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文学转换的代表_论日本战后文学中的_第三新人_

日　本　研　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日本战后文学转换的代表

——论日本战后文学中的“第三新人”派

曲阜师范大学　刘炳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经历了一个由战时状态向日常状态的转换。这种转换深刻地体现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在文学领域中,这种转换表现为各种流派不断涌现,其中,“第三新人”派的创作颇具代表性。

一

“第三新人”派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这一文学流派的出现与日本战后政治经济发生重大转换密切相关,它标志着日本文学开始由战后的批判反思战争走向反映日常生活。当然,体现日本文学向反映日常生活转换的流派和作家有很多,“第三新人”派的出现也是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三新人”派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文坛上。“第三新人”派的名称由来与日本战后文学中的“战后派”有着密切联系。“战后派”是日本战后文学中对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不正义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出现在1946年,当时的作家梅崎春生、稚名麟三、武田泰淳、埴谷雄高等被称为战后派的“第一批新人”,即第一批战后派作家。战后派作家以其对战争的深刻批判和反思推动了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到1948年,战后派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有大冈升平、安部公房、堀田善卫、三岛由纪夫等人。这些作家被称为“第二批新人”,也就是第二批战后派作家。1950年以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坛上,批判反思战争的创作逐渐退居次席,反映日常生活和人们战后思想转换的作品开始成为主流。继第二批战后派作家之后,又有一批新的作家登场。这些作家同战后派的第一、第二批作家有所不同,他们作品中的政治性不再那样强烈,而是“坚持表现不带政治色彩的真实情感的人们”(松原新一:《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的生活。当时日本评论家山本健吉在1953年11月《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第三批新人》一文。文中,他为了把第一、第二批战后派作家(即“第一批新人”和“第二批新人”)与新作家区别开来,称文坛上新出现的这些作家,如西野辰吉、井上光睛、长谷川四郎、土高英夫、武田繁太郎、伊藤桂一、泽野久雄、吉行淳之介等人为“第三批新人”。

但是,后来“第三批新人”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所指的不再是战后派作家中的又一批新人,而指一个新的文学派别。这种变化反映在日本评论家对“第三批新人”所包含的作家名单的变化上。1954年5月,著名评论家服部达在《近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新一代的作家们》一文,文中把阿川弘之、前田纯敬、岛尾敏雄、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长谷川四郎、土高

英夫、小山清、武田繁太郎、三浦朱门等十人称为“第三批新人”作家。又过了一年多,1955年5月,《新潮》杂志出版了“第三批新人”小说专号,除上述作家之外,还包括了松本清张。同年8月,《文学界》杂志发表了《战后文学的十年》特刊,其中还包括了山本雄吉的文章《文学运动的兴衰》,文中提到的“第三批新人”的名单与他在1953年列的名单有着很大的不同。他现在是把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庄野润三、小沼丹、三浦朱门、吉行淳之介、武田繁太郎等人称作“第三批新人”。同年9月,评论家服部达在《文学界》杂志的《昭和文学人物史》大特刊上,发表了《劣等生、残疾者以及市民——从第三批新人到第四批》一文,文中又出现了“第四批新人”一词。这样,日本文坛上的“第三新人”派就逐渐形成了,其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了。

从日本评论家的总结可以看出,日本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以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小岛信夫、庄野润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家,即“第三新人”派。这些作家的创作不同于以战后派为代表的战后文学,在创作内容上,他们不再一味地反思战争、批判战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他们也不再追求战后文学那种试验性、观念性。他们显示了引人注目的、更能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和意识的独特风格。

二

“第三新人”派在日本文坛上表现出了一种转向文学的特征,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意向、观念意识和生活内容带有鲜明的社会转型印记。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50年代,随着日美和约的签定、日本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战后日本文学的不断繁荣,审美意识伴随着文化心理结构的开放,许多日本作家意识到日本文学必须冲破长期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形成的文化潜结构和民族心理积淀中形成的强大惰性、僵化的心理素质及维系方式,必须面对日本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和日本民众的现实心理发展趋向,这就引起了日本文学在创作主题和表现内容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促使日本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反映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第三新人”派正是日本文学这种转换与变革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派别。

