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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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
1、贾宝玉:贾宝玉是爱情婚姻悲剧的中心人物,也是众多矛盾的焦点。

他是进步力量的代表,也是作者热情讴歌并寄寓理想的主人公。

其性格主要表现在:
两个神话原型:石头下凡,神瑛侍者
恣情任性,鄙视功名富贵,讨厌仕途经济,背弃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

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

无视封建的伦常和秩序,具有朴素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思想。

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

”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逆子贰臣”。

尊崇女子,贬低男子。

以“意淫”为主体特征的贵族叛逆者、爱情追求者。

不满“金玉良缘”,向往“木石前盟”,追求全新的爱情观念和恋爱方式。

1.自由思想
2平等思想
3带有民主色彩的爱情观念和恋爱方式
宝、黛的爱情有三个主要特点:
其一,他们是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关系。

其二,双方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理想的基础之上的,他们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叛逆者,都向往纯洁的爱情。

其三,他们的爱情带有民主性和平等性的色彩,没有一点“男尊女卑”的观念。

林黛玉是美的化身,然而她的一生又是“心事终虚化”,充满悲情。

小说着重表现的即是她纯洁脱俗的诗人气质、冰清玉洁的诗意人生。

1.纯真
林黛玉心灵纯真,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言行,也无视“温柔敦厚”的封建规范。

她蔑视权势,从不讨好封建家长,对周围的庸俗与虚伪常用“比刀子还利害”的语言予以反击,以致被周围的人认为“刻薄”、“专挑人的不好”。

其实,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尖酸刻薄”,她也有谦和的一面:
她待人很宽厚,与人不存介蒂。

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出其天真笃实。

本为情敌,无嫌犹猜。

2.叛逆一般认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即同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都向往自由、平等的爱情,不过,林黛玉受封建传统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更多地保留了一些贵族小姐习性。

避讳,敏读密,写时多一笔少一笔,孝亲观念
进贾府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唯恐“逾矩”、“悖礼”
封建家长看重的玉,宝玉并没有放在心上,黛玉却认为“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儿”,并视佩戴金锁、金麒麟的宝钗、史湘云为情敌
轻视刘姥姥、劝宝玉与蒋玉菡绝交
林黛玉的叛逆性鲜明地体现在其对自由平等的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在恋爱观方面,她的《五美吟》寄托着她的理想:那就是不求富贵名利,只求
相互尊重、自由选择;她反对财势观念、反对科举八股,从不劝宝玉立身扬名,从不说“仕途经济”这类“混帐话”。

在这种叛逆思想的基础上,她与宝玉结成了知己。

他们由“耳鬓厮磨”发展为真挚的爱情,她把全部的热情和憧憬寄托在爱情之中。

然而,爱情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眼泪。

她追求的专一、执着的爱情,却有三个因素一直困扰着她:
一是“金玉之论”的传说及一夫多妻的传统,平添了她许多疑虑和痛苦。

二是由于环境和封建礼教的影响,她始终没有勇气向宝玉直接披露一点真情。

三是父母不在,婚姻无主,而自己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婚姻,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她也无力抗争。

林黛玉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她多才、纯真、任性、傲岸,敢爱敢恨;但另一方面,她又自卑自弃、自我折磨、多愁善感,她爱得专一,但不大胆,她有一定的反叛性,但不彻底,把幸福寄托在封建家长身上。

她只会作诗,不会做人,她是爱情悲剧的女主人公。

林黛玉:封建贵族阶级女性叛逆者的典型。

其性格特征是:多愁善感,多疑任性,孤高乖僻,幼稚天真。

悲剧命运。

薛宝钗:她“会做人”,谙于世故,善于揣摩,“尊上睦下”,明事达理,维护封建体统与曲意承欢,甚至委曲求全,统一于宝钗性格个体之中。

宝钗的性格中,呈现着鲜明的矛盾对立:冷与热、美与丑、真与伪、明与暗、高尚与卑微、质朴与矫饰、机智与机诈、浑厚与犀利等等,而作者以天才的手笔将诸多矛盾对立的性格因素融为有机的整体,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性格最为丰富复杂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薛宝钗与林黛玉的性格,都存在着两面性: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俗名利、地位和声望的追求;
宝钗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圆滑世故”,但骨子里,她却实在是一个耿介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
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处世,更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但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对各种世俗利益、名位的关注和向往,却又远远强过于宝钗。

