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译性.doc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其语音系统，文字结构和修辞方法都完全不同，这些绝大多数都无法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对等语。

如果在英汉互译中，有时无法将原语或源语（source language)翻译成译入语或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而造成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即称为“不可译性”。

它包括“语言上的不可译（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和“文化上的不可译（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语言上的不可译性
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英语属印欧语系,而汉语属汉藏语。

在这两种非亲属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结构上的语言手段显然不存在信息相通的渠道。

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所说, “当某一信息的表达形式是该信息所含意思的实质性成分时,需把这种意思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很困难,通常这种类型的意思是不可译的。

”语言上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在语音、字形及语言修辞等方面。

1、语音的不可译性
从语音角度看:首先,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英语却是集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为一体。

其次,汉语是多声调语言,讲究平仄;而英语无声调,只有语调的升降之分。

正因为如此,将汉语中对仗工整的诗或对联译成英文,既要追求其意美、形美,又苛求其音美,实在是不可能。

现举翻译家翁显良的译作《春晓》来说明。

原诗是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翁先生将此诗译为:“Late! ThisspringmorningasI awake Iknow, / All aroundmethebirdsarecry2ing, crying. / The stormlast night , I senseditsfury, / How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dearflowers. ”原诗主要写的是一点惜春的情绪,从翁老的译文来看,也确实传达了这种为花木担忧的惜春惜花之情,特别是后两句的翻译把原诗作者经风雨而替花愁的惜春情绪真实地传达出来。

然而译者只注重了传达原诗的意象,忽略了其音韵美。

原诗为五言绝句,韵脚美妙,对仗整齐,节奏明快,吟诵起来朗朗上口;而译文却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7 days without water make one weak (week).
该句利用weak 和week 同音, 制造了一个双关语。

如果听到这句话, 将其译成“7天没水使人虚弱”, 如何能表达出“7天没水就是一周没水”的谐指呢?
There were soldiers outside Buckingham Palace in their bear (bare) skins.
将此句译成“白金汉宫外有身着熊皮装的士兵”自然无可非议, 但若是将其译成“白金汉宫外有光着身子的士兵”这样的诙谐语又有何不可?
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fruit flies like a banana.
这句话乍一看，好象是说：时光像箭一样飞逝，水果像香蕉一样飞逝。

其实这句话后半部分的真正意思是：果蝇喜欢吃香蕉，也就是fruit flies/like/a banana。

A bicycle can’t stand on its own because it is two-tyred.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自行车自己站不起来，因为它只有两个轮胎（two-tyred）。

而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这辆自行车被它的主人骑了很长时间，它现在太累了（too tired）
中国菜名语音层面的不可译性
中国菜名一般音节整齐，讲究平仄，说出来声音高低错落，抑扬起伏，具备其他语言不可替代的音韵美银牙盖被，金钩凤尾，麒麟冬瓜，踏雪寻梅，掌上明珠····
在语音层面，中国菜名的可译性程度极差，具有极强的不可译性。

如“连年有余” 这道菜巧妙地利用“连”与“莲”, “余”与“鱼”同音，而译成Cubed Fish And Lotus Roots 不仅失去了原汉语菜名的音韵美，汉语的文化内涵也丧失殆尽。

“五谷丰登Abundant Harvest of All Food Crops” （丰登”为叠韵）。

鸳鸯火锅Doubled-flavored Hot pot (“鸳鸯”为双声, “火锅”为叠韵）
霸王别姬Stewed Soft-shelled Turtle and Chicken
没有翻译出中国特色文化的基本内容，音节优美，精炼的四字格的音韵美没有翻译出来。

一些直译:
包子Baozi 饺子Jiaozi 馒头Mantou
花卷Huajuan 烧卖Shaomai
（具有中国特色且已被外国人接受的传统美食）
棒棒鸡Bon Bon Chicken担担面Dan Dan Noodles
宫保鸡丁Kung Pao Chicken
（中国菜名中固有的习语，典故，人名等文化元素）
2、字形的不可译
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英文为表音文字,两者在书写上大相径庭,故两者的文字特征无法互译。

如汉语中有一种拆字的写作技巧,具有明显的方块字特征,基本上无法将其转译。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要属钱歌川先生提及的一副联:“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是婢,女又何妨成奴。

”由于汉字的字形和字音特性,这则联应用了双关和对仗的修辞手法。

不论如何翻译,修辞效果和原联的语义总不可能同时保留。

英语回文无论以单词形式出现还是以句子形出现, 在汉语中体现或表达都极其困难。

Name no one man.
这句话以两个“O ”为中心向两侧展开, 是非常对称的回文。

Able was I ere（prep. 在…以前；毋宁）I saw Elba.
英语回文句子还有一句比较著名的，假托是拿破仑晚年自嘲的句子：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按拿破仑对俄战争失败后被放逐Elba岛）
在看到埃尔巴以前我曾极有能耐。

这大概只能是句子意思的顺译, 而其回文的妙味及雅趣如何表达则成了问题。

这是英语中的著名回文。

它充分利用了英语的特色, 以字母“R ”为中心向两侧展开, 字母完全一样。

有人将其译为: 在看到埃尔巴以前我曾极有能耐。

这大概只能是句子意思的顺译, 而其回文的妙味及雅趣如何表达则成了问题。

类似madam, radar 及rotator 这样的单词回文, 在汉语中绝无仅有, 它们翻译转换成汉语回文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据说亚当在伊甸园初次见到夏娃时说:“Madam, I’m Adam. ” 夏娃回答:“Sir, I’m Iris. ” 巧妙运用了回文这种修辞格。

