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的研究综述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学位课程论文

专业学科教学方向历史

考试科目中国简史·古代第 1 学期研究生姓名吴珅凯学号MZ1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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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的研究综述

吴珅凯学科教学（历史）MZ14010

牛李党争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9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牛李两党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因科举问题结恨，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海南岛），“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纷转排陷，垂四十年。”党争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特殊现象，历来就收到国内外历史学家的关注。朋党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对立的政治集团。与现代的政党存在较大差别。牛李党争作为宏伟王朝将倾之际的重大政治事件，一直备受争议。李贵的《20世犯牛曹党争研究述评》一文中就总结道：“20世纪牛李党争研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牛李党争是否存在,党争的起因，牛李两党与宦官的关系，党争的焦点和总体评价等五个方面。”[1]这里笔者只选用了部分文章总结了一下近年来众多学者对牛李党争的研究概况。

一、牛李党争的实质

对于牛李党争性质的讨论，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下的定论影响深远，他认为这是科举与门阀的争斗，牛党是倡导改革的，而李党则是守旧的一派。[1]尽管很多学者受陈寅恪先生观点的影响，把牛李党争的实质定性为典型的士庶之争，比如何锡光的《从基础到形态——牛李党争的多元考察》中就仍然把李党当作没落势力。[2]但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已经倾向于权力斗争的观点。这得益于对两党成员分析的深入。很多学者认为，唐末门阀制度早已衰弱，朋党政治实因科举而起，陈寅恪的观点已显陈旧。牛李党争与门阀科举之争相关不大，仅是两派政治势力的权力斗争罢了。

不过，也有学者在当中提出牛李党争实际上是士族阶层的“圈内斗争”，将牛李党争的原因归为地域郡望之别的冲突。以李浩的《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一文中就可以看出，牛李二党成员大多都是士族出生，其中牛党核心人物多为关陇士族，李党多为山东郡姓。牛党虽重视科第，却多数为长安本地的豪门

望族。李浩认为，自北朝到唐末，士族势力并未完全衰弱。与持权力斗争的观点的学者相比，两者相同之处也只有他们同为科举制度的得益者：“牛党核心人物皆为进士及第，还有进士带制科或明经带进士出身者，李党除李德裕、郑覃外，其成员亦基本上是进士出身。”[3]

除此之外，胡如雷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又提出了更为新颖的观点，他认为党争与门第无关，更体现于公卿地主与中小地主的斗争，将李党视为进步势力，牛党反而为反动势力。[4]但这样的看法依然是“一刀齐”。（周建国）[5]

二、牛李党争与科举制度

牛李党争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近年来多数学者多突破原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认为科举制度仅仅是牛李二党的政治斗争工具。不过，学者王志东在《牛李朋党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文中总结道：“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6]依然认为牛李党争是士庶之争，沿袭了陈寅恪的观点。关于牛李党争的社会属性和党派分野，陈寅恪先生认为：“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7]这里可见陈的观点是从阶级对立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的。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的守旧势力，而牛党成员则多为进士出身，代表科举制度的新生力量。学者李润强在《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的政治互动》一文中就提出：“牛李党争借助政治权力不断对考试制度施加影响，固化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乃至干预科举风习，科举成为朝廷党争角逐的重要领域。”单纯的把牛李二党当作革新守旧派别之分未免过于武断。唐代科举颇重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进士登第之后，与宰相，考官之间的关系往往非同寻常。唐代朋党的形成与科举制度可以说有直接关系。

学者胡如雷在《唐代牛李党争研究》中举例了部分牛党成员打压寒门考生以及李德裕拔擢寒士的例子，而学者周建国在他的文章《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兼与胡如雷同志商榷》中举了会昌三年反对录取部分寒士的例子。他认为牛李两党在科举上虽有是非优劣的差别，但在用人方面却都有扩大门阀贵族势

力的倾向。周反对阶级势力代表的说法，对于两党在科举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只能理解为党魁的个人因素。[5]

周建国在文中总结道：“牛李党争既不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斗争，也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三个阶层之间的斗争。在具体的施政措施上，他们虽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但都毫无例外地一致代表着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很少反映庶族地主的愿望。”[5]李润强在《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的政治互动》文中也总结道：“科举制度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调整录取导向，频繁更改制度规程。尽管有时会给科举旧习带来改革之风，但根本来讲，这是基于政治派系争夺人才的需要，不仅无法使科举弊端得到彻底清除，而且，更重要的是严重干扰了科举考试的独立性。”[7]

三、牛李党争的争执焦点问题

牛李二党在政治上所争执的焦点基本上都在于对待藩镇和科举的态度上。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就认定牛党是“新兴阶级”集团，李党是“山东士族”集团，前者重进士科，后者“抑浮华”而重门第。[1]

胡如雷在他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中对牛李二党在对于藩镇的关系上做了详细的分析。如李德裕既反对拔擢“寒士”又“奖拔孤寒”，显得十分矛盾，是因为前后所讲的“寒士”实际上是两拨人。[4]以牛党骨干卢霈为例，他出身于地方豪强家庭，却非名门，只能归于寒士。而豪强地主又是藩镇割据的主要力量，这些人想要在朝中获得地位就必须依靠进士科考取功名。因此牛党对藩镇的态度多为姑息养奸、宁事息人。李德裕所拔擢的是更为苦寒的知识分子，深受地方豪强割据所迫害，反观牛党则是依靠科举制度结党营私，座主、门生、同年抱团。这样一来，牛李二党的性质又成了寒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斗争，牛党代表了反动势力，李党则成了进步实力。

不过之后学者周建国又撰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兼与胡如雷同志商榷》反驳了胡的一些观点，其中就认为单纯划分牛李二党的性质过于武断，因为牛党部分成员如杜牧、崔铉也支持削藩，且豪强地主与公卿士族也是互相转化的，李德裕祖上也是豪强，牛党党魁李宗闵甚至是唐朝宗室，支持藩镇根本无从谈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