相对而言,宝钗比黛玉处于更为优越的位置。

但宝钗却根本不屑于尘世的争名夺利,甚至不屑于元妃的特别恩赏;反倒是黛玉连小小几枝宫花,都要斤斤计较。

一个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

从形象解构的角度来看,黛玉身上其实更多地承载了儒家士大夫文化的某些特质;而宝钗身上则更多地体现了老庄哲学的审美观。

黛玉是外道内儒,宝钗是外儒内道。

所以,作者用“有凤来仪”与儒家皇权意识的“双关暗合”,来暗点了黛玉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又以“蘅芷清芬”颇具道家色彩的“未扬先抑”、“别有洞天”,揭示了宝钗“淡极始知花更艳”的人格魅力。

薛宝钗:恪守封建礼教而终成牺牲品的典型,其形象特征为:
虔信、恪守封建道德观念,为躬行礼教而压抑才情,丧失自我。

有城府,“会做人”,喜怒不形于色;乖觉圆滑,善于处世,精通关系学。

“任是无情也动人”。

“无情”集中体现为冷情寡欲,冷漠处世等;“动人”:体现为美貌、学识、善良天性,悲剧命运。

第四节艺术成就:一、得自然之气的天然图画:《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保存生活的原生态最好的一部,同时也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而又不露斧凿痕迹的作品。

其艺术描写可用“自然”、“精深”四字来概括。

突出地表现在小说艺术地反映生活整体上,是在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写宝黛爱情悲剧的,不仅写出了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爱情悲剧,还写出了一个处于新旧交替过程的时代。

《红楼梦》的艺术创造良天性。

悲剧命运。

二、人物描写:“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现。


1、塑造了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

注意形象的真实与自然。

美女并非一无陋处,反面人物也非一付坏人脸谱。

《红楼梦》有名有姓的人物达480多人,宝、黛、钗、凤等都堪称千古不朽的艺术典型。

2.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

《红楼梦》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彻底摆脱了单一化、类型化的倾向,展开了自由宽广的性格描写,使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从而使典型形象的创造,具有了惊彩绝艳的独创性,千恣百态的丰富性,和曲尽人情的复杂性。

3.超越前人的多种人物刻画手法。

(1)外貌描写重在传神。

(2)注意个性的独特与鲜明。

以相互对比区别个性。

条件相同,性格相异:如黛和钗,“三春”姐妹等;基本性格相近又有细微差异:如黛和晴,钗和袭等。

以环境描写衬托个性。

如黛玉潇湘馆清幽凄冷,衬托其多愁善感、孤高忧郁个性;宝钗蘅芜院朴素淡雅,与其“藏愚守拙”、冷情寡欲性格相谐。

以人物诗词表现个性。

同是咏柳絮,黛玉《唐多令》满纸愁苦,情调低沉;宝钗《临江仙》乐观开朗,一片雄心。

(3)心理描写更加缜密。

(3)细节描写更加真实生动。

(4)利用诗情画意刻画人物形象。

将诗词作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

把人物形象放到诗情画境中来刻画。

将前人的诗意画境融入作品烘托刻画人物。

第七节《红楼梦》的影响和研究
一、《红楼梦》的影响
二、《红楼梦》的研究
1. 评点派。

从乾隆到光绪年间,一些研究者采用评述、评点的方式来探索《红楼梦》的内容、本事或阐述其思想、艺术价值,可称为评点派。

2. 索隐派,一般又称为旧红学派。

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或“微言大义”。

3. 新红学派,或称为考据派。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人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学风,同时又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出了新的解释,在红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著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4.建国以后,红学的发展又经历了种种曲折,取得了新的成绩。

第二节《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1、爱情和婚姻的悲剧
宝、黛爱情及宝、钗婚姻悲剧,是《红》的主线和灵魂。

所谓“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黛重“情”,钗守“礼”,宝玉“重情不重礼”:“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