“Rise to vote , sir .” （先生，站起来投票吧！）
Was it a cat I saw？（我看到的是一只猫吗？）
类似madam, radar 及rotator 这样的“回文词汇” , 在汉语中绝无仅有, 它们翻译转换成汉语回文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有位读者给《时代》杂志的一封信中，写下了一句无轴心字母的回文：
Live on ，Time ，emit no evil .
（杂志，愿你求生，可别恶语伤人。

）
又如英语中的“头韵”(Alliteration)往往使原语气势磅礴,增加音乐的美感,起到幽默或讽刺的效果。

如:“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 —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 —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 . . ”(Mark Twain) 句中五个“S”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者的厌恶感,这种原语中形、音、义的“三结合”,在译成目的语后是法完整体现的。

3、语言修辞的不可译性
英语和汉语中有不少相同或类似的修辞格,如比喻、借代、排比、双关、委婉、夸张、回文等。

一般情况下,原语中的修辞手段都可在译语中得到体现。

但由于英汉民族在思维形式、审美观念、语言表达习惯及字形、字音特性上的不同,在特殊情况下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段无法在译语中表现出来,如双关、回文、拆字、对偶、顶真等修辞格,在原语转化为译语后很难
或几乎不能表现出来。

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

”译作:“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enjoys sunshine; 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day is fine. 原文中“情”与“晴”谐音双关,译文中失去了双关的修辞效果。

又如:据说亚当在伊甸园初次见到夏娃时说:“Madam, I’m Adam. ”若将其译成汉语“女士,我叫亚当”,原文的回文修辞效果丧失迨尽。

夏娃回答:“Sir, I’m Iris. ”同样巧妙运用了回文这种修辞格。

在译文中随着修辞效果的丧失,原文表现出来的亚当的幽默和夏娃的机智也就无法再现。

文化的不可译性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语言反映文化,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语言,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有其久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每个国家、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社会制度、生态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情风俗都生动地反映在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中。

在翻译实践中,由于译语中相应语言符号的缺乏,译者不得不创造某种符号或寻找近似的符号加以指代。

这样,负载了一定文化气息的原语转化成译语后,便失去了其文化内涵。

笔者认为,这种由文化差异造成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词汇空缺
文化词汇的空缺指译语缺乏表达原语中反映特有文化现象的对应语。

以一种语言为参照,他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场中都可能有“词汇空缺”,由此形成了不可译现象。

如英语中的uncle 在汉语中的等值成分有“叔父”、“伯父”、“舅父”、“姨父”及对一般长辈的尊称,若无特定的语境,uncle是不可译的。

又如作家王扶的作品《我不愿做女孩儿》中,有这样一段话:“妈妈也盼生个儿子,来缓和一下这个维持会的局面。

”译作“Mother had hoped to have a boy, too, thinking it might ease the tension in her precarious marriage”,实属无奈选择。

“维持会”曾是我国抗战时期的一种临时性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句中比喻一个随时可能破裂的家庭,由于英美历史上未曾有过类似的政权形式,因此英语中也找不到与“维持会”对等的词汇。

2、指称词语义文化冲突
这里的冲突指词语文化信息符号的所指内涵在语际转换中呈冲突式。

通常我们可以将某一信息符号的某一所指忠实地转换成另一语言符号系统中同一所指的对应符号系列,即词语的表面指称意义相同,但词义深层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不尽相同甚或相反。

如汉语中的“泰山北斗”一般是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若将其译为英文“Mount Tai and the North Star”后,便只承载语义信息,而丢失了原语所固有的文化信息。

又如汉语中的“龙”是具有鲜明文化色彩的中国人视龙为圣物,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自称为“龙的传人”,中国古代帝王为“真龙天子”,着“龙袍”,龙是尊严与权力的象征。

但若将成语“望子成龙”直译成“to expert one’s son to become a dragon”,将会使英语国家的人士难以理解,因为英语中的dragon尽管也是想象中的一种动物,但却是邪恶的怪兽。

南美洲的玛雅人生活在热带森林之中，每年只有干季和雨季之分。

使用当地的玛雅语，是无论如何也译不出欧亚语言中的“春夏秋冬”四季来的。

3、指称词语用意义冲突
这里的冲突即词语文化信息符号的语用意义在语际转换中呈冲突式。

例如,由于汉、英两个民族对颜色词“红”有着不同文化理解,即对汉民族而言, “红”象征着昌盛、喜庆、春意盎然,而在英语读者眼中,具有相应喻义的色彩却是“green”,红色则使人联想到危险、暴力和极端,因而Hawkes在英译《红楼梦》书名时,干脆避“红”而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并将书中“怡红院”译为green lights,而宝玉这位“怡红公子”相应译为“green boy”。

该译很可能使译文读者对原文产生误解:由于green一词在英语中有“新手,不成熟的”意义,因此,译语读者可能将宝玉认作是一个“不省人世,缺乏经验”的人。

绝大多数语篇在总体上是可译的,但同时又存在着局部的不可译性,译者处理和解决这种局部不可译现象的过程,正好体现了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样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