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

从1991年苏联解体前至今，关于苏联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走向崩溃的观点，关于苏联经济体制无法改革只能摧毁的说法层出不穷，且逐渐演变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观点坚持把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看成是“苏联体制”的危机，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分析和苏联1985年前后主要经济数据的对比，得出结论，苏联经济在1985年以前并没有发生崩溃，也不具备经济危机爆发的特征，相反，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一系列去苏维埃化的政策决议导致了苏联经济的恶化和随后的崩溃。

一、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的人

卡拉-穆尔扎认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者坚信：“苏联经济体制无法得到改善，只能尽快通过破坏的方法来加以消灭，否则灾难和崩溃将不可避免。”这种观点的背后显然隐藏着阴暗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对公众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塑。如果说别有用心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制造了谎言，那么到1990―1991年，关于苏联经济早在80年代初就发生致命危机的论断则在下至研究助理、上至院士的知识分子中间被反复提及和强调，但在这些人内心中并没有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这种观点还未在社会上被公然宣扬，因为这与普通人在70―80年代的所观所感并不相符。1991年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经济从80年代就走向崩溃的说法开始变得不容置疑，在西方社会哲学中甚至给这一现象冠以一种术语――“回溯决定论”。

2001年，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证明”了一个后知后觉：“如果以统计数字为例来说明改革前的形势，我们当时处于崩溃边缘。首先是经济上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在1至2年后发生。” 2004年苏联理论改革家b?奈舒利在自己的公开课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70年代末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经感到，苏联体制处于危机中，国家处于致命的经济危机边缘，计划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表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没有出路。……出路在于分散中央权力……首先需要遵循价格自由原则，如果我们实行价格自由化，就会出现所有制问题……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个人所有制是必要的，而私有化对于个人所有制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西方学者持相反意见。美国苏联学家大卫?科恩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分析了所有的关于苏联体制的“致命危机”理论，并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和根据确信，苏联体制是不可改革的，这意味着，‘注定灭亡’这一习惯说法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的。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苏联在改革年代，特别是1985―1990年间发生的转折，则可以说，直到危机撼动国家之前，苏联体制可以被很好的改革。”

卡拉-穆尔扎认为，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提这一问题，第一个原因是要制止对苏联国民经济和苏联历史的诋毁，否则俄罗斯社会将继续盲从；第二个原因是需要从方法论上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客观评价，当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相信谎言时，国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二、危机的真相

卡拉-穆尔扎认为，雅科夫列夫关于苏联经济在改革前就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家列兹尼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总结：“强调苏联在8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形势是极其重要的，根据世界标准，当时总体上不存在危机。生产增速的下降没有转变为生产的下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能掩盖提高这一事实。”在西方，有关苏联经济危机的记录既没有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也没有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公开的成果中。美国苏联国民经济方面的专家艾尔曼和孔托罗维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在80年代初无论是根据世界标准，还是与苏联历史相比较，情况并没那么坏。”

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国民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出现的。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如果说在1981―1985年，苏联平均的预算赤字大约为180亿卢布，那么在1986―1989年这一数字为670亿卢布。1960―1987年苏联平均每年发行的新货币量为22亿卢布，而1988年为120亿卢布，1989年为180亿卢布，1990年为270亿卢布”。实际上在脱离计划经济的改革开始以前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危机。从1987年起，苏联经济开始一步步去苏联化。

卡拉-穆尔扎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财政制度和消费市场的瓦解。苏联之前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财政体制。在生产中实行非现金（虚拟）结算，其数量根据各部门平衡表来确定并通过清算来结清。本质上，在苏联没有金融资本和借贷利息。在商品消费市场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货币，居民通过工资、退休金等形式获得货币，其数量严格根据现有商品和服务总量来进行调节。这种体制下严格禁止货币的非现金形式向现金形式转换。苏联财政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卢布的不可兑换性原则。卢布只可以在苏联国内循环。因此现金轨道本应该是以国家严控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国外市场严格封闭的。

1987年颁布的《国有企业法》打开了虚拟货币的通道――允许非现金向现金转换。当时创立的“青年科技创新中心”得到了非现金兑换的特殊权力（这一中心当时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火车头）。同时取消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1987年1月1日起，有20个部门和70个大型企业拥有了进出口权力。一年后苏联外贸部被取消，苏联对外经济联系部成立。1990年颁布法律，赋予地方苏维埃对外贸易的权力。根据1988年颁布的《合作社法》，企业和地方苏维埃中出现了合作社网，他们将商品卖到国外，流向国内市场的商品迅速下降。许多商品被投机卖掉，一些产品被拆成方便携带的废品，并作为原料被出售。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对企业的利润进行分配：1985年企业58%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38%的利润归企业所有，其中15%用于经济刺激基金（奖金和额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业45%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企业留下43%的利润，其中用于经济刺激基金的比重为40%。这样，预算缴费实际上缩减了，但是个人收入增加了1.7倍，几乎没有资金能用于企业发展。此外，企业获得价格制定权和确定生产产品种类的权力。在苏共中央文件记录中有如下描述（1988年10月29日）：“在生产零售价格更高的新商品的同时，停止生产一些低价商品……价格更高的商品，保证了生产总量在价值形式上的增加，往往同时出现的是实物形式上的数量下降……大量的企业实物形式的生产总量下降了20―25%或更多。”与生产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收入开始跃进式上升。1981―1987年，苏联居民货币收入每年平均增加157亿卢布，而1988―1990年这一数字为667亿卢布。1991年仅是上半年居民货币收入就增加了950亿卢布（而生产型的工资只增长了36%）。这样收入的增加与同期贸易中商品库存的下降导致消费市场崩溃。于是进口急剧上升，1989年以前，苏联对外贸易顺差稳定（1987年为74亿卢布），而1990年的苏联贸易逆差为100亿卢布。政府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发行国内债券和出售外汇储备来扭转局势。1985年苏联的预算赤字为139亿卢布，1990年上升到414亿卢布，1991年前9个月的赤字就达到890亿卢布。1989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预算盈余为39亿卢布，而1990年预算赤字达到290亿卢布，1991年为1093亿卢布。

苏联的国家内债在1985年为142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2%），1989年为3990亿卢布（41.3%），1990年为5660亿卢布（56.6%）。1991年前9个月国家内债规模达到8900亿卢布。

苏联的黄金储备在改革初期为2000吨，1991年下降到200吨。1985年，苏联实际上没有外债；1991年，苏联外债大约为1200亿美元。在1991年7月10日的《苏联部长内阁和联邦主体政府联合行动纲领》中这样写道：“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式极其严峻。实际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生产都在下降。金融借贷体系也处于危机状态。消费市场瓦解，食品短缺现象普遍，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恶化。危机形势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在一年之内实现防止国民经济瓦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