木石前盟“有爱无婚”;金玉良缘“有婚无爱”。

黛玉“魂归离恨天”,宝玉“到底意难平”,宝钗“婚后守活寡”。

(一)宝黛钗恋爱婚姻的悲剧意义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全书的中心情节,曹雪芹将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与贾府由盛而衰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描写,通过这一悲剧写出了一部贵族之家的罪恶史、兴亡史,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意义,从而也使这一婚恋悲剧有别于一般男女情爱的婚恋悲剧。

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1、宝玉与黛玉:木石前盟,以神话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绛珠仙草,象征宝黛在太虚幻境就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

在大观园的特殊环境里,宝黛又因为志趣相同,经过微妙的爱情试探,经过“三天恼了,两天好了”的感情折磨,终使得宝玉选择黛玉。

2、宝玉与宝钗:金玉良缘,象征着富与贵的结合,以贵护富和以富补贵。

宝钗的家庭背景符合贾家的利益。

而且,宝钗又是一个貌美而性格温顺的少女,她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顺从环境,迎上抚下,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

在她
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对金钏的投井、尤三姐与柳湘莲的悲剧,都采取冷漠的态度,是一个符合封建标准的淑女形象,却与宝玉性格完全相对立。

所以,宝黛钗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

这不仅是他们仨的悲剧,而旦是与封建家族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富有深刻历史内容的社会悲剧。

他们的结局,标志贵族之家的统治者对后代管教、择偶各方面的努力和种种阴谋的破产;它与贾府政治上经济上由盛转衰的没落紧密结合,正是标志着以贾府为典型、以封建家长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

二、人生悲剧:
宝玉“无材可去补苍天”。

第3回《西江月》词称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还称他“于国于家无望”。

庚辰本第21 回脂评宝玉有“三大病”:“恶劝”;“重情不重礼”;“有情极之毒”。

三、女性的悲剧:
“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黛玉葬花:诸艳悲剧序曲。

大观园遭抄检:“悲凉之雾,遍披华林”。

婢女悲剧:晴雯冤屈而死;袭人青春耗尽;司棋自撞身亡;芳官等十二女伶“斩情归水月”;香菱被拐卖……
小姐悲剧:黛玉为情死;宝钗守活寡;四艳(元、迎、探、惜)原应叹息;凤姐“家亡人散各奔腾”;李纨年轻守寡……
四、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贾府衰败原因:
1、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划者少。

主子们养尊处优,无所用心;下人们得过且过,离心离德;风姐中饱私囊。

2、奢侈浮华,出多入少。

修建大观园奢华糜费;秦可卿之死盛大排场;贾母的螃蟹宴等。

3、“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

宁荣二公创贾府基业;“人”字辈(代善、代化)尚可守成;“文”字辈退化为昏聩无能(贾敬烧丹炼汞,贾赦贪婪荒淫,贾政庸碌古板);“玉”字辈(贾珍、贾琏、贾环)、“草’’字辈(贾蓉等)聚赌嫖娼、淫纵放荡。

五、贵族之家的罪恶史和衰亡史:
多侧面地揭示贵族之家的腐朽没落和必然衰亡的原因:
1、揭露贾家依靠显赫的权势无恶不作,对下层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开脱薛蟠的人命官司;贾赦谋夺石呆子古扇,致使其家破人亡;王熙凤操可随意纵官府,肆无忌惮等。

2、对贾府穷奢极欲享乐生活的描写。

秦可卿丧事、元妃省亲等。

3、贾府末世弟子的荒淫无耻、腐化堕落。

贾赦、贾琏的勾当,焦大、柳湘莲之言。

4、被压迫奴隶的觉醒和反抗。

鸳鸯的抗婚,金钏、尤三姐等。

5、主子之间的矛盾斗争。

探春之言:“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全书的三组矛盾:
A、以宝黛为代表的叛逆者与正统派、统治者之间;
B、统治者(主子)与被统治者(奴才)之间;
C、统治者内部矛盾。

六、《红楼梦》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作者虽然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和弊端,但他并不否定封建制度,对自己出身的
贵族阶级,还怀有很深的眷恋。

其次,书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虚无主义情绪和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

这种局限实际上是一个从封建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而又不能与其彻底决裂的叛逆者的局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还很幼弱的反映。

