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小说创作
汪曾祺《鸡毛》阅读练习及答案
（二）现代文阅读（本题共4小题，16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鸡毛汪曾祺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
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
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
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
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
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
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
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
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
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
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
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
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
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
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
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
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
她觉得这女婿人好。
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
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
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
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
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
浅谈汪曾祺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间的联系
2020-12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浅谈汪曾祺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间的联系陈茜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摘要院文学风格具有独创性与稳定性，它使各个作家之间产生了较强的区分度，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成为作家的“标志”。
汪曾祺一向以平淡质朴、从容洞彻的创作风格著称，而这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本文将简要阐述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并试析二者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汪曾祺；创作风格；人生经历；小说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0）35-0001-02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35.001一、引言人们常说，“文如其人”。
一个人的思想品行、性格倾向、过往经历，都会内化于心，构成独特的自我，又通过笔尖流露在语言文字之中。
因而每位作家都具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文学风格。
从横向来看，每个人的创作风格都不尽相同，呈现出差异性和独创性；从纵向来看，一个人的创作风格又具有稳定性，从形成时起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基本稳定和延续，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汪曾祺是京派的代表人物，文风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却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带给读者持久的感动和影响，如一道道波光在心底荡漾，久久不散。
本文将试述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浅析二者之间的联系。
二、汪曾祺的人生经历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庭，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气氛深刻影响了他。
汪曾祺的生母有严重的肺病，因此很少与他接触，在他三岁时离开人世。
1935年，他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开始高中生活。
然而1937年，在日本人的侵占下江北告急，汪曾祺只好离开南菁中学，先后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就这样勉强读完了高中。
后来，汪曾祺曾跟随祖父和父亲到一个村庄的小庵中避难半年，这就是后来小说《受戒》所描写的那个庵。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_以_复仇_为例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３１９８０年，汪曾祺的《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巨大的反响。
作品完全抛开几十年来统率一切的政治意识的束缚，叙述了一个青春无邪的故事，用清新、质朴、细腻的语言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明净和谐的世界。
由于这部作品和其后的创作极富民族文化意蕴和传统艺术精神，因此汪曾祺被评论界“追认”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１］（Ｐ２２５）。
而众所周知，以沈从文、废名等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恰是以浓郁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见长的，由此引起人们对汪曾祺早期创作的高度重视。
的确，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与京派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正是在西南联合大学，他“先是作为沈从文的学生，而后成为‘西南联大校园作家群’的一员，四十年代后期又是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２］。
