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_刘歆父子档案文献编纂之功

■曹玉兰

刘向、刘歆父子档案文献编纂之功

摘要：刘向、刘歆父子编写的《别录》、《七略》代表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程序和方法，二者从分类方法、编目体例、校勘程序等方面对我国古典文献进行详细的分类、整理，并开创了古典目录学之先河。

关键词：刘向刘歆档案文献分类编目校勘

刘向（公元前77年——

—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领校中经秘书，后任中垒校尉。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文献学家、史学家及目录学家。其子刘歆（约公元前53年——

—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父子相继受任校书秘阁。刘向把整理好的文献“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刘歆则完成《七略》的编撰。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把收集不同版本、校勘、整理、编修目录等各项工作熔为一炉，这其中包含着档案文献编纂。例如，刘向所校《战国策》，便是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典型代表。《战国策》是以记言为主的史料汇编，所记为“战国时期游士的说辞书信”[1]，记录的人则是“各国的史官和策士”【2】。其性质毫无疑问当属于档案文献。“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溶于古代的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之中的”[3]。

一、创立完整的文献分类体系

图书档案文献分类，是以学术分类为基础的。刘向父子在整理国家文献事业中，总结、吸取并发展了前人有关学术分类和图书分类的思想、经验，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献分类体系。在刘向领校之初，只分大类，没有详究细目，到刘歆时，他按照学术的源流、书籍的性质，把文献分为六略三十八种。《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说：“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汉志》最后总结整理的成果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种别”是依照书籍的种类而区别之。“略”是大的类，“种”是小的类。“家”是师徒授受的一个学派。刘歆据书的内容，按其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即为六略。

“略”再分“种”，即是大类再分小类。如六艺略又分为九种，是儒家经典著作和学习经典著作的基础读物；诸子略分为十种，就是十家，是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法律之书等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的这一分类体系纲举目张、条理秩然，并且在分别部类之际，不是盲目乱排，而是各归其类。

二、开创了目录学的先河

刘向、刘歆及其领导的校书编目班子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整理编定了见存于西汉末的先秦西汉著作634家13379篇、图45卷（据姚振宗《七略佚文》统计），一一条其篇目，撮其旨意，撰写叙录，然后排比分类，编纂成系统的目录著作，为我国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一）为我国目录工作的发展开拓了局面。西汉之前，我国目录工作还处于萌芽状态，像这样有目的、有组织、大规模地整理编目还是第一次，编出内容如此丰富、体例如此完善的书目著作也属首创。《别录》、《七略》是我国目录工作发展史的第一个巨大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目录工作的成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后各个朝代大凡政治、经济稳定，均以西汉刘向校书编目为例式，搜求图书，校雠整理，编纂目录，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文化工作领域。

（二）为我国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刘向在校书过程中，阐述了校书编目的宗旨、方法、步骤，为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们将学术史和目录学结合起来，将学术源流的考辨，学术著作的评价，学科范围的划分等应用于目录工作和书目的编纂，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书目工作和目录著作的学术价值，受到了各代学者的重视。目录学在中国古代学科中的重要地位是与刘向刘歆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

（三）创立了书目揭示文献的方法。书目之用在于辨章学术，揭示文献，便于检索，这就必须有一系列揭示和检索文献的方法。刘向刘歆总结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创立了许多书目方法，有著录、篇目、叙录、小序等。刘向刘歆能将各种书目方法巧妙地组织在一起，构造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书目著作的体例更加成熟和完善。

三、确立了校勘学的程序和方法

刘向、刘歆父子首先把文献典籍分类和编目，使杂乱的学科、流派各归其类，然后进行校勘。

（一）广收异本，互相对勘。即收集一种书之不同抄本，以便相互比较、补充。如《列子叙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

（二）补其缺略，去其重复。对一部文献的篇目，既有“以相补”的，又有“除重复的”。如《战国策叙录》说：“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又，《说苑叙录》说：“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以类相从，一一分别篇目。”

（三）校正文字，勘定脱误。刘向校书，采取“本校法”和“对校法”，仔细校雠全文。正如《太平御览》六百一十八引《风俗通》所说；

“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如《汉志·六艺略·尚书》：“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浩》脱简一，《召浩》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经过各本对校，发现脱简，一一补足；异文讹字，一一校正。

（四）整理篇章，定著目次。当时流传的书籍，不仅文字繁杂错误多，篇章次第也很散乱。刘向多加删改，去其重复，统一篇章次第，令其有条不紊。例如《列子叙录》：“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重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杂乱布在诸篇。”对这样杂乱无章的书，刘向都“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

（五）废弃异号，确定书名。古人著书，多无书名，名称不一。刘向校理群书，每校完一书，便确定合适的书名。有的档案文献如《战国策》，刘向在《叙录》说：“中《战国策》书。……本书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六）编写叙录、分类编目。从刘向的整个校书看，整理文献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著录图书，二是揭示和评论图书的内容，以便使他人方便地利用图书。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刘向编目的首要工作就是撰写每一部的叙录。叙录的主要内容是篇目编次、校勘说明、书籍流传、作者介绍、评论思想内容、探究学术源流、考辨真伪、权衡价值等。

篇章调整、脱简补足、异文讹字校正、篇目次序编订后，此后就是刘向《列子叙录》所说：“已定，皆以杀青，可缮写。”以上几步工作，刘向自称为“校雠”。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之故者，不足如此”。刘向父子的校勘之法为我们研究古代编纂方式提供了根据，至今也是编辑校对工作的一种方法。

注释：

①王树民.史部要集解题.北京：中华书局，1981.15页

②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解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9页

③曹喜琛，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7：12-13页

参考文献：

[1]罗孟桢.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1983；30-31页

[2]曹喜琛，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712-13页

[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1.63-65页

[4]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1-237页

[5]曹玉兰.刘向、刘昕父子整理文献之功.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5）126-128页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