二、思想内容
《红楼梦》不仅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高唱了一曲女性赞歌,而且以四大家族的崩溃过程为背景,围绕着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既写出了封建社会无可挽救的衰败之势,又体现出作者对民主、自由的渴望。

作为没落贵族的先进代表,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封建统治的衰落唱起了挽歌。

这种主题突破了以前任何一部才子佳人小说的狭隘主题,赋予了小说深刻的现实意义。

红楼梦的版本和后四十回的问题
1、《红楼梦》的版本有两大系统:80回本和120回本。

1)八十回本:《红楼梦》最初是以八十回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本名《石头记》,这些传抄本大多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评语,因此习惯上称之为“脂评本”或“脂本”。

迄今为止,这种抄本已发现十多种。

其中较重要的有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戚本等十余种。

2)一百二十回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第一次以木活字排印出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前有程伟元和高鹗的序,人们称之为“程甲本”。

第二年(1792),程高二人又在此本的基础上,“详加校阅”“补遗订讹”,由萃文书屋用木活字重新排印,通称之为“程乙本”。

“程乙本”的印行结束了《红楼梦》的传抄时代,使之得到广泛传播。

合称“程高本”。

3)有的情节描写生动精彩,如潇湘惊梦、黛玉迷性、焚诗稿、魂归离恨天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4)缺点是安排了贾府“兰桂齐方,家道复初”的“大团圆”结局,违背了原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宣判,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艺术描写上也较前80回逊色。

三、清代文学发展概况
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

至于清代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

(郭绍虞《文学批评史·绪论》)
四、清代的学术品格
明末士人的空谈心性,不求实学,面对内忧外患,束手无策,导致国家破亡。

以顾炎武、黄宗义、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明亡的教训以及整个封建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

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救时济世的实学,培养了清初学者重实证、归纳、考据的务实学风。

康熙以后,文化高压和文字狱的盛行,使得文士人人自危,丢掉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古籍校勘、辨伪、辑佚等文献整理工作之中,这一学术发展趋势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顶峰,形成代表清代学术品格的“乾嘉考据学”,乾嘉考据学在发展过程中还形成吴、皖两派,吴派主墨守,以惠栋为代表;皖派主求是,以戴震为代表。

在皖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扬州学派,以汪中、焦循为代表,治学力主触会贯通。

清代小说戏曲理论
明末清初著名批评家金圣叹为清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他把《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相提并论,从而提高了《西厢记》、《水浒传》的文学地位。

他还从人物塑造、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民族特点与艺术规律,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较高水平。

康熙、雍正以后,毛宗岗、张竹坡、冯镇峦、脂砚斋等为《三国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所作的评点,加上金圣叹《水浒传评点》,这四大评点家成功的将传统的诗话、词话的评点优势向小说领域拓展,使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成熟并且系统化。

戏曲理论、批评
戏曲理论、批评方面,清曲话曲论,或谈创作、或研声律,或考曲目,或辑资料,或评论作家作品,或杂考戏曲故事,或论述表演技巧,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成就最大,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方面,具体阐述戏曲创作与表演的艺术规律。

“格调说”(名解)清代中期沈德潜的诗论。

一是强调诗人的性情要合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诗歌创作要中正平和、委婉含蓄。

二是强调写诗须讲究格律声调:“诗贵性情,亦须论法”,要写得含蓄、蕴藉、委婉,提倡学古,但反对拟古。

“格调说”对“神韵说”空疏浅陋的弊病有所补救,但它维护传统“诗教”,基本属封建正统派诗论。

“性灵说”(名解)袁枚的论诗主张。

性灵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性情以外本无诗”,“自把新诗写性情”,就是要在诗中表现诗人独特个性,“作诗不可无我”,认为“诗有性情而后真”。

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的核心;其次是“才华”:“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性灵”,艺术构思中的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

既反形式主义,又反拟古主义,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有一定进步意义,成为乾嘉诗坛上最活跃最有成就的诗派。

但是,它也有缺乏深刻社会内容的局限性。

马嵬
袁枚
莫唱当年长恨歌,
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
泪比长生殿上多!
本诗为乾隆十七年(1752)作者赴陕途经马嵬坡时所作。

