇》,唐裴硎所著小说也。

”陈师道所言,在说明各篇“记”文风格之差异的同时,也指出宋人作“记”喜欢发表议论。

在尚议论的宋代,“记”文在描写风物、记叙游踪之时,也不乏理趣的发挥,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东坡的《石钟山记》;更有寄寓己志、自抒怀抱之作,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

在公安派强调“独抒性灵”的时代背景下,晚明的“记”文写得轻松空灵,舒卷自由,极具审美价值。

壁记
壁记属于“记”体之一类,盛行于唐代,是题写在官署墙壁上的“记”文,内容多为记载官职之创置和迁官之始末及前任的政绩,以鼓励后来者。

《封氏闻见记》卷五记载:“壁记,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

”壁记的写作,最初只盛行于京城里的官署。

后来写作壁记的风气越来越盛,以至各个郡邑的各级官署墙壁上皆题有壁记,如韩愈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宗元有《馆驿使壁记》、《监察使壁记》、《四门助教厅壁记》、宋代王安石有《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等。

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时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

”(《封氏闻见录》卷五)
此类记文既然是题写于官署之内,又是记载官职的创置历史及前任官吏之政绩,其文辞要求典雅详赡,内容则要实事求是。

以唐代孙逖《吏部尚书壁记》为例:
吏部尚书在周为太宰之职,其建设徒属,敷陈事典,则周官备之矣。

秦灭古法,始置尚书。

汉增其制,创立选部,故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是矣。

魏改选部尚书为吏部尚书,自晋宋至于北齐皆因之。

宇文朝依周官,置大冢宰卿一人,盖其任也。

隋革周制,复曰吏部尚书。

皇朝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太常伯。

咸亨元年,复为吏部。

光宅元年,改为天官尚书。

神龙元年,又为吏部尚书。

综九流之要,为六官之长,位尊任重,实在于此。

自武德已来,多以宰相兼领,一彼一此,更为出入,才难不其然乎。

皇帝在位之二十二年,缺其官,选于众,乃命武都公自兵部尚书拜焉。

公地惟宗英,才则人杰,忠孝自律,矜严成宪,式是轨度,谅于衡石,国之利也,所及远哉!天监有唐,俾多吉士,践此位者四十八人,嘉名已著于国史,故事宜存于台阁。

系以日月,自得《春秋》之义;记其代迁,更是公卿之表。

以备官学,列为壁记焉。

(《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八)
这篇壁记题写于吏部墙壁之上。

文中记叙吏部尚书这一官职之源流,远溯周朝,历经各朝代之变化,以及当今吏部尚书一职之选任情况。

吏部尚书“综九流之要,为六官之长”,其地位之尊贵,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既而颂赞当时的吏部尚书武都公才德兼备,堪为上选。

这类壁记记载古代官制沿革、官员职责以及对于在任者以及后来者的期待,往往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这类壁记的价值其实已超出文学之外。

但是,很多壁记主要以颂德为主,浮夸其辞,失于庸俗。

故封演批评道:“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

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

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

”在官署墙壁上题写的壁记,有其特殊的功能和独特的读者群,其创作很难随性所为。

如果脱离了官署墙壁这一特定的发表场合,壁记可能就会出现更大的创作发挥空间。

例如那些题写在普通住宅墙壁上的壁记,作者能自如地抒发内心情感,其文学价值较高。

以韩愈的《题李生壁》为例:
余始得李生于河中,今相遇于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

始相见,吾与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与生皆然也。

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时无度量之心,宁复可有是。

生之为交,何其近古人也。

是来也,余黜于徐州,将西居于洛阳,泛舟于清泠池,泊于文雅台下,西望商丘,东望修竹园,入微子庙,求邹阳、枚叔、司马相如之故文,久立于庙陛间,悲《那颂》之不作于是者已久。

陇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实同与焉。

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韩愈书。

李生是韩愈少年时的好友李平。

这篇文章记载韩愈与李平阔别十四年后,再度重逢时的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情。

写作此文时,韩愈在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担任推官一职,因为与张建封政见不和而去职。

仕途不畅的韩愈前往下邳探视少年好友,其内心情感之复杂可想而知。

在此文中,韩愈以简单的笔触,追忆与李平度过的美好时光。

而今一晃十四年,两人都已为人夫、为人父,以光阴流逝之快,却不能带走二人的深情厚谊。

而作者仕途坎坷,宦海漂零,已久无知己至交。

该文文笔舒放自然,语意平淡,如话家常,然字字句句流露出与故友重逢之喜悦,感叹光阴易逝之悲凉,语极淡然,读来却亲切感人。

再如明代归有光的《野鹤轩壁记》也是一篇优美又有所寄寓的佳作。

野鹤轩是昆山名人杨子器所创,杨子器好文爱士,不喜俗吏,专建此轩,以喻己志。

归有光与友会于野鹤轩,观刘龙洲之墓,夜遇大风雨,心有所感而写。

文章对野鹤轩周围的山水风光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以此来抒发心中情思。

文中的杨子器、刘龙洲等人,则寄托了作者的处世理想。

这篇文章写景寄意,清新脱俗,写得有声有色,表现出归有光特有的朴素简洁,善于叙事的文风。

日记
日记,顾名思义,“日记者,逐日所行之事,巨细不遗,以纪实也”(清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序》)。