可以说，汪曾祺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学习和创作是与沈从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为躲避战乱汪曾祺回到高邮农村，当时他随身携带的书籍除了报考大学的教科书外，还带了两本书在身边，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他反复阅读这两本书，特别是《沈从文小说选》，燃起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他后来不止一次地说：“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３］（Ｐ２８６）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不仅成为沈从文的高足，同时也深受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在“各体文写作”课上，沈从文讲授创作方法，让汪曾祺终生受益：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汪曾祺《复仇》：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曾祺《复仇》：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展开全文图片发自简书App汪曾祺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和谐与美在他的文字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剧作家，散文家，关于他的一生，我私以为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历经世事沧桑，他自温润如玉。
他认为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而世人看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复仇》作品集收录了几篇他比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还有几篇散文，散文按下不说，我们来看看他的几篇小说。
《复仇》小说写于1944年，彼时，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全人类的仇恨与矛盾空前激烈。
汪老的文章无疑是一股清流，表达了他对民族觉醒，甚至全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方式。
这是他做为文人的责任与担当。
汪老这篇文模仿了西方的现代派写作手法，试图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的情绪、联想、幻想、幻觉以及微妙的感情变化等，表现人物意识“自然”流动状态。
汪老在小说的开头就引用了庄子的话来表达主旨：“复仇者不折镆干。
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庄子”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而消解。
复仇者正是这样一个对仇恨不用心的人，他可以承载，却不一定会背负至目的地。
本文中的人是个很模糊的存在，只知道是个遗腹子，生来就是为了给父亲报仇，仇人的名字刻在他的手臂上，至于他啥名谁，他的体态，来自哪里，去往何处，都没有交待。
他的父亲和仇人也是模糊的。
这个他究竟有怎样的内心呢，他看到蜂蜜联想到秋天和尚站在花丛里找蜜蜂；他看到安静祥和的村庄想象自己也能融入；他想起母亲，想象自己有一个妹妹；他的梦里有安静和谐的自然风光。
这是一个内心柔软温暖的人，实在不适合拿着一把剑去复仇。
在文章的开始，我们甚至能感觉到他对和尚的喜欢之情。
在对待仇人上，他的内心也是复杂矛盾的。
汪曾祺小说创作与意识流
汪曾祺小说创作与意识流作者：张丽君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6期摘要：汪曾祺是一个传统文化色彩较浓的现代作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很强的作家。
汪曾祺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比当代许多作家要早。
他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现代与古典集于一身的中国作家。
他的小说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作品渗透着存在主义，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本文力在探讨汪曾祺意识流小说形成的原因，发展，表现及认识。
关键词：汪曾祺：意识流汪曾祺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当代的许多作家要早，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存在主义、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可以说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现代性的转化。
一、汪曾祺受过的文学影响1、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
儒道佛思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共识。
中原文化悠长的余韵张扬出他的作品特别的形式和另类的风情。
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一位晚明作家是归有光。
归有光被誉为“明文第一”。
归氏散文的平实朴素，婉转多情，归氏清淡的语言风格以及流动不拘的结构，都对汪曾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作家中。
汪曾祺多次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归有光的尊崇之情，“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并非怪论”。
汪将归有光的小品文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艺术精神进行了跨时代的打通融汇和借鉴，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自己早年受到的意识流及其他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影响，汪曾祺曾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与访谈中有所提及。
在新时期之初复出文坛后不久，汪曾祺即写道：“我曾经很爱读弗·伍尔夫的作品。
并大声为意识流小说与现代主义疾呼：“意识流是可以表现社会主义内容的，意识流和社会主义内容不是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的。
同一中的差异——汪曾祺小说创作论
２０ ０ ６年 第 ６期
Ｎ ｏ． ２００ ６， ６
学
术
探
索
２０ ０ ６年 １ ２月
Ｄｅｅ．， ２００６
Ａｃ ａｄｅｍ ｉ ｃ Ｅ ｘｐｌ ａｔｏｎ ｏｒ ｉ
同 一 中 的 差 异
平
（ 云南大学 中文 系。 南 昆明 ６０ ９ ） 云 ５０１
汪曾祺 小说 的原初景观 。 关键词 ： 自然人性 ； 叙述者 ； 人生哲学 ； 创作心理 中图分类号 ： ５ ｔ４ ０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０ — ２ｘ ２ｏ ）６ ０２ — ７ １ ６ ７３ （ ６ ０ — １ ０ ０ ０ ０
人民文学 出版社 １ ２ ９ 年出版了《 ９ 中国当代作 家选集丛书 ・ 汪曾棋》 一书， 汪曾祺在为它所写的 序言中， 以不无幽默 的 口吻， 自己比作一条 还 把 活着 的整鱼 ， 以此表达他 对文学研究界通行 的这 做法强烈不满 ： 按年代 把一个作家分割成几段 分别加以研究 。的确 ， 一个文学 现象 、 一位作 家 的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 只有透过其整体性才 能获得完整 的认识 和全 面的把握。本 文着重从 价值尺度 、 叙述者 的存 在方式 、 人生哲学 、 创作心 理特征四个方面深入考察汪 曾祺小说 的整体性 ， 细致辨析其中蕴涵着 的悖论和矛盾 ， 彰显 出同一 中的差异 ， 而在 同一和差异 的互动 中， 可能 进 尽 复现汪曾棋小说 的原初景 观。这有助 于人们从 总体上认知 、 阐释和把 握其 思想 高度 和艺术成 就， 为确立他在 ２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 Ｏ
一
收 稿 日期 ：０６—１ —０ ２Ｏ １ ２
作者简介 ： 张志平（９７ １６一
