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民族思想

HUNAN UNIVERSITY

论文题目李世民的民族思想

学生姓名魏亚锋

学生学号 20113201106

专业班级历史（1）班

学院名称岳麓书院

2012年7月10日

李世民的民族思想

摘要：

全盛之时，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声威远被，文治武功，臻于盛境。当斯时也，各族归服，《贞观政要》载李世民自谓其功业曰：“弱水流沙，并通輶轩之使；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中华帝国历史上所谓的“天朝礼制秩序”、“天下秩序”、“华夷秩序”于此基本成型。一方面，是李世民对个民族表达了“爱之如一”的理念，一方面是各族对太宗表示了忠心和向往，民族关系为历史上最和睦，最美满的时期之一。

关键词：“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华夷无隔”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中唯独唐太宗朝民族关系最为和睦？我想这与李世民开明和进步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李世民的民族政策则源于其既理想又不缺乏可操作性的民族思想。这一民族思想，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俩把风格大的方面，一是基于大一统的理念，从建立天下一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出发，以唐国力的强盛为基础，所提出的王者无外、四海同风的民族一统、华夏一家观念，以及以此观念为前提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一是基于现实的国防安全的政治需求，所提出先中华而后夷狄，中国为本根，四夷如枝叶的华夷重轻本末思想，及基于此观念而产生的相关思想和政策。

下面就以上两种思想做简要分析：

一天下一家的民族统一思想

所谓民族一统思想，意指李世民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

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

（一）华夷无隔

皇帝作为天下共主，有“含育万类”，建立天下一统秩序的责任，这个秩序中既包含中原民族，也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既然帝王的恩泽如日月雨露，万物均沾，则他的“忧劳兆庶”，当然也应该“无隔华夷”。他的恩德加于万物，他的威严也应加于四海，那是“无远不庭，无思不服”的，总而言之，他要作天下的共主，不论华夷，都应纳入他的统治秩序之中，达到“四海如一家”的理想境界。

李世民不仅有此“四海一家”的政治思想，而且还为此规划了一个庞大的整体战略计划，要“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以为地”，使“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丰顺”，使周边个民族均处于大唐帝国的统治之下。贞观时期，破东突厥，灭吐谷浑；贞观后期，灭高昌，向西域拓展势力，并执意远征高丽，实在都是为了构建他心目中的天下秩序，

实现他理想中的一统世界。

（二）威服德怀

李世民认为，在“天下一统”、“华夷无隔”的统治秩序里，所有民族都属“臣民”，都应纳入君臣父子的一统秩序中，在这个秩序里，皇帝在“威服德怀”的原则之下，应实施的统治理念，计有“爱之如一”、“各适其性”、“诚信”、“失礼入刑”等，其中前三者为德的运用，“失礼入刑”为威的运用。以下即分述之：

第一，“爱之如一”的思想。这是李世民民族思想中最具光彩的部分。此观念淡化种族差异，对于加强各族对中央的向心力，作用尤大。从“子育万民”、“华夷无隔”的观念

出发，李世民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对各民族应“爱之如一”的结论。

在李世民看来，历史上的帝王都没有很好地处理民族关系，究其原因，并非他们没有才能，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不正确，即“贵中华，贱戎、狄”，唯有他改变了这一思想方法，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因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李世民的“爱之如一”思想，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上，而是深入实践中。赵克尧、许道勋在其所著《唐太宗传》中，将他的“爱之如一”的具体表现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对汉、夷被俘劳动人民同样予以赎取、给粮、給复。二是对汉、夷将领同样秉公赏罚，不存私心，视为一体。三是对汉、夷将领同样任人唯贤。四是对汉、夷伤病大奖同样体恤。

第二，“各适其性”的思想。这是“爱之如一”思想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帝王的统治，应仁德慈厚，“爱育群生”，使其治下的苍生能“各适其性”。所谓“育物者，所贵于从宜。养人者，必资于遂性”。也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使国祚长久。所谓“遂性”，对中原来说，就是轻赋省刑，使百姓安居乐业，而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则是尊重其旧有的习性，不强令其变俗，使达安抚爱育之目的。与前代多视夷狄为异类，罡其人面兽心，凶狡愚顽，反复无常不同，李世民不将各族视为异类，他认为：“仁孝之性，岂隔华夷？”贞观四年，唐平定东突厥，在如何处置突厥降众的问题上，群臣意见不一，纷纭不休。中书令温颜博上奏：“请准汉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齐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忌之心。若遣向江南，则乖物性，顾非含育之道也。”这样，既保存了其部落组织，“不离其本性”，“不改其常性”，又能“示不猜之心”、“实空虚之地”，可谓一举多得。但魏征却不同意认为那样做无异于养虎为患。最后太宗采纳了温颜博的建议：设立羁縻府州，封其首领为王，使其部落于河南朔方地，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这一举动，表明太宗在思想上对温颜博的认同，对突厥部众的“因俗而治”，是“各适其性”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李世民和其后继者不断在边境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数目近千。这些羁縻府州，均以内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大者为羁縻都督府，小者为州，个羁縻州基本保留其部落组织形式，都督刺史由部落酋长担任，皆得世袭。同时，羁縻府州要对中央政府负责，履行义务。

李世民言其作为天下之主，负有养活中国及四夷之责，治下百姓，均应“领得安存”，为使其如鱼得水，如鼠得窟，还要为他们“做大窟，深作水”，以达“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之目的，对归附各民族之恩德，可谓极矣。

第三，“诚信”的思想。在李世民的治国理论中，“诚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诚信思想，在李世民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过程中，也时有体现。武德九年(626)，李世民欲发兵征岭南，魏征劝李世民以“虔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李世民于是遣使臣持节慰谕之，岭南酋长果然遣妻子随使入朝。李世民非常高兴，曰：“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于是赐魏征五百匹绢。从这件事上，李世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诚信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中能起到征伐有时难以取得的效果。

李世民也深知“绥之以德”之是政策的一个方面，文德教化的施行须以国力的强盛为前提和后盾。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不可以文德备塞”，武备的整饬，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有时为了解决边防问题，维护国家秩序，战争征伐的手段也是必须的。在“德怀”的同时，也应该“威服”。在这个层面上，太宗又形成了他的“失礼入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