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考试之——改革要务实,更要务虚

改革要务实，更要务虚作者：

改革进入综合推进阶段

《南风窗》：改革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凝聚新的共识。“两会”就是各个利益群体坐在一起，讨论交流达成共识的大平台。从这个意义来看，这次“两会”达成了哪些重要的改革共识？

李君如：这次“两会”明确了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就是下一轮改革要围绕的主题和主线，而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就是经济社会领域深刻的变革。另外，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2011年的工作从10个方面做了部署，下一步改革的任务也较为明确。

《南风窗》：改革进入攻坚期，局面更为复杂。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求提高居民消费，而提高居民消费又要求启动收入分配改革，面对这种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势，您认为是否需要选择一个改革的突破口？

李君如：目前的改革形势已不同于改革初期。当时急需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农村改革成为突破口。改革是从农村向城市推进的，而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改革，这个重点从十二届三中全会，一直讲到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但如果注意中央文件，可以发现从十六大以后，这个重点提得少了。这表明国企改革能改的改得差不多了，难改的是在政府方面。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举办的企业，如果政府改革没有突破，国企改革很难彻底。因此下一步改革就要转入政府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管理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

从十六大开始，改革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都意识到单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已经面临瓶颈；但如果没有突破口，改革又很难推进。事实上，实践告诉我们，目前从哪一个单向推进作为突破口，都无法解决实践中碰到的复杂问题，比如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突破口，会遇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障碍，如果把政府职能作为突破口，又会遇到财税和金融体制的障碍，各种因素相互牵制。

从去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今年“两会”通过的文件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都被提出来，这意味着下一步改革要综合推进。这次许多代表、委员都注意到改革要“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这样的话，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既然各个领域都有改革的任务，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那唯一的出路就是对各方面的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在各个领域改革之上进行通盘考虑。

《南风窗》：财税体制改革近年推进的成果似乎比较明显，比如“财政预算公开”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而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高强透露，有次宪法之称的《预算法》修正案今年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央财政“三公支出”也会在6月份的中央财政决算中进行公开。在“十二五”期间，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您有何期待？

李君如：如果说在综合推进的基础上，还是要选择一个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我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条件相对好一点。

任何改革要得到推进，都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目标，二是有动力。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而从动力角度进行分析，有些改革推动难度很大，是因为它的动力不是很明确。

但财税体制改革存有两大动力：一是下一步改革必然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这样地方政府是有动力的；二是财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调整财政收入中用于国民收入的比重，更注重民富，这就有了社会的动力。当然财税体制改革也涉及很多部门利益的制约，但如果不面临阻力和障碍，就不叫改革了，关键是能找到动力，改革就有希望。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有两大动力，而且它还是与多个层面相结合的改革。

要务实，更要务虚

《南风窗》：“十二五”是改革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领域和层次的深刻变革，这必然

要求在理论、观念和社会心理方面都要做好准备，那么，您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准备足够充分了吗？

李君如：近年各方面工作很务实，这是很好的，但相对而言，务虚显得不足。在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光靠务实是不行的，还要务虚。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济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对整个改革的启动和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也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务虚，最后认为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是行不通的，走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邪路也是行不通的，只有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现在再次面临重大转折关头，也需要这样一个大的务虚。下一步改革究竟怎样规划、部署，需要在务实的基础上进行务虚，在务虚的指导下更好地务实。我认为，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就是务虚和务实的结合，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宏观的理论、理念问题，才能推进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

社会的心态很复杂，与30年前不一样，多元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利益诉求多元、理念难以统一，所以说都做好心理准备是很难的，也不可能。但是进行务虚的时候，有必要尽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中央提倡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实际上就是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而统一思想的举措。

《南风窗》：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都要求政府一定程度地退出，给予市场和社会更大的自由。但从近两年各地方政府调控的手段来看，还是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强化政府主导，比如最近热议的“限购令”。这是否与深化改革的方向相悖？

李君如：这是很复杂的现象。有两个因素不得不考虑，一是近两三年处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坚持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但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在常态下未必也能成功，这一点我们头脑要非常清醒。我们不能否定这两年成功应对危机的做法，说是违背了改革的方向，但也不能在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之后，继续把应对危机的做法作为常态手段。

与30年前相比，现在还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30年前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现在虽然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社会建设摆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这是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有共同性，都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经济建设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社会建设主要解决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但这两类民生问题又不完全一样，经济建设对应的民生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放权让利，让老百姓自由投资、勤劳致富来解决，这是一个放权的过程；而社会建设，尽管也要放权让老百姓自我组织，但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的解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并非单纯的放权让利就能完成。如果说经济建设是政府“放权”，那么社会建设就是政府“用权”。大家可能也感觉到近几年有些权力上收，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建设的特点之一。因此，目前处于两难阶段，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完善，需要继续放权，另一方面，社会建设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政府用权。权力的两重、反方向运行的特点并存。这个两难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要加大民主政治的发展力度，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方向，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让公民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两难问题，比如说，一笔财政收入，是投入具体的经济项目，还是投到社会保障？如果不投入经济建设，就会坐吃山空，怎么搞社会建设呢？如果不投入社会建设，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怎么有积极性来发展经济呢？这些问题，就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让老百姓参与，形成一个共识，然后政府来执行。我主张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重点是协商民主，即让公民知情、表达、参与和监督，一起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与其说形势大好，不如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

《南风窗》：在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可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即问题导向型的改革，但这种危机倒逼型的改革有一定的风险。在下一个阶段，政府如何转向主动寻求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