１０ ２
）男 ， 。 云南昆明人 ， 云南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 ， 文学博士 ， 主要从 事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
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
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语言是本质的东西“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
(闻一多：《庄子》)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
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
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
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
鲁迅有鲁迅的语言，废名有废名的语言，沈从文有沈从文的语言，孙犁有孙犁的语言……何立伟有何立伟的语言，阿城有阿城的语言。
我们的理论批评，谈作品的多，谈作家的少，谈作家气质的少。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理论批评家的任务，首先在知人。
要从总体上把握住一个作家的性格，才能分析他全部作品。
什么是接近一个作家的可靠的途径?——语言。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
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
从小说家的角度看：文如其人；从评论家的角度看：人如其文。
成熟的作者大都有比较稳定的语言风格，但又往往能“文备众体”，写不同的题材用不同的语言。
作者对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事的不同的感情，可以从他的语言的色调上感觉出来。
鲁迅对祥林嫂寄予深刻的同情，对于高尔础、四铭是深恶痛绝的。
《祝福》和《肥皂》的语调是很不相同的。
探索一个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观察他的倾向性，首先必需掌握他的叙述的语调。
《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
”一个作品吸引读者(评论者)，使读者产生同感的，首先是作者的语言。
研究创作的内部规律，探索作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不能不玩味作者的语言。
是的，‘玩味”。
从众和脱俗外国的研究者爱统计作家所用莳辞汇。
莎士比亚用了多少辞汇，托尔斯泰用了多少辞汇，屠格涅夫用了多少辞汇。
似乎辞汇用得越多，这个作家的语言越丰富，还有人编过某一作家的字典。
我没有见过这种统计和字典，不能评论它的科学意义，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样做是相当困难的。
汪曾祺的文学风格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1）在汪曾祺重新开始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潮流不断兴起，又不断更替的时代，许多作家都被卷入了各种潮流之中，而汪曾祺则为少数几位只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的“潮流之外”的作家。
汪曾祺与当代大多数小说作家不同，他从不涉足长篇小说，从来也没想过要写一部“史诗性”的或“全景式”的长篇作品。
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
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2）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但是，他在“小说散文化”方面的努力却是自觉的。
正如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汪曾祺的小说虽然也涉及他曾生活过的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但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而这些风俗民情也不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的主要因素。
因此，他的小说不但没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故意在要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2．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1）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而且还要把散文化的小说写成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较多地受到废名的影响，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
汪曾祺小说的老庄哲学与古典乐理
的简化性展呈以出。汪曾祺亦是一位具有“虚静”
气质的作家，他认为，“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
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正是在对万物的虚静
观照中，汪曾祺体悟到了“小说也要‘留白’，不能
写得太满”，而格外注重“言外之意”所留下的余
韵美：“语言的美要看它传递了多少信息，暗示出文
斋”亦是在于强调内心私欲之涤除。至此可知，
老、庄的“虚静”观皆重于静心，只因唯有虚静
者，方能随意出入于体“道”之无碍间。总体以
观，“虚静”所透出的空明心境实乃无心之彰显，而
晕染了一层浓郁的老庄之“无为”色调。
在 《老子》 哲学里，由于“道”的特征在于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故那于“虚静”之心境
得庵赵庄静谧处处生，人与自然的和谐至此已达极
致。正是在这片宁静和谐的无声背景中，那朦胧无
邪的爱情故事便愈发透显出一种回味无穷之美。同
时，汪曾祺还十分擅长运用无声之沉默来施展情绪
力量的内在酝酿及其推动。在此，以其短篇小说
《最响的炮仗》 为例，它主要讲述了孟老板因无力偿
还债务而无奈嫁女之事。故事里，在出嫁女儿的前
出一种起止任意的自由跳动状态。至 1980 年代后期
始，此种叙事结构模式便开始频繁地显露在汪曾祺
的小说创作里；其中，《露水》 便乃一典型之例作，
它以精练之笔化造出那令人出其不意的故事情节发
展线，而呈现出了波折反转的跳动之态。且观，文
章起始处，一艘小小的轮船在即将抽起跳板启程之
际，只见两位卖唱人，一男一女，逆着人流踏船急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琵琶旋律，
便乃“声暂歇”的情感魅力之发显，而汪曾祺的小
汪曾祺早期小说的叙述人称及其抒情化小说写作
汪曾祺早期小说的叙述人称及其抒情化小说写作张文香【摘要】The first personal narration,which highlights the psychological world of ＂I＂ as a character in the story and the subjective feeling as a narrator,is frequently used in Wang Zeng-qi＇s early novels.At the meantime,thos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I＂ in the novels and Wang Zeng-qi,the author,create a vivid sense of reality in the lyric expressions of the novels,making his novels prose-styled.The lyricism and realism in the early novels has an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his late novels.The lyricism is carried forward,and becomes one of the inherent factors in the prosification of Wang Zeng-qi＇s late novels.%汪曾祺早期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突出作为故事人物的＂我＂的心理世界与作为叙述者的＂我＂的主观感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同时,其作品中的＂我＂与作者极为相似,小说的抒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这使其小说具有散文特质。