首先,以新的态度表现战争体验主题是“第三新人”派创作的重要内容。他们以一种真切的生活体验来描绘战后社会与个人的战争影响印记。我们知道,战后派在日本文坛上是以深刻地反思、批判战争为主题特点的。那些作家在战争年代就具有用马克思主义眼光批判国家和战争的思想,战争结束后,正是那部分作家倾吐战时被禁止表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于是,他们便以缺少被天皇制度迷惑的内心经验毫不留情地批判那场战争的非正义性、残酷性。战后派文学正是高举批判战争的旗帜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且以次推动了日本文学向前发展。然而,日本战后的社会虽然在美国占领军的帮助下,或多或少地取消了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一些枷锁,但社会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再加上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日本民众的生活也已由战时状态转向了日常生活,思维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关注的不再仅局限于对国家、战争的批判与反思,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本身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反映战后现实生活的作品自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由于战争的影响不可能消除,文学创作自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远离战争。“第三新人”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潜心描绘战争影响后的人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中,有关于战争的痛

苦回忆,有关于战争的残酷影响的描绘,但描写更多的是把战争影响同战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体验与感受。安冈章太郎的小说《坏伙伴》、《凄凉的欢乐》、《海边情景》最先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安冈章太郎与其他“第三新人”派作家一样,也参加过那场战争,深受战争的摧残和影响。他因患病,被从前线送回后方,直到战后伤病一直未愈。这个战争中的疾病经历,安冈章太郎一直感到“羞耻”。他在1953年获“芥川奖”的两篇作品《凄凉的欢乐》和《坏伙伴》就是以表现这种战后生活的“羞耻”、“屈辱”心情而引人注目的。《凄凉的欢乐》讲述了“我”每月到市政府去领生活补贴的屈辱感受,“我每一个月到神奈川县政府所在地横滨市政府去领取生活补贴。虽然是正当的报酬,接过钱来的一刹那,人总会感到一种屈辱吧。”(《凄凉的欢乐》)二战结束后,日本复员军人有一种自卑感,安冈章太郎所表现的这种屈辱感正是受这种影响最深的那些军人的战后生活。他们的这种屈辱感不仅仅是因为领取理由模糊的补贴,重要的原因在于战时受了伤,至今无法劳动,面临生活困难,心灵上的阴云始终笼罩着。

安冈章太郎的另一篇小说《遁走》也是关于战争体验的作品。作品通过对安木加介这个对军队缺少适应能力的人而又不得不使自己设法适应经历的描绘,反映了受屈辱的弱者被庞大的军队所吞噬的事实。在这篇作品中,作家没有用批判军国主义的态度来描绘日本的战时军队,而是以朴素的日常生活者,且是稍微缺乏生活能力的人的目光来观察日本军队的。作者把受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弱者在战后艰难生活中苦苦挣扎的自卑、怯懦心态表现得栩栩如生。

吉行淳之介的小说《在火焰中》虽然是一部回忆战时生活的作品,但表现出来的态度与战后派作家截然不同。小说塑造了一个以“游戏”精神对抗所谓“诚实”的僵化了的国家战争支配力的人物形象。作品主人公在遇到空袭、房屋焚毁的时候,从家里抢出来的东西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唱片。作品实际上是表现了一种冷眼对待战争的态度。

其次,“第三新人”派真实地反映了战后美国军队占领下的日本民众的思想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占领了日本。战后日本的一些老作家及“无赖派”作家也曾反映过美军占领下的社会现实及战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情感,但是,真正在作品中强调战后是被占领的时代,并且真实地反映了美军占领下人们的思想情感的,还是“第三新人”派的创作。在这方面,小岛信夫的创作最具代表性。小岛信夫在“第三新人”派中,年龄较大,且参加过战争,到过中国,还曾学习过美国文学。战时,英语对日本人来说,是敌方的语言,作为研究英美文学的小岛,在日本国民中有自卑感。而战后美军占领了日本,后来,日美又结为同盟,英语又变得受到人们重视起来,这对小岛来讲是没有想到的,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对这个变幻莫测的世道的不安和恐惧。他的小说《美童学堂》讲述了一批日本英语教师参观美国占领军模范学校的故事。作品反映了日本人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日本官员让参观的人长时间在广场上等候,时间变了也不通知,还让参观的人服装整洁、不得吵嚷、中午饭自备等。当然,日本人中也有极力想讨美国人赏识的家伙,作品中的山田便是这样的人。在那群英语教师中,山田“衣着最讲究,气色也很好”。他极力想炫耀自己的英语会话能力,以便讨得美国人的欢心,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一天,大家都不许讲日语,而是用英语会话。除他之外,其余人的心理是灰暗自卑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伊佐性格懦弱,他的内心有一种抵触情绪,害怕讲英语。当机关

