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及其效应分析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及其效应分析
摘要：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能够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2005年数据，将公共支出划分为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上述经济关系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支出政策以实现特定财政活动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社会公平
引言
公共支出是以政府为主体，以政府的事权为依据进行的一种货币资金的支出活动，是政府政策的反映。

通过公共支出的分析，可以对政府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对纳税人负责做出更好的判断[1]。

对于我国来说，公共支出不完全等同于财政支出，按照公共支出的定义，我国大量存在着的预算外支出实际上也执行着公共支出的职能。

但是由于中国预算外资金范围广、项目多，资金使用情况复杂，各地事实上大量存在着的不可统计的“小金库”也使得的统计无法做到精确，所以本文中的公共支出在处理中等同于财政支出。

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至少达到1/3。

2004年，我国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7.82%。

2005年，我国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有所增加但也只达到18.53%。

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公平具有重大影响。

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这个问题对现实经济与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2000年以来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变化的描述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提高，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明显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特别是财政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有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增长。

同时，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已突破了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实现了向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的转换，为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建立，在对财政支出总量不作大调整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财政
支出结构，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投资增长过快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越位”的投入，积极采取措施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逐步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研究。

本文选取2000 -2005年六年的数据，对我国政府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针对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总量和结构作了比较分析。

（见表1）
1、规模分析
公共支出规模亦称财政支出规模，表示的是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重。

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一个衡量政府公共支出能力的指标。

2000年以来，我国的公共支出总量上基本上保持了增长的趋势（见图1），但就公共支出占GDP 的比重看，则出现过短时期下降的趋势（见图2）。

说明2002-2004年期间，我国有公共部门支配的资源比重有小幅度缩小的趋势，考虑到加入WTO以后我国政府的相关财政政策，这是可以解释的。

比如说，加入WTO后，减缓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势头，加剧收支矛盾。

为了适应世贸组织的规则，我国实行了税制的调整，使税法统一规范、税种简单划一、税率公平、税负合理。

税收收入的增长有所下降。

这样，一方面面临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大支出的需要，另一方面又陷入财政收入相对紧缩的困境。

2、结构分析
（一）财政消耗性支出
我国公共消耗性支出包括在财政总支出中剔除企业亏损补贴、财政价格补贴、傅旭和社会福利等转移性支出后的部分，即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费用、地质勘探费、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支农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费。

2000年以来，我国的公共消耗性支出总额基本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见表3）。

公共消耗性支出的绝对额增长有其客观性。

首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复杂化，为了保证社会经济能够高效有序的运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因此政府在行政、国防、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消耗性支出总额不断增长是在所难免的。

其次，就我国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政府职能进行转变，而在转变过程中，旧的体制、机构尚未完全消除，新的体制、机构又正在形成，多重体制和机构的存在无疑又增加了公共消耗性支出。

（二）财政转移性支出
我国的财政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两部分：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以及政策性补贴支出。

根据表1数据可看出，我国的转移性支出占公共支出总量的比重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与我国当前实行的社会保障以及财政补贴政策是基本一致的。

2002年以来，财政支出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上都是与宏观经济环境和财政政策相适应的。

那就是总量上在继续扩大支出的同时做到了增支与节支相结合。

在结构上加大调整力度。

在进行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支出更加向公共需求方面转移。

二、我国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变化效应的实证分析
1、研究方法
由于许多研究都倾向于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归结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增加，而把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的不断提高看作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因此在进行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时，非常重要的研究准备是确定公共支出的分类及其各的范围。

本文按照樊勇明、杜莉在《公共经济学》中的分法，将公共支出分解为消耗性支出(GPE)和转移性支出(GTE)。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2000年以来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

根据研究需要，构造出分析公共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回归模型如（1）、(2)所示，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表4所示。

模型为：
其中，模型(1)主要分析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用来分析公共支出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通常分析该问题最常用的社会公平指数为基尼系数，但考虑到我国国内有关基尼系数的估计方法和结果差异很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研究最终结果的可信度。

鉴于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异是目前最大的社会公平问题，本文将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人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比值定义为社会不公平指数，该指数越高，表明社会公平程度越差。

该指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现实情况，此外，它还具有定义简单明确、计算方便、不引起歧义的特点。

2、数据说明及实证检验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采用了2000-2005年我国财政支出的数据，经计算处理得2000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不公平指数及消耗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的相关数据如表5所示。

为了避免出现异方差，两个模型均采用对数-对数模型，主要描述的是变量之间的相对变化，即解释变量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被解释变量将会变化几个百分点。

模型中的变量都作取自然对数的处理。

模型（2）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所以在回归时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利用对数处理后的数据对模型(1)、（2）进行回归估计，得到模型（1）、（2）的结果分别为（3）、（4），各回归系数下面括号中为估计结果的t检验值。

结果显示，各回归方程的检验值基本上都能通过DW检验，即不存在自相关性，从判决系数来看，方程的判决系数都在0.9以上，说明回归结果相当理想。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下：
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下：
3、结果分析
综合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得出以下实证结论：
(1)从规模上看，公共支出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公平的加剧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

(2)从结构上看，公共支出中的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其中，消耗性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国内生产总值将变动0.745个百分点；而转移性支出与中国转移性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国内生产总值仅变动0.367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抚恤和救济在某种意义上会助长某些救济对象的“懒汉”思想。

另外，政策性补贴支出对经济增长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3）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都会加剧社会不公平的程度，其中，消耗性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国内生产总值将变动0.46个百分点；而转移性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则国内生产总值却变动0.64个百分点。

消耗性支出如基本建设的增加将会导致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基本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或城市地区，而对农民收人的积极影响相对很小。

而且由于绝大部分工交商业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都会转化成为城市居民收人或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因此相关支出的增加也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提高。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转移性支出的提高也会加剧社会不公平程度，甚至比消耗性支出更明显，这似乎与流行的观点相悖，但它并不是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就一定不利于社会公平，只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没有覆盖农村地区，相应的支出不能够缩小，却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人差距。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对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效用做一个总结。

第一，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公共支出的变动对经济增长还是有较大的作用，尤其是消耗性支出。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内需不旺，农村消费市场启动缓慢，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投资拉动，而政府的消耗性支出(包括对产品、服务和资本品的消耗)恰恰是其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而且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是不高的，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的公用事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需求还很大，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不足。

所以，政府公共支出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投人需要，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优化投资结构。

第二，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并发挥好公共支出中转移性支出的功能。

实证检验结果说明了中国的转移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对弱的正相关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说明了中国经济经历多年连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转移性支出的增长并不明显（除了在2005有较大提高）。

而转移性支出恰恰是公共部门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因此，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当今中国基尼系数偏高、收入差距扩大的客观事实。

政府在进行转移性支出的投入时，应确保资金投入的覆盖率，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公共支出对象的广泛性，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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