关于日记文体的渊源,据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导言》,清代学者有源于西汉说﹑源于东汉说﹑源于唐代说。

不过,我们认为从文体的角度看,日记体也可视为先秦时代编年史体的衍生物,从按年记载到逐日笔录,思路相同,只是更为细化了。

现存最早成型的日记当推唐时李翱的《来南录》,李翱按日记载自己前往岭南征程中所见所历之事,被公认为日记的权舆。

宋代,日记非常流行,很多士大夫都撰写日记,宋代周《清波杂志》卷六记载“元佑诸公,皆有日记。

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

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帙。

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

在这些日记中,欧阳修的《于役志》、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可为代表作品。

此后日记的写作越来越兴盛,时至今日还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文体形式。

日记的内容庞杂,大至朝廷政事,细至日常起居饮食,皆可记载。

如贺复徵所言,写作日记可以“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

清代薛福成认为:“日记及纪程诸书,权舆于李习之《来南
录》、欧阳永叔《于役志》,厥体本极为简要。

后世纂日记者,或繁或简,尚无一定之体例。

窃谓排日纂事,可详书所见所闻,如别有心得,不妨随手札记,则亭林顾氏《日知录》之例亦可参用。

”(《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凡例一》)由于日记是作者随意命笔所作,且具有一定的私密性。

因此日记中的内容真实可靠,而感情的表现也较细腻真切,加上事无巨细都有记载,由此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越是详细、完备的日记,其史料价值也越高。

日记为应用文体,其最突出的文体特征是逐日记叙每一天中发生的事情。

大多数日记为流水账式的记载。

但是,如果作者本身颇具才情,或者学识修养很高,那么这样的日记里则不只是日常流水账,而具有更深厚的内容。

例如宋代范成大的《吴船录》是范成大于淳熙丁酉年间,从四川取水程赴临安,随日记载其所阅历而成。

“此书始五月戊辰,迄十月己巳,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

亦时有所考证,如释继业,记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说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

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龙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

及玩舟石寺,唐画罗汉一板,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

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刀作‘拈’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四库全书总目·吴船录提要》)。

范成大的《吴船录》有对旅途中名胜古迹的记载,更有对古迹遗事、古诗古画的考证,具有较高的文学、史学价值。

又如宋陆游《入蜀记》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日记,现节录两篇如下:
(乾道六年闰五月)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阊门,买小舟泛西湖,至长桥寺。

予不至临安八年矣,湖上园苑竹树皆老苍,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旧交多已散去,或贵不复相通,为之绝叹。

(乾道六年六月)十六日,早发云阳,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观音寺。

名列水品,色类牛乳,甘冷熨齿。

井额陈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

寺前又有练光亭,下阚练湖,亦佳境。

距官道甚近,然过客罕至。

是日见夜合花方开,故山开过已月余,气候不齐如此。

过夹冈,有二石人,植立冈上,俗谓之石翁、石媪,其实亦古陵墓前物。

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

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

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

汴与此渠皆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岂亦有数邪!过新丰小憇,李太白诗云“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又唐人诗云“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皆谓此,非长安之新丰也。

然长安之新丰亦有名酒,见王摩诘诗。

至今居民市肆颇盛,夜抵镇江城外,是日立秋。

这两则日记虽记行程,但作者于所见所历,或感叹光阴易逝,人事苍桑;或考证史实,辨析地名。

于写景中叙事抒情,语言平淡而不枯燥,如语家常,使人读来倍感亲切。

明代萧士玮《南归日录》盛赞曰:“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

”萧士玮的《南归日录》也是日记中的上乘之作,贺复徵称其所记“玄心远韵,大似晋人”。

明清两代,日记体兴盛,其内容可说包罗万象,是研究历史文化的宝贵文献。

其中明清之际文人的一些日记,尤其动人心魄。

如明遗民叶绍袁的《甲行日注》逐日记载作者在亡国之后,人生最后三年的痛苦生活。

清军的残酷与遗民的反抗,都得到记录。

正如周作人在《夜读抄》中
说:“《甲行日注》里所记的是明遗民的生活,所以第一显著的当然是黍离麦秀的感慨,而这里又特别加上种族问题,更觉得痛切了。

”
从文体的角度看,日记之体,明显异于其他杂记体。

其他杂记体都是以篇为单位的独立文章,而日记则是连贯而成的书籍。

所以在古代,总集与选本往往不收日记篇章,而是任其独立成书。

日记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生活记录,因此,理论上它应该具备两方面的特色:私密性与真实性。

但是,我们所见的古代日记,其写作目的大多数不是要藏诸名山,而是要传诸其人。

作者志不在秘藏,而是要传播。

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日记属于史部中传记类的杂录之属,《中国丛书综录》中记载了许多古人的日记著作。

既然是写给人家看的,古代日记的真实性(尤其是涉及本人部分)也就是相对而言的、有限度的“真实”: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后不全面的“真实”。

所以古代许多日记可能是“私”而不“密”、“真”而不“实”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摄小,重侵轻;郡守之职,总于诸侯帅;郡佐之职,移于部从事。

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

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第居之。

凡执伎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

凡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

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

若有人蓄器贮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

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

官不官,系乎时也;適不適,在乎人也。

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士高气清,富有佳境。

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

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

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

”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

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

无言责,无事变。

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

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

又安知后之司马,不有与吾同志者乎?因书所得,以告来者。

时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记。

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