的官员柴元和精神饱满的山田走在最前面,率领“象囚犯一般”的队伍向前走时,他忍着被临时找来穿上的黑皮鞋磨破了脚的疼痛,落在队伍的最末尾走着。这是一幅作者精心描绘的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国民生活的生动图画。当参观队伍到了美国人的学校时,他流下了屈辱悲伤的眼泪。当听到美国人漂亮的英语和山田完全按照外国人的调子说话时,他觉得是一种耻辱。可以说,伊佐这个形象是美军占领下有民族自尊心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小岛信夫在小说《在火车上》、《星辰》、《步枪》等作品中也都形象地展示了美军占领下日本国民的那种屈辱生活和自卑心理。

第三,“第三新人”派还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日本人迅速跨入现代文明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危机。随着战后社会形态的巩固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在日本人面前扑面而来。它迅速地改变着日本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观念,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引发了新的危机。我们知道,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带来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许多危机。这种危机包含在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经济危机、战争危机、信仰危机、人际关系危机、环境污染等等。反映人类生存危机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日本现代文学也是如此。“第三新人”派正是在战后日本文坛上率先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并且是用不同于战前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视野和态度来反映新出现的问题。非常敏感地反映出现代生活中的这种危机在家庭生活中的出现,在日本文坛上可以说最早是从“第三新人”派开始的。其中,庄野润三的许多作品就鲜明地代表了他们这一派别的家庭观念。他的小说《舞踏》、《池边小景》、《静物》等就是这样的作品。传统道德曾是二战以前日本家族制度的支柱,战后,由于民主自由理念的确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家族”出现了,这表明日本家庭在逐步脱离自古以来得以稳固维持的血缘关系,新的社会形态下,家庭的危机随时可以出现。短篇小说《舞踏》的开头便写道:“说起来,家庭的危机,就好比爬在厨房天窗的壁虎。”在这里,作者把家庭危机比作“壁虎”,预示着危机随时存在,同时,也含有人们对这种危机存在的习以为常。作品中的妻子发觉自己的丈夫同单位的女同事亲近而反常地猛喝威士忌后蒙头大睡,她的丈夫起初认为她自杀显得惊慌失措。获得芥川奖的小说《池边小景》则描述了一个丈夫因为挪用公司公款而失业所引起的家庭危机。作品中写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被公司开除了,真不体面,怎样才瞒得过人家呢?这个人生道路上的失败,怎样弥补呢?还想不出什么办法,绝望就先袭上心头。可是,不想个办法摆脱困境也不行啊。”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人们面临的家庭危机感。此外,这篇作品还深刻揭示了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的不安心情,作品中的丈夫给他妻子讲了这样一段话:“部长也好,课长也好,不管是谁推开门,刚进来的一刹那间总有一点恐惧的心情。是什么事情使他们产生恐惧心理呢?其实,他们也说不出究竟害怕谁或害怕什么。”作品描绘的这种说不清的恐惧感是现代高度文明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潜意识,也是现代主义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三新人”派还敏锐地觉察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吉行淳之介的小说《骤雨》就反映了主人公山村英夫的交友态度同传统观念的背叛。山村英夫“交女朋友时,警惕自己不要超出玩乐的阶段,好象心中穿上铠甲似的,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物。他认为“妓院不仅对肉体上的

卫生考虑得很周到,而且很合乎于他追求安稳的心情,就是说,精神上也很卫生”。山村英夫这种心情中隐藏着对于人和人之间纠缠不清关系的厌恶。吉行的另一部小说《娼妇的屋子》则通过男主人公因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对女人的态度,说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稳定关系的消失。

“第三新人”派作家以独特的角度和态度描绘了转向时期的日本社会,展示了特殊时期的一些人的独特心灵世界。这些作家虽不曾提出什么鲜明的政治观点,甚至他们的作品和思想还带有一些颓废的痕迹,但通过他们及其作品,更能使我们看到日本社会的某种真实。