早期小说的抒情化和真实感影响了其后期小说创作,其抒情性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后期小说散文化的内在成因之一。
【期刊名称】《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2(013)001【总页数】4页(P14-17)【关键词】汪曾祺小说;第一人称;抒情性;散文化【作者】张文香【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汪曾祺20世纪80、90年代的小说以散文化、抒情性特点而闻名当代文坛，这是其晚年创作。
论汪曾祺与意识流小说创作
论汪曾祺与意识流小说创作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创作伊始，就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大胆进行文体试验。
汪曾祺运用得最多的是意识流手法，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所写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
汪曾祺对意识流手法的理论认识也别具一格，认为意识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自然产生的。
汪曾祺还将西方意识流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相比较，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流，实际上有两个“根”：一个是来自西方文学，一个则是来自于传统。
标签：汪曾祺；40年代；意识流小说汪曾祺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后起之秀，他受西方哲学、文学思潮影响，大胆进行文体试验。
对西方现代派手法，汪曾祺运用得最多的是意识流。
1993年汪曾祺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认为：“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大。
……我是较早的，也是有意识的动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中国作家之一。
”①40年代，汪曾祺的小说《绿猫》、《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意识流作品的代表。
“意识流”本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它最早见之于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1884年）。
英国小说家梅·辛克莱在其文学评论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意识流”这个术语。
她肯定了英国小说家托洛塞·李查森在《人生旅程》序言中所提出的“女性现实主义”，要写“被沉思默想的现实”，“思想和信仰的真实”的观点，并把李查森的小说称为意识流小说。
这是英语文学批评理论中引进“意识流”概念的源头。
汪曾祺对意识流小说的认同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在谈到英国文学时指出，“英国文学里，我喜欢弗·伍尔夫。
她的《到灯塔去》、《浪》写得很美。
我读过她的一本很薄的小说《狒拉西》，是通过一只小狗的眼睛叙述勃朗宁夫人的恋爱过程，角度非常别致”②；“我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
简析汪曾祺创作的语言特色
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以《受戒》为例摘要汪曾祺的作品向来为广大读者群所喜爱。
其文学创作语言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民间的语言文化的记录、传承,在文学作品里，作者擅于散文化的笔调勾勒一幅幅民间风俗画，充溢着一股浓浓的地道的“中国味儿".其小说创作充分利用民间生活语言，语言白话到极致、随意而为、直白通俗，却又不显得粗俗、浅薄、简陋。
其作品读来让人觉得清新、自然、生动、传神、鲜活，更有通常只有文学性语言才能达到的绘画美和音乐美的艺术效果。
正是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形成了汪曾祺小说创作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特色。
本文以《受戒》为例，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受戒;语言;特色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于1980年，正式发表于《北京文学》10月号上。
［1］汪曾祺是江苏高邮县人，从小在传统民间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从小的耳濡目染为他的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灵活运用打下基础。
《受戒》中描写的明海（小明子)出家的荸荠庵也是有迹可循的，抗战期间战事日紧，汪曾祺曾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受戒》中作者通过语言文字对周围环境的描写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思想等都是要以文字为载体的，都是通过语言特色传达出来的。
简析《受戒》语言特色主要有一下几方面：一、娓娓道来的叙述式语言描写作者不急不缓、随意而为,不矫揉、不造作.就那样自然而然地交代待着,不厌其烦地交待着，交待这、交待那、交待来、交待去，小说就结束了。
《受戒》从开始交待荸荠庵名字的由来、明海出家的原因、明海学做和尚、荸荠庵里的和尚和日常琐碎事务、明海与小英子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到最后明海受戒等,作者都一一交待清楚，小说也就结束了。
事务巨细，一一说明.如：“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
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
论汪曾祺小说行云流水的散文化写作风格——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论汪曾祺小说行云流水的散文化写作风格——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刘婧瑶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摘 要：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反右”、文革等种种坎坷波折的汪曾祺携《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作品重返文坛。
年过六十的汪曾祺仿佛为当时的文学界带来一阵清新和缓的春风，他流畅疏朗的文字一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沉重忧愁，令读者眼前一亮。