唐天宝十四载(755)避安史之乱途中,唐玄宗被迫赐杨妃自缢于马嵬驿后,此地为历代文人吊古感怀之所。

起句莫唱当年长恨歌,开篇不凡,对《长恨歌》以来历代文人同情李杨悲剧的咏唱表示不以为然,显出诗人不肯从众、超越凡俗的眼光和胆识;承句人间亦自有银河,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更广阔的“人间”,也即下层劳苦大众的悲欢离合;石壕村里夫妻别,从民间离合悲欢故事中选出一典型个例,即与杨妃自缢故事同时发生于安史之乱中的石壕村故事。

这个故事由于杜甫《石壕吏》的传播而家喻户晓。

末句泪比长生殿上多!结论。

通过对比,揭示老百姓比帝王贵妃更苦、更需同情。

表明了诗人的态度,也回答了首句提出“莫唱”的原因。

马嵬题咏自唐以来绵绵不绝,无不对李杨一掬同情之泪。

袁诗别开生面,认为马嵬悲剧不足道,人间百姓悲剧才更值得同情。

他大声疾呼诗人们把咏唱的对象从帝王贵妃转向民间,更多地去关注民间疾苦。

实际上是提出了文艺的方向性问题,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虽然全篇议论,但由于作者借用了《长恨歌》《石壕吏》的名篇,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也便包含了其中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同时诗中还用了“银河”“泪”等形象的比喻、象征,
使抽象的感情议论具象化,读来并不枯燥;全篇以长生殿与石壕村对照,使帝王悲剧处于百姓苦难的陪衬地位,颇具匠心,耐人寻味。

(八)性灵派外围:郑燮、黄景仁等
郑燮(xiè):(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

乾隆元年进士,历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十馀年,饶有政声,后以疾辞官,寄居扬州,卖画自给。

他擅长书画,为“扬州八怪”之一。

著有《板桥集》。

1.论诗倡“真气”“真意”“真趣”三真,崇杜甫“历陈时事,一寓谏诤”,主张诗歌应“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故诗写来质朴泼辣,别具一格。

2.《郑板桥集》有许多诗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如《孤儿行》《私刑恶》《悍吏》等;抒发才情之作较多,表现出磊落高尚的人格精神,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自号鹿菲子,武进(今江苏常州)人。

他一生穷困潦倒,遭际凄凉。

著有《两当轩集》。

1.内容:
(1)抨击倒行逆施的黑暗世道,如《悲来行》《泥涂叹》《献县汪丞座中观伎》;
(2)揭露人情浇薄,世态炎凉,如《啼乌行》《沙洲行》《和钱百泉杂感》;
(3)哀民生之艰,如《苦暑行》《涡水舟夜》等。

(4)嗟贫叹苦和诉说生活窘迫的,如《都门秋思》《绮怀》《别老母》等。

(5)表现个性意识在复苏和觉醒意义上的深入思考,如《杂感》。

这是一首思念故乡的词。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康熙皇帝东出山海关去清盛京(今沈阳)巡视,并往长白山中爱新觉罗氏发祥地祭祀;纳兰作为侍卫随行。

本词即作于去山海关途中。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上片写长途跋涉之苦。

“一程”“一程”既表示途程之漫长,也包含极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之苦闷。

“身向榆关”的“身”突出了身不由己的苦恼。

夜深说明无寐,千帐灯更显诗人之孤寂。

下片写旅途风雪,更添乡思之苦。

“一更”“一更”既表现风雪的没完没了,又包含诗人长夜难眠的心境。

本词表现的正是扈从中感伤消沉、清婉凄切的思乡之情。

它直抒胸臆,无结构之腾挪变化,无语言之刻镂雕饰;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想,都直言以道,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突出地反映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风格特征。

这是一首写爱情的小词。

短短27字,描绘了令人难忘的爱
情生活的一个片断。

思往事,渡江干。

首句三字突兀而来,带人进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继而点
明往事的名目及发生地点,并带出两个连续发生的江行生活
小景:
青蛾低映越山看。

“青蛾”乃美女,“越山”在勾画山景的同时,也补足地点的
不足,自然让人联想到“青蛾”乃
越地美女。

“看”字使“青蛾”“越山”互为
观照对象,美人、美山水融为一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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