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20日/第006版十大考古特刊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远古人类生活的完整图景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特殊的埋藏条件使得我们有幸看到远古时代的人类活动所留下的各种遗存:石制品、木制品、哺乳动物化石、用火痕迹和植物种子，这些遗存构成了更新世早期人类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画卷。

当然，其中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百万年前有人类加工痕迹的木制品，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突破性的发现，为远古人类曾广泛使用木制品的设想增添了强有力的实物证据。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物管理所发掘领队:刘建辉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早更新世旧石器旷野遗址。

遗址地层堆积为湖滨沼泽相沉积，地层堆积连续稳定，化层较厚，文化遗物丰富，是古人类生产、生活的原地埋藏遗址。

遗址石器工业面貌原始而独特，石制品剥片以砸击法为主，且存在两种砸击技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

遗址保存了丰富的有机质遗物，这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及为罕见。

其中，木制品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该领域国内研究空白，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木制品。

植物种子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提供了素材，其中发现的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种类，对研究古人类采集行为和食谱具有重大意义。

遗址发现的用火遗迹，似篝火遗存，基本原样保存，这种型制的用火遗存在我国旧石器早期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

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为旧石器早期文化对比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文明扩张的见证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山川、河流往往会成为古代文明分布的天然阻隔，因此不难理解在长江以北发现大型良渚遗址的重要性。

大型排房、随葬高等级玉器的墓葬、墓葬中残缺不全的遗骨和烧骨、以及陶器中对地方文化因素的吸收，都拓展了我们对这一辉煌文明分布范围及其崛起、扩张的原因和历程的认识。

滚滚长江，流淌着英雄的故事。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兴化博物馆东台博物馆发掘领队:林留根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2011年10月至2015年12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以泰东河为界，遗址分为东西两区，总面积45万平方米。

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总共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揭露良渚文化墓地一处，发现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聚落遗存。

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件。

蒋庄良渚文化墓地位于聚落东北部，整体呈南北走向。

清理墓葬282座。

随葬玉璧、玉琮的较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于墓地南部，而“平民墓”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体现了对应的社会分层现象。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多样，一次葬与二次葬并行。

二次葬分烧骨葬与拾骨葬两种，随葬玉琮、玉璧的较高等级墓葬均为二次葬。

蒋庄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蒋庄遗址首次在长江以北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

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

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为良渚文化核心区之外发现数量最多的良渚文化墓地。

人骨保存情况较好，是良渚文化保存骨骸最为完整丰富的墓地。

对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关系与人种属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蒋庄遗址地处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出土的各类陶鼎等主要炊器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对于构建江淮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本地士著文化以及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墓地中所发现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可能与战争或戍边相关，为良渚文明边缘区域的聚落、社会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从而对研究良渚文明都邑聚三重社会结构、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3.5000年前王国的伟大工程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正如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古代的宏大工程往往超乎今人的想象，5000年前良渚人的这一形式独特的水利工程显然也属于此类。

影响范围上百平方公里、数百万方土方的劳动量、因地制宜的营建技术和方式，这一当时规模无可比肩的宏伟水利工程，足以改写中国水利史，也使我们毫不怀疑良渚社会的动员能力和组织力量。

循着宫城-王城-外郭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顺序，对良渚文明的认识和视野也在一次次惊叹中扩大，“良渚王国”的身影越来越清晰。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余杭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发掘领队:王宁远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

2007年发现了良渚文明的都邑——良渚古城后，新近又确认古城外围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拉洪水坝系统。

该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都城结构。

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的早期都城系统。

该水利系统位于由11条人工堤坝连接山谷和孤丘组成。

工程浩大，估算其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

初步推测该系统具有防止山洪、形成水上运输网络和农田灌溉等多种功能。

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将中国水利史的源头上推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

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均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

良渚古城正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其水利系统发现的意义不言而喻。

同时，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中，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为旱作农业文明，以小麦种植为经济支柱，水利设施多为以灌溉为目的之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态。

与之形成对照，良渚文明是东亚湿地稻作文明的典型代表，其水利系统以堤坝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防洪调水功能。