本文拟从结构布局、写作手法与语言使用三个方面分析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的散文化写作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创作；散文化作者简介：刘婧瑶，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2015级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52-02汪曾祺八十年代初的作品在当时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改革文学盛行的背景下，作家们纷纷以笔为戈，揭示社会病痛，塑造时代英雄。
而汪曾祺身处一群战士之中，却宠辱不惊，宛如一位古人，一件“古董”，上着独有的汪式语言的包浆，谢绝一切激昂、充满斗志的热血，带着浑身的祥和与沉稳从他的桃花源缓缓而来。
汪曾祺写小说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散”。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1]。
于是汪曾祺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信马由缰，文章也就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从笔端缓缓倾泻，散发出流动的美感，使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悠闲趣味。
这种行云流水一般随性而流畅的写作风格在他最为人称道的两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散漫自由的结构布局在《小说笔谈》中，汪曾祺曾说，“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
”而相较于“结构”一词，他更喜欢另一个概念——节奏。
他认为“中国人过去讲 文气’，是内在的节奏。
‘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小说笔谈》）。
但汪曾祺所偏爱的“血脉流通”、“气韵生动”小说结构与主流小说写作风格相比较却可以算作是有一些“畸形”的。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论汪曾祺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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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我 我周旋 久 ，宁做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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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汪 曾祺对 当代小说创作 的反 思
潘文峰
（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崇左
摘
５２０ ） ３２ ０
要 ：新 中国成立后 ，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 以及革命现 实主 义和革命浪 漫主义相 结合 的创作 方法在 文
学创作 中具有至上的地位 ，是作 家进行创作 时须信从和服膺 的原则和 方法，这导致 了主体 意识 的彻底 丧失或严 重异化 。２ 世 纪 ６ Ｏ ０年代初 ，汪曾祺对这样 的创作局 面进行 了深入思考 ，并停止 了小说 创作 。 ２ ０世纪 ７ ０年代末 ，汪 曾祺对 当代小说 创作 进行 了反 思，带来 了独 具审美品质 的诗 意文本 ，消解 了僵
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当然也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但是并不应时听令比较容易摆脱可以少走点弯路??经过三四十年缓慢的有点孤独的思想我对生活对文学有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并且这点看法正像妞子大的枇杷果粒一样渐趋成熟??我不否认我有我的思维方式也有那么一点我的风格ilu
第２ ３卷第 ５ 期
Ｖｂ ３． Ｏ５ ｌ２ Ｎ
温 州 大 学 学 报 ・ 会 科 学 版 社
Ｊ ｕｒ ａ ｆＷ ｅ ｈ ｎ ｖ ｒ ｉｙ ’ ｃｉｌＳｃｅ ｅ ｏ ｎ ｌ ｏ ｎｚ ｏｕＵ ｉ ｅ ｓｔ Ｓｏ ａ ｉｎｃ ｓ
汪曾祺：小说随谈
汪曾祺：小说创作随谈我的讲话，自己可以事先作个评价，八个大字，叫作“空空洞洞，乱七八糟”。
从北京来的时候，没有作思想准备，走得很匆忙，到长沙后，编辑部的同志才说要我作个发言，谈谈自己的创作。
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么个节目，准备一下，可能会好一些，现在已没有时间准备了。
在创作上，我是个“两栖类动物”，搞搞戏曲，也搞搞小说创作。
我写小说的资历应该说是比较长的，一九四〇年就发表小说了。
解放以前出了个集子，但是后来中断了很久。
解放后，我搞了相当长时间的编辑工作。
编过《北京文艺》，编过《说说唱唱》，编过《民间文学》。
到六十年代初，才偶尔写几篇小说。
之后一直没写，写剧本去了，前后中断了二十多年。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在一些同志，就是北京的几个老朋友，特别是林斤澜、邓友梅他们的鼓励、支持和责怪下，我才又开始写了一些。
第三次起步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因为我长期脱离文学工作，而且我现在的职务还是在剧团里，所以对文学方面的情况很不了解，作品也看得很少。
不了解情况，我说的话跟当前文学界的情况很可能是脱节的。
首先谈生活问题。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所以作者必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前几年我听到一种我不大理解的理论，说文学不是反映生活，而是表现我对生活的看法。
我不大懂其中区别何在。
对生活的看法也不能离开生活本身嘛，你不能单独写你对生活的看法呀！我还是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生活，必须从生活出发。
一个作家当然会对生活有看法，但客体不能没有。
作为主体，观察生活的人，没有生活本身，那总不行吧？什么叫“创作自由”？我认为这个“创作自由”不只是说政策尺度的宽窄，容许写什么，不容许写什么。
我认为要获得创作自由，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作家对生活要非常熟悉，熟悉得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挥洒自如，那才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了。
你有那么多生活可以让你想象、虚构、概括、集中，这样你也就有了创作自由了。
而且你也有了创作自信。
我深信我写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不是捏造的，生活就是那样。
一个作家不但要熟悉你所写的那个题材本身的生活，也要熟悉跟你这个题材有关的生活，还要熟悉与你这次所写的题材无关的生活。
苦闷和寂寞的书写——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风格议
141一、汪曾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小说创作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主要以故乡、昆明、上海的生活为写作背景。
这一时期汪曾祺的作品主要有: 收录到1947年出版的《邂逅集》中的《职业》《复仇》《落魂》《艺术家》《小学校的中钟声》和1948年的《异秉》《戴车匠》《绿猫》等。
这些小说基本是汪曾祺利用联大读书的业余时间、上海执教及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空闲之时，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进小说, 当作生活的记录或点缀。
