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凡人到圣人--孔子的故事

从凡人到圣人

——孔子的故事

一、孔子的时代和他的理想

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孔子的故事”。一个中国人不可以不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不可以不了解孔子，所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孔子的故事”。

为什么说了解中国文化不可以不了解孔子呢？我们看看钱穆先生一段话：“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钱穆：《孔子传·序言》，三联书店，2002年）。不仅是钱穆，中国很多文化大师都有类似看法。事实上孔子已经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性元素。他的名气甚至远远超过历代皇帝。正如司马迁说：“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直到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读书的人仍然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做为判断衡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史记. 孔子世家）。但是圣人凡人生下来并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后来的觉悟和实践。那么，孔子是如何从一个布衣百姓，不断修行成为圣人的呢？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孔子的一生，看看在孔子的时代，他这样一个布衣百姓是如何生活、工作、修行、践行，如何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551-479年。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公元前475年。也就是说，孔子去世5年后春秋时期结束，中国历史进入史上最混乱的战国时期。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礼崩乐坏”。当时的礼和乐不仅是文明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等级次序的标准，什么级别的官只能按什么礼制搞活动。天子举行仪式，穿什么衣服、演奏什么音乐，诸侯王是不能参照的。否则就是犯上。礼崩乐坏就标志着社会的不稳定，大家都不按规矩办事，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部战争频发，整个天下大乱。乱到什么程度？整个春秋时期，共发生大小战争480多次。这些战争是异常残酷的。据《史记》记载，在整个春秋时期，光诸侯王在内部斗争中被杀掉的数字，就多达52人！孔子正好生活在春秋末年，目睹了这一过程最急剧最惨烈的兼并阶段。

在那个战争频发、生灵涂炭的时代，最倒霉的是谁？当然是老百姓。而孔子作为当时一个颇负盛名的学者，他的人生道路却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他可以像当时的名相管仲一样，辅佐一个国君做大做强，同时自己也尽享荣华富贵；他也可以不问政治，以他渊博的学识，带徒教书，过着衣食无忧、受人尊敬的小康生活；他还可以像当时很多隐士一样，跑到深山老林，盖几间茅屋，开几亩良田，“日暮荷锄至，时还读我书”，与世无争、平静安逸的生活。但是他都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给自己选择了一条异常艰辛，备受冷落，到处不受欢迎的道路，这就是终身行仁，使天下百姓过上安定平和的日子。在《礼运大同篇》，孔子详细的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廢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二、孔子的生活

孔子的一生，可以由他在《论语》上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来概括。孔子这句自述话，说的是他的学习，其实也就是他的生活。按照梁漱溟先生在其所作《孔子的态度》上所说：“从孔子的幼年以至于老，无论不惑、知天命等，都是说他的生活。他所谓学问就是他的生活。”由此我们看出，孔子所以由凡人成为圣人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他能够终身学习，把学问视作生活。而我们现在呢？曾经有一个机构做过一个大范围的读书调查，调查的结论是：“7岁到

39岁年龄段的人，年级越小读书越多，40岁到59岁年龄段的人，年纪越大读书越多”，这说明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间年龄段的基本不读书。人的本性并无多少差别，但后来学习不同，造成了差别，甚至造成凡人圣人的差别。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其实孔子很小就显露了他的好学才能和智慧。由于他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不得不从小就一边干活一边读书。他给人帮忙做丧事，也做过鲁国保管员和管放牧牛羊之类活。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虽然生活贫苦，但他自述十五岁即“志于学”。我们现在的孩子，有的没出生就被他妈妈“有志于”学了，把《论语》、《道德经》、莫扎特名曲录下来，贴在肚子上给他听，生出来由胎教变成幼教，论学习时间要比孔子早得多，但没培养出来一个孔子。原因之一是没有掌握学习之道。管子说“道满天下”，庄子甚至说“道在屎溺”，哪里都有道，自然有学习之道。孔子的学习之道就是不但勤于学习，还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他说：“学而不思则罔”还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孔子十九岁结婚，二十岁喜得贵子。那时候他的学问已经在鲁国很有名气了，鲁昭王专门派人给他送来大鲤鱼道喜。孔子时代，鲁国国力虽然不如以前了，但依然雄居山东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小部分地域。这么大地盘的国王亲自派人送鲤鱼为辖区一个普通老百姓生子祝贺，可见孔子当时已经人品和学问都明显崭露头角了。

孔子“三十而立”。这个“立”，就是有了人生总体志向。这个志向就是前面说的大同理想。我们常说，“心有多高，路有多长”，志向高下也是凡人圣人的重要区别。孔子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为自己选择了以仁爱拯救国家这样一个崇高理想，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人生如白马过隙，就短短几十年，能做成功的事实在很少。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仅他志向远大，更在于他毕生心无旁骛，只围绕他的志向做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果。下面我们看看孔子的一生是怎样围绕他的志向做事的。

随着孔子学问的增多，知名度的提高，孔子开始授徒讲学，有了第一批弟子。孔子办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使得普通老百姓也有了读书学习的可能。由于孔子学问渊博，又收费低廉，所以很受欢迎。所以孔子的学生中既有卫将军之子弥蔺，鲁大夫锰僖之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这样的官二代，也有深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渊，有家徒四壁采藿而食的曾参。只求尊师重道，不问家庭环境。这是孔子"爱人"教育的首要体现。也是他毕生“行仁”的第一个舞台。

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孔子基本是一边学习一边授徒。这十年，对孔子影响最大的事大概就是他拜访了老子。在孔子34岁时他在弟子南宫敬叔陪同下到洛阳拜访了老子。老子是道家学术创始人，当时是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居周首都洛阳，时年54岁，可谓见多识广，名满天下。而孔子则是鲁国一个教书先生，其学识只是在鲁国影响较大，尚未形成完整儒学体系。何况我们说做学问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当时居曲阜，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更没到过当时的京城洛阳。可以说时年34岁的孔子除了书本知识并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这两位年纪、学识、地位悬殊很多的学者见面，给孔子的震撼和收获是永久的。《孔子家语·观周》详细记载了孔老的这一次交往：“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宇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矣！及去周，老子送之。”

老子临别赠送了他一段话。这段话和《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大体相同。老子说：“我听说富贵的人是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的人是用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的人，只能窃用品德高尚人的名号，用言辞为您送行。这几句话是：‘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子女的忘掉自己而心想父母，做臣下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