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学的转换不仅体现在作品题材和思想内容的变化上,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变革与创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新人”派虽不曾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什么重要主张和观点,但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追求对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发展同样具有创新意义。

首先,“第三新人”派在艺术审美追求和表现形式的运用上既有对日本文学传统的继承,又广泛融合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第三新人”派的产生发展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此时的日本文学已广泛受到了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纵观日本近现代文学史,文学派别、文学思潮层出不穷,这些派别、思潮大多是由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而引发的。可以这样讲,凡是西方盛行的各种思潮、主义都影响到了日本文学,但这些思潮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大多又是以日本传统的文学思想为根基,逐步演变为与日本文学传统相传承的,带有日本文学思想和性格特点的特有形式。“第三新人”派承顺了日本文学发展的这种趋势与特点。他们的创作在立足日本文学传统表现形式的同时,还采用了许多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小岛信夫的长篇小说《岛》吸收了卡夫卡创作手法。在作品中,现实是抽象的,而且是中性的,它以不可思议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小岛作品中的寓言和象征手法的运用非常多。小说《岛》通过各个“场合”刻画人物,这种手法演变成为一种综合手法,而产生了小岛的代表作《拥抱家族》。在这部作品中,外国士兵乔治象征着美国的形象;抛弃了战前日本道德观念而完全美国化的时子,象征着战后日本的面貌;三轮俊介忍受屈辱而重建家庭的努力则象征着人们忍受着恐惧和不安的生活。

吉行淳之介的作品也具有极尖锐的抽象性和象征性。他作品的背景描写是抽象的,如《骤雨》第一次发表时,它的开头是:“星期天,在繁华的S街。”这一句话后来被删掉了。《沙上的植物群》开头部分的地点明明是横滨的山下公园和马林塔,可是他却不写明。又如《技巧性的生活》中的酒馆,把它设在银座也好,或其他任何地方也好,对作品都没有什么影响。开始是对隅田川东面的具体描写,然后逐渐变成抽象的背景描写。在吉行的笔下,现代化城市的面貌是抽象的,现代人的生活也是抽象的。他作品中的象征和暗示同样具有深刻意义。《在火焰中》德彪西的唱片象征渴望艺术的孤独心情,作者还以贝多芬与德彪西的关系,暗示了战前文人的气质和“第三批新人”的姿态之间的关联。吉行的作品还具有一种“轻松”、透明且坚硬的风格。《在火焰中》的那种以“轻松”姿态对待严肃的战争主题和作品具有透明度,从反面揭示了当时战后派模糊不清的思想。

其次,“第三新人”派还给私小说以强有力的社会现实背景,且在创作中极力维护作家的人格独立,冷静对待人生,为日本私小说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第三新人”派的许多小说具有私小说的性质和特点,但这些私小说与战前日本私小说有较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涵上。我们知道,私小说是日本文学的特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私小说就成为许多日本作家非常热衷的创作形式,且已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但战前的私小说及其创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作家有耍无赖、毁灭自己的倾向,作品脱离社会,晦涩难懂,没有性格鲜明的形象。“第三新人”派则在维护作家独立人格及提高作品思想内涵和可读性方面为日本私小说的发展开创了一片明亮的空间。本来,“第三新人”派作家在日本文坛上曾被称为“劣等生”、“残疾者”、“市民”,他们的创作被认为是表现不带政治色彩的真实感情。实际上,“第三新人”派作家都经历了那场噩梦般的战争,他们的身心都曾受过严重的创伤,因此,他们在刻意用私小说表现战争体验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给了作品以深广的社会背景。安冈章太郎的《凄凉的欢乐》从作家的创作心境看的确是一部私小说式的作品,但作品的背景及作品反映出来的那种屈辱感确实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吉行淳之介的创作,他的有关娼妇的一系列作品,继承了私小说的手法,其中的《沙上的植物群》“却带来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清新空气”(松原新一:《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小说的女主人公,极力要摆脱已故丈夫的阴影,追求性冲动的极点。当怀疑与自己作爱的人是已故丈夫的私生子时,她却觉得这是打破了近亲通奸的戒律而感到性生活充实。相反,当得知对方与丈夫无关时,她却丧失了性生活的充实感。这种奇怪的论调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父性压制减少后出现的性生活情况。这部作品就是以抽象化和极限化描写这种情况的优秀小说,它不是过去的那种自然主义的“肉体文学”式的私小说,作品的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清新风格。它阐明了架在男女之间的性生活之桥与人的孤独感紧密相联。在这里,吉行凝视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点,给私小说以新的时代意义。