汪曾祺出生在士大夫家庭，从小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有很扎实的传统文学功底，在西南联大又深受五四思想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汪曾祺40年代的小说实验色彩强烈，欧化风格明显，尤其在意识流小说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时的小说创作风格基本处于模仿阶段，不成熟，创作思想比较活泼、大胆，又有点散乱、玩世不恭[1]。
结合作者的人生阅历，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40年代的汪曾祺因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加上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于是对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悲观色彩，这在其作品里有明显的表现，其早期作品很多都有一种淡淡的伤感，作品中的人物都存在着生存困境和荒谬感。
如《异秉》中的人物就寄托着这种无可奈何。
抗日战争时盼望胜利，盼的结果是内战来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又一次被推向死亡线挣扎，没有目标、没有希望，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坠入到悲观绝望的境地。
作品《绿猫》写的就是这种青年知识分子带有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而表现出的无奈感和荒谬感，同时展现出作者的寂寞和苦闷。
在汪曾祺40年代的作品中，很多小说都流露出伤感和漂泊不定。
如小说《待车》：“如落花，表的声息积满一室，又飘着，上上下下，如柳絮吧。
”[1]借助“落花”“柳絮”来表现钟表的声音，很容易使人产生悲凉感和失落感。
汪曾祺40年代20来篇小说，表现了云、雾、水、烛等具有飘忽不定的意象群，形成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伤感寒意的意象群。
思考这种意象群产生的缘由，应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生境遇来考察。
[汪曾祺,文体,特征]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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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我们看到，一些与社会、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写进了小说，这都是汪曾祺的个人化的情感和行为，小英子和明海小和尚、十一子和巧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出任何独特的品格或个性，人物就像风俗习惯、花鸟鱼虫那样自然与和谐，而不是一般小说人物所具有的的那种鲜明的性格。小英子和小和尚的朦胧的爱情，是源自人们内心的希望和梦想，汪曾祺把它揣测的那么老到那么细腻，勾起了人们心中最美的回忆和想象，“十七年”文学以来小说模式的功利性、重大性、典型性，都被这两个“肆无忌惮”的孩童消解的无影无踪，《受戒》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更是心灵的净化和洗礼。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像汪曾祺这样专心致志与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写作而颇有成就的人少而又少，不仅如此，汪曾祺把这一小说样式赋予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语言、结构，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典范：如散文化的小说，平淡的叙述方式，简洁准确的语言，“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虚实相生的氛围等等。我们在他那些精致而令人回味无穷的小说里看到生命的各种状态，人生的各个层面，体味到空灵和诗意，感悟到成熟和达观，使我们能像汪曾祺那样，来到精神世界的乌托邦，感悟生命的魅力。
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征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建国后至新时期以来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的，其小说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其独创的文体特征，在建国后文坛经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并在新时期深受其影响之后，汪曾祺小说的出现给文坛带来了一股优雅、淡泊的文风，本文将从题材与结构、诗化散文化的语言等方面具体论述汪曾祺的文体特征。 ຫໍສະໝຸດ 二、小说语言的诗化与散文化
如果说汪曾祺小说的题材与结构，人物形象与描述手法都是独创性文体的重要特征的话，那么这两个重要特征就是用来衬托汪曾祺那诗化与散文化的语言的。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这篇小说所到底写了什么，因为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而情节又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起伏高潮。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通过阅读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散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小说故事中对童年情趣梦想的回忆。在汪曾祺小说中，回忆小说占了很大一部分，读他的回忆性的小说，就似乎感觉到一位长者在述说他那些有意义的人生趣事，在这些回忆性的作品中作家有意识的过滤了那些痛心和丑恶的东西，表达的是一种处世的心平气和和远离现实的情志以及那些田园风光和温情脉脉。正由于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他在《受戒》中的健康人性、纯真无邪的爱情；《大淖记事》中流露出来的乐观豁达的精神，将一种含蓄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二是汪曾祺执着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汪曾祺的小说几乎都是短篇小说，这种短篇小说简约、随意、篇幅很短小、文字质朴，往往总是在简洁中求其神似，颇似一种“笔记体小说“，而这种笔记体的小说因为不可能承载过多的故事情节含量，因此每每以悠闲的笔触怅然写出，也令人回味无穷。三是清新淡远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卷。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风格，一抒情的笔调，着意描写风俗民情，刻划下层百姓的人情人性这就使他的小说多取材于逝去的岁月，但又不刻意追求情节的完整和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一种和谐。很多时候，他只一一颗景观而自然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言语叙说石井村落的细碎所示，叙说仿佛离我们很远的尘世。
汪曾祺的语言本体论与小说创作转向
汪曾祺的语言本体论与小说创作转向杨晨馨（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摘要：汪曾祺对小说语言的“视觉”要求折射出他对审美体验的重视，即用语言调动人的感官，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愉悦的审美感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汪曾祺步入文学创作晚期，写作功力有所衰退，他的新聊斋题材创作转向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生活的种种不适，走向了纯粹的个人化写作。
