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终极关怀

伟人的终极关怀

--论毛泽东的生死观

李佑新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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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非常突出而又似乎未曾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主题，这就是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终极性价值关怀。他那充满鲜明个性特征的生死观和终极关怀，展示了伟人超越生死、追求人生终极性价值的高远情怀。

一、终极关怀：超越生死的基本路向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有限的，必然面临生死问题。但是和其他物种不一样的是，只有人才有思想，才会思考生死存亡这一根本问题；也只有人才会给予人生种种实践以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求克服生与死的尖锐冲突。终极关怀正是源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又企盼无限的超越性本质，它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对生命本源和死亡价值的探索构成人生的终极性思考，这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哲学智慧；寻求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这是人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只有终极关怀才能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无限的紧张对立，才能克服对于生死的困惑与焦虑。终极关怀是人类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径。

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今中外的终极关怀有三种类型：1.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3. 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三期第95～97页。

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就是把宗教信仰作为基础，以上帝为最后的精神寄托。宗教用臆想的彼岸世界来吞没现实世界以消弭生（有）死（无）的矛盾，宗教徒蜷缩于上帝、神的阴影下希冀于彼岸世界的灵光，生死完全委付给神，生命完全屈从于神，有限的卑微的个体以与神同在、以成为上帝的仆从的方式获得无限和永生；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就是追溯世界本原，以抽象的道来代替虚拟的上帝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如哲学通过建构理性世界以观照现实世界的方式来消除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为万世开太平成为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这三种类型的终极关怀对生死矛盾提供的解决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效的，都在追索人生最高价值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生死的超越，但无疑都是抽象的。

毛泽东从早岁到晚年，一生都关注着生死问题。早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 NFDA1 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他认为由生到死是个体生存中最大的变动，是人生中最值得思考的大事件。毛泽东反对蝇营狗苟的生活，主张在对生死的思考中寻求最根本的人生价值和最根本的人生智慧，希求在人生的终极观照中超越生死。这种超越生死的人生意向促使毛泽东寻找人生最高价值，确立终极关怀，从而克服生死大难、实现生死问题的圆满解决。壮年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对于生死问题无暇多想，但是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斗的革命经历本身就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生死观，红军战士以及他自己亲人家属的死亡也强烈地冲撞着毛泽东的心灵世界，但终极关怀支撑着他近于平静地对待死亡。晚年毛泽东随着身体的衰老，思绪不时回到生死问题上来。

毛泽东的终极关怀和他的生死观是分不开的。正是在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中，毛泽东寻求人生最根本的价值依托，确立了伟人的终极关怀；同时终极关怀的确立，又反过来引导着伟人的人生实践，实现了生死超越。毛泽东信过佛教，进行过对大本大源的哲学探索，接受过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最后终于发现比个人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和人民群众，比生死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再造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这就是伟人毛泽东的终极关怀。个人的生死与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毛泽东关于生死的思考与他的人生实践、他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正是因此，毛泽东的生死观才如此深沉，动人肺腑又超迈高远，具有终极性又具有现实性。

二、乐观奋斗：终极关怀的主体心态

终极关怀作为人类追求生命永恒与不朽的一种价值取向，既是理性认知的结果和付之实践的过程，又是情感的倾向、认同和内在体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主体的态度和情感是一切认知和实践活动的内驱力，是终极关怀的情感基础。伟人毛泽东就是以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奋斗不息的人生方式和壮美崇高的情感体验实现生死超越，并在深沉浩瀚的情感基础上确立了终极关怀。

毛泽东以乐观的人生态度看待生死。从早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思考着生死这一人生难题，他从来都是乐观地面对生死。早年就把人的生死看做物质的团聚解散："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因此"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故不灭亡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在毛泽东看来，生不可恃，死不足畏，生与死是相对的，同一的。而且还把生死看作必然的规律，指出生死是必然的，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1990年版，第194页。青年毛泽东关于生死的这种独特看法，一方面源于传统哲学的某些思想，如庄子齐万物的相对主义生死观，以及气聚为物、气散为虚的中国传统的气论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则与当时在中国影响巨大的西方进化论思想不无关系，进化论认为生命在变化中才能得到发展，死亡是生命过程的必然环节。后来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待生死的乐观态度并未改变，直到晚年，还以诙谐幽默的语气谈论生死问题。

青年毛泽东还以奋斗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死，并在"斗"的过程中以壮美崇高的情感体验超越生死。毛泽东面对生死的思考和阐发，一反传统道学家的呆板说教，也绝不流于小儿女态。而是崇尚意志，一任心力，张扬主体精神，处处充满人生价值的肯定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种种愉悦。他指出："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自我实现成为人生的最高目的。青年毛泽东迥异于常人喜顺境恶逆境的心理，宣称"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他喜欢奇诡巨变的人生，喜欢充满斗争、惊险的生活，将人生中的所有阻力、抵抗、困境，统统看作是实现自我所必须的环节或凭借手段，越是遇到大阻力、大抵抗，就越能凸显人的意志的强大，从而就越能实现有意义的人生："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