第三,“第三新人”派以纤细的感觉和小市民意识关注和表现卑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六十年代日本文学走向“日常性的现实”(松原新一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文学史家认为,“第三新人”派在创作上有远离政治、回避重大题材的倾向,他们没有把描写重点放在战争及战争影响上,而是着重表现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塑造被忽略了的卑小人物形象。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在家庭、婚姻、爱情纠葛的背景下,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细节和人物的心理变化感受,表现现代社会发展中人们的迷惘、苦恼、困惑,塑造的形象也是性格复杂的混合型人物。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第三新人”派的创作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战后社会转向时期的日本国民的生活与心理。庄野润三的小说《舞踏》就是描写了丈夫和单位女办事员亲近这样一件轻微的事情,《池边小景》也是描写了丈夫失业后那种怕被人发觉的不安心理。这些事情虽然轻微,但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则是每个普通人都会遇到的。

第四,“第三新人”派继承了战前作家的文人气质,追求朴实无华的自我独立风格。“第三新人”派崛起的时代,正是日本社会由反思战争向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转换时期。“第三新人”派正是体现了这个转换时代的日本文学的某些特征。由于日本文学长期受等级分明的天皇制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制约,所以,日本作家的自我确立一直没有象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

样真正实现,“确立近代的自我”一直是日本近现代作家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日本的一部分作家在冲破封建主义束缚、保持作家的人格独立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但这种努力随着军国主义独裁的出现和战争的爆发而流失了许多。战后,一部分作家以鲜明的政治态度猛烈抨击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再次树起了“确立近代自我”的旗帜,但由于强烈的政治色彩,冲淡了作家的文人独立品质,如战后日本无产阶级、战后派作家的创作等。“第三新人”派作家由于最美好的年华也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同样受到战争的伤害,但他们与战后派等作家的“秉性和所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松原新一:《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如安冈章太郎,战后父亲失去了军医的职位使他领会了“战败”的含义。所谓“战败”对他来说,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也不是价值转换的问题,而完全是物质上的问题。因为他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生过病,战后不得不靠生活补助生活,他便产生了弱者的自卑感和自我虐待的情感。这样的心境对作家来说,他便不可能以某种鲜明的态度批判什么,或者以欲望扩张、追求未来的狂妄理想顺应什么。他们只能独立地表现自己带有痛苦或苦涩的生活,从而保持一种无他求的人格独立。他的小说《凄凉的欢乐》、《海边情景》就是这样一种心境的真实反映。

在“第三新人”派作家中,最富有文人气质的应是吉行淳之介。“他的态度和战前的私小说家耍无赖、毁灭自己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为了维护个人的独立,冷眼对待人生。”(松原新一:《战后文学史?年表》)他的回忆战时生活的小说《在火焰中》就是这种文人气质的鲜明表露。作品主人公在空袭时,“固执地”抱紧德彪西的唱片,表明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那就是冷眼对待。吉行在《我的文学流浪记》一文中这样说过:“……,战争结束时,我并不认为自己上过当,也并不认为战争给自己带来什么创伤,……战争结束后不久,共产主义极为流行。……,可是,我对这种思想的切实反应,却和战时对军国主义作出的反应没有什么两样。”他以后的一些作品,如《原色大街》、《骤雨》、《鸟兽虫鱼》等,都展示了作家孤立、自我逃避的文人气质。同时,他的作品既不虚狂地张扬,也不故意低沉,而是弥漫着一种朴素无华的风格。 总体来看,“第三新人”派的产生发展,是战后日本社会转向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抚平,迎面而来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思维观念的更新,这种变化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日本文学的转型。“第三新人”派的创作既有对前人的批判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发展。他们的创作既不象战后文学中的民主主义文学、战后派文学那样在政治上锋芒毕露,也不象稍后的大江健三郎、开高健、石原慎太郎那样完全真实地表现日本现代经济高度发展中的人们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可以说,“第三新人”派正是日本文学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的代表性的流派。

参考书目:

松原新一:《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

市古贞次:《日本文学史概说》

李德纯:《战后日本文学》

!陈应祥等:《外国文学》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责任编辑　崔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