在文学史上，汪曾祺以“复古”的姿态走向大众，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并开辟了新的语言路径，影响了先锋派对语言的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语言本体论；审美经验；创作转向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740（2019）03-0050-04汪曾祺是一位具有理论自觉的作家，他的语言本体论为学界所关注。
多年来，他的这一语言观念一度被视为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转折的标志，即从“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1]。
汪曾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举成名，原因不仅在于他创作了《受戒》《大淖记事》等著名作品，而且在于他对小说语言的重视。
汪曾祺把语言当作审美对象，在语言的形象中展示不同的文化镜像[2]106。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汪曾祺的“新聊斋”系列作品在语言上既保留了古意又不失现代文人的气度，成为学者研究、青年作家学习与模仿的对象。
迄今，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汪曾祺的作品是对“京派小说”艺术风格的传承，走的是复古的写作路线，但是这种看法并不能反映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独特风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汪曾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较其鼎盛时期的作品有明显的减弱，但这恰恰反映了他持久坚守的现代文人精神，以及他忠于语言本体的审美意识。
一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擅于绘画的人不多，而汪曾祺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的画作在2005年被山东画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名曰《文与画》。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以夏元明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开始探讨汪曾祺的文与画的问题[3]。
汪曾祺的画作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材料，还引起了其他领域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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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谈小说创作
汪曾祺谈小说创作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
我喜欢画画。
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
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象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匀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
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引我进入小说创作之门的是沈从文先生。
我好象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在西南联大时，我选读了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
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
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他的意思不大好懂。
根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小说是写人物的。
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
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
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
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
“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
他不说“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
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
第二，作者要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
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
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
的哀乐。
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语之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
这样才不会作出浮泛的、不真实的、概念的和抄袭借用来的描述。
这样，一个作品的形成，才会是人物行动逻辑自然的结果。
这个作品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
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
第三，人
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
景物，环境，都得服从于人物，景物、环境都得具有人物的色彩，不能脱节，不能游离。
一切景物、环境，声音、颜色、气味，都必须是人物所能感受到的。
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
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是写人物的部分也有人物。
另外一
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
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
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
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
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
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
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
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沈先生在下放咸宁干校时，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的荷花真好!”沈先生八十岁了，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完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样的巨著，就是靠这点对于生活的执着和热情支持着的。
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