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地理学贡献

古代中国的地理学贡献

卿佳欣（高一三班）

至少从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15 世纪，中华民族享受着极高的生活水平，超过地球上任何民族。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发现”欧洲和印度大大早于基督教旅行者来到东方的时间。公元前2 世纪到公元5 世纪之间，中国文化“在把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益目的上是世界上最有效的。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在那时已有长足的进步，超过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可以毫不夸耀地说，中国古代地理学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也有其特点和不足的一面，那就是受中国儒教文化“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支配。中国古代地理学较重于对人生事物、自然事物的地理观察，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融于自然之中的，不存在一个事先制定法则创造世界的神，对脱离人的自然界和地球整体的法则很少考虑。博学的孔子曾经遇到这样的难题：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这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特点，地理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其影响，我国的地理著述极为丰富，对地理事物的发生过程分析也相当深刻，但关于地球的数理知识研究却很不够。

（一）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我国最早出现“地理”一词见于《周易·系辞》中，有“仰天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山经》是《山海经》一书中写作时间最早和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山经》可能在战国前后，《山海经》可能是汉朝形成的，全书2.1 万多字，承袭了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它记述了400多座山，先按南、西、北、东、中五区，每区分若干山系，每个山系又连接许多山岳。记述以山岳为纲，综合记述了水、动植物、矿产、特产、神话传说等，其中还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关系。其记述的范围远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虽然《山经》中不免有失实和错误之处，但对那么久远的历史时代来说，堪称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述。

《禹贡》成书于战国前后，虽全书只有1189字左右，但它做为一部地理著作来看，其学术价值在《山经》之上。全书由“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时划分的疆界，将全国分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兖等九州，实际上是以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划的，带有自然区

划的萌芽。九州至今还是中国的代称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现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导山”部分记述山岳，“导水”部分专写河流，“水功”记述大禹治水的功绩，“五服”部分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候、绥、要、荒等五服，从整体区域角度记述政治和社会生活。

除上述两部专门的地理著述外，在《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左传》、《管子》、《孙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还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内容，如《管子》中“地图篇”、“地员篇”、“度地篇”等关于地图，关于土壤、生物、水文诸地理因素的关系，论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说，称得上是对土壤、生物空间地理规律的最早认识。

（二）秦汉——明清时期

秦汉以后我国较长时间形成了繁荣统一的大国，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理知识丰富、地理典籍、书籍数量和地理实践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领先的地位。虽然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但主体的还是“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会，比起15 世纪以前欧洲的“神治的社会”思想，学术环境要宽松得多，地理科学同其他领域一样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佼佼者。但是也应看到与诸子百家时代比起来学术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缚。

1.地理探险与游记体地理著作

公元前138 年以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陇西（今甘肃临洮）经河西走廊、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取道昆仑山北麓回长安（图6-6），中间两次被匈奴捉获，历尽千难万险，耗时13 年之久。这次出使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除亲身经历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伊犁河、巴尔喀什湖一带）、奄蔡（咸海、里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条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等地的情况。

公元前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分遣副使数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今和田）、扦罕（即扦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公元前115 年回长安。张骞之行丰富了中国人民和当时西域各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直至罗马的东徼、印度的北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以后双方使者商人往来不绝，所以张骞西域之行的意义不局限于其本身，而且对地理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 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足迹遍及当时中国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东起会稽西达川蜀。饱览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景色，体察了各地风土人情，搜集了许多外国地理、区域地理资料。其巨著《史记》堪称一部历史和地理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货值列传》称得上

是我国最早的完整的经济地理记述。另有《律书》、《河渠书》等气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专门记述，以及《大宛列传》、《秦本记》等外国地理和国内区域地理记述，在人物列传和其他部分也都广泛地记述了地理知识。

公元76 年到102 年，班超（32—102 年）在西域进行了友好活动。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渡过，写成《西域记》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汉朝时候我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几乎是对整个亚洲了如指掌了。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还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土宜禾稻、麻紵、蚕桑⋯山多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

晋代高僧法显（约337—422 年），65 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图6-7），历经12 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他笔下的沙漠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帕米尔地区的风光是“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斯里兰卡岛是“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海上航行“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风逐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鳖、水性怪异三属。”其生动、壮观的地理风光跃然纸上，不愧为绝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 年）于公元627 年西行求法，从瓜州（安西）出玉门关，越莫贺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经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后到素叶（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千泉（麦尔吉）、赭时国（塔什干）、飒秣建（撒马尔罕），出铁门关（今杰尔宾特西约13 公里处）过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游遍五天竺、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归途越葱岭后改为南路，经佉沙（喀什）、瞿萨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长安（图6-8）。用了18 年的时间，经历了110 多个国家，行程5 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以玄奘西行为底线，演义成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译成几十国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谓世界上妇儒皆知。

唐朝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国际交往十分频繁，地理实践最为丰富，不仅陆路与西部各国有文化经济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唐朝的远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坚固，航海技术纯熟而闻名于世，往返于国际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国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足见当时地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