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分析

用结构主义分析《边城》的悲剧性

赵颖

摘要：初读《边城》，我们会被它的表层结构所迷惑，认为作者主要写了小主人公翠翠与两兄弟的感情纠葛，运用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会发现《边城》中有一系列的二元要素存在，两种爱情观念的对立；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碾坊与渡船的对立，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共同组建了《边城》这部作品的悲剧性。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二元对立；悲剧性

沈从文的《边城》描写的是在湘西一个风光秀美、人情淳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祖孙两人。年过七十却很健壮的外公；十五岁情窦初开的孙女翠翠。这一老一小在渡船上悠然度日。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与外公去看龙舟比赛，翠翠偶然认识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暗生情愫。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了美丽清纯的翠翠，先傩送一步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傩送不想取王团总的女儿，也想娶翠翠为妻。于是兄弟俩相约以当地风俗唱歌来决定胜负。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后，为了成全弟弟，外出做生意，遇难而死。傩送因哥哥的死十分内疚，便抛下翠翠下桃源去了。外公因为翠翠的婚事担忧，在雷雨之夜死去。留下翠翠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船，等着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这样一个优美又充满诗意的小说，读后却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哀伤。那么这种哀伤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来分析一下《边城》这部优美小说的悲剧在哪里。

初读《边城》，我们会被它的表层结构所迷惑，认为作者主要写了小主人公翠翠与两兄弟的感情纠葛，运用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会发现有一系列的二元要素存在，两种爱情观念的对立；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碾坊与渡船的对立，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共同组建了《边城》这部作品的悲剧性。

第一，两种爱情观念的对立。《边城》中描写了三对爱情关系，除了我们一目了然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以外，还有翠翠父母的爱情和傩送的父母

的爱情（顺顺的爱情）。第一个爱情故事是作者主要描写的，另外两个是作者把他们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当中的。翠翠的父母是自由恋爱，他们的结合完全是因为互相吸引，因爱情而结合。翠翠的父亲每天与翠翠的母亲对歌，日久生情。而翠翠与傩送也是属于自由恋爱，从两年前端午节的第一次见面，到后来的晚上在碧溪岨为翠翠唱歌，两个人一点点暗生情愫，把彼此当做了自己的另一半。傩送的父亲船总顺顺的爱情则与他们不同，他是与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结婚了。他们的结合是钱与钱的结合，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做基础，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走的车路，而翠翠与傩送，翠翠的父母则都是走的马路。所以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对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的爱情、翠翠父母的爱情与顺顺的爱情就是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的爱情和翠翠父母的爱情他们都是顺应自己的心意，想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合的选择，这是一种自然人性的表现。顺顺与“白脸黑发小寡妇”的结合却是出于财产利益的关系。他们的结合虽然没有爱情，但是日子却过的红红火火，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说，爱情应该是两情相悦的事，只有两个人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才能幸福，但是小说的结局却告诉我们，“走车路”的才幸福，“走马路”的没有什么好结局。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却不能得到好的结局，这是最令人感到悲伤不已的了。这种对立体现了现代社会人性与道德理性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并由此显示了现代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与现代人性交往的深刻紧张。

第二，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小说中的男女之间求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走车路”。也就是媒妁之言，应由男方的父亲请了媒人正式到女方家里去说媒。这种方式是汉族嫁娶中的重要礼节。另一种是“走马路”，是湘西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男方自己做主，为女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以此来感动女方，得到女方的应和，那么他们也可以在一起。翠翠的爷爷在与天保大佬托付的人谈话中说让天保自己选择走车路还是走马路。为什么一个生活在湘西边城的人家有走车路和马路两种形式呢？一个是汉人的方式，一个是少数民族的形式。在正常情况下，汉人会按汉人的方式办，少数民族也会遵照自己的风俗来办，翠翠的爷爷让天保选择说明天保既有汉族的血统，又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面

临选择方式这个问题。天保与傩送是不是汉族与少数混血我们在他们的名字上也可以看的出，天保“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这是一个汉族化的名字，而傩送则是“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傩神是湘西少数民族所信仰的一个神，由此可以看出傩送的名字就是少数民族化的了。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名字这样起，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设想这个家庭中应该是顺顺或是顺顺的妻子是汉人，而从顺顺的经历来看，我认为顺顺是汉人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同样，老船夫给翠翠起的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出，老船夫一家人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结合的。自然翠翠的母亲也是个混血，而翠翠的父亲是一位屯戍军士是从外地来的，显然应该是一个汉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小说中的三对恋人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结合，而按照少数民族的方式恋爱的两对都走不通，而只有“走车路”的顺顺现在是喜剧结局。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这种包办与自主的对立，成为车路与马路对立的实质性的内涵。它们分别体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婚姻形态。说明在边城这个地方已经被现代社会的那种行为规范影响很深，原始的恋爱形态已经受到排挤和禁止，那种自然的人性，在现代社会的道德礼法的压制下，已经无法自由的发展。

第三，碾坊——渡船的对立。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不仅反映了湘西的时代特征和民间习俗，而且凸显了一个封建宗法关系与原始民性交织的社会。在“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边城，碾坊和渡船都是边城“善良的人”日常生活中难以回避的事物。其中“碾坊”与“吃”关联，“渡船”与“行”关联，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自古民以食为天，在相对闭塞的湘西，碾坊自然成为经济利益的符号，因而是否拥有碾坊似乎成了他们经济地位高下的标志。当一座崭新碾坊也成为陪嫁物的时候，碾坊就成了左右青年男女恋爱婚嫁的筹码。在择偶看财富、结婚看地位的世俗社会，强调门当户对，因此碾坊本身也被点染了封建宗法关系的背影。而渡船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摆渡于小溪的两岸，给行人提供无限的便利与暖意。老船夫厚道慈善，经常不要行人的钱，使得渡船失去了碾坊一般的刚性价值，更有一份柔性情怀。

小说中在描写碾坊时说“一个撑渡船的若想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凡碾坊照例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产业。”老船夫本来是陪翠翠来看赛龙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