东西方文明所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4.构建海南完整的史前文化史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的建立，使得我们对海南史前时代的认识不再是一片空白。

同时，所发现的人类遗骸及其遗物以及大量的水陆生动物遗存，加深了我们对古人在海南热带滨海环境生活特点及其与大陆关系的理解，这项发现有开创之功。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发掘领队:傅宪国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东部海岸地带。

2012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2012年12月至2016年1月先后发掘了陵水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英墩三处遗址，并在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

通过田野工作、初步整理与研究，发现了英墩、莲子湾、桥山三种全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及自然遗存，为我们全面地认识其文化面貌与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英墩、莲子湾、桥山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文化内涵表明，以英墩、桥山遗址为支点或桥梁，可初步构建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编年序列。

在英墩遗址发现了英墩遗存早于莲子湾遗存(即英墩晚期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

而在桥山遗址则存在莲子湾遗存(即桥山早期)早于桥山遗存的明确的地层证据。

如此就首次建立起“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占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关键的证据。

同时，桥山遗址出土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遗骸，将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支持。

莲子湾、英墩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海、陆生动物遗存，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5.古老都邑的新认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迄今规模最大的西周单体建筑基址、具有般移民特色的普通“居址-墓葬区”、随葬有精美马车的车马坑，以及发达的水网系统，这一系列的精彩发现，共同构成了我们对这一西周都邑性聚落人群构成和社会结构的新认识。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王占奎雷兴山周原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基于对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全面调查，重点区域钻探的基础上，一方面选定凤雏建筑群为中心的贺家北区域持续开展工作，管窥整个遗址的聚落结构；另一方面以厘清池渠类“框架性遗迹”为目标，宏观把握周原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

遵循这一思路，本轮工作取得了重要发现和收获:三号建筑基址的发现丰富了凤雏建筑群的内涵，明确的层位关系，为解决1976年发掘的甲组建筑的年代、性质等关键问题提供了地层参考。

院内的立石、铺石遗存是以往西周遗址中未曾发现的特殊遗迹，可能是西周时期的“社”，对于其用途和性质的解读也有助于对整个凤雏建筑群和贺家北区域性质的深入讨论。

殷遗民属性的“居址一墓葬区”有助于思考周原遗址的族属分布与居葬形态。

周原遗址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6.古代矿冶工人的足迹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这里叙述的是劳动者的故事。

考古学者不断发现的各类矿冶遗址和矿渣的分析结果还原了古代矿冶工人复杂分工的操作链条和高超的冶炼技艺。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往来奔波的辛劳足迹，也带着朴实的工具、原料和日常生活用品长眠于此，这在以往并未发现。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发掘领队:陈树祥四方塘遗址墓葬区位于大冶铜绿山Ⅶ号矿体(大岩阴山)北坡，坐落在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马鞍形山岗上。

2014年11月～2015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葬区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275平方米，清理墓葬135座。

其中，西周晚期3座、春秋时期120座，共出土铜、陶、玉、铜铁矿石等质地文物170余件。

首次在矿冶遗址发现墓地，揭示了矿冶生产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相关信息。

一椁一棺墓和随葬青铜、玉器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规格高于其他墓，墓主身份可能为矿区较低层次的生产管理者或高等级矿师。

根据随葬品情况推测他们可能有分工，加随葬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斧、铜凿、铜刮刀等的可能与矿区采冶、竹木管理和制作有关，随葬铜削刀的可能与生产记录相关。

随葬孔雀石、铁矿石、石砧等碎矿工具的或无随葬品的小型墓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的技工或工人。

这些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矿冶生产中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首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采选冶铜遗址与墓地组成了一处铜矿产业链。

墓葬区与近几年在岩阴山脚遗址发现的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35枚矿工脚印、四方塘遗址冶铜场及Ⅶ号矿体5处古代采矿遗址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同时代同地区的较为完整的矿冶产业链，为研究东周时期铜绿山铜矿采冶空间分布、生产规模、技术流程等拓宽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