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反应及其神经机制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拥有完备信息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近几十年，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开始质疑自利人假设。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决策行为并非完全自利，而是带有一定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而情绪反应恰恰是社会偏好的主要动因之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脑成像以及其他神经记录技术的改进，神经经济学研究者开始从神经层面探讨情绪反应与社会偏好的关系。

1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强调双系统的视角，其中最重要的双系统理论是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1］。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认为人的决策行为受认知和情绪两个系统支配，情绪系统是直觉的、自发的、快速的；而认知系统是慎思的、控制的、缓慢的。情绪系统通过自发的情绪反应（如恐惧、愤怒、快乐等）影响决策行为。人们通过情绪反应判断应该接近和应该逃避的目标。选项的信息，即使只是文字性质的，也可能会激活杏仁核、脑岛等与情绪相关的脑区。这些脑区通过神经递质影响注意和运动输出系统。与之相反，前额叶被认为是自上而下对情绪进行控制管理的脑区。比如，在最后通牒博弈里，反应者看到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会有拒绝的冲动，这可能是因为反应者的脑岛得到了激活，如果此时反应者的前额叶得到极强的激活，那么这种冲动就极有可能被抑制住——

—他（她）考虑到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将使自己一无所获，权衡之后反应者可能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以获得一定的利益［2］。脑损伤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在决策时表现得非常短视，他们对即时的收益和损失高度敏感，并漠视长远的收益和损失［3］。

2社会性决策的研究范式

社会偏好是指在决策时考虑他人利益的得失和他人的观点（心理理论）的倾向［4］。研究者把带有社会偏好的决策行为称作社会性决策（Social Decision Making）。目前，关于决策的社会偏好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Cooperation）、公平（Fairness）、利他（Altru-ism）和信任（Trust）等领域，其范式主要有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Game）、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ood Game）、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和信任博弈（Trust Game）等。

2．1合作的研究范式

合作的博弈形式主要有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

囚徒困境博弈起源于1950年，此后囚徒困境博弈因明确反映了自我利益最大化与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冲突，成为了研究者研究合作的经典范式。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有两位玩家（甲、乙），两位玩家都有两个选项——

—合作或者背叛。对于个人而言，无论对方选择合作或是背叛，选择背叛的利益总是更高。然而，对于集体而言，双方互相合作的共同利益最大，而双方互相背叛的共同利益最小。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正是困境的含义所在。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基于自利的理性人假设，囚徒困境的稳定策略是双方都选择背叛，这意味着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然而，无论是实验室研究还是现实生活都证实了合作行为的存在（合作率在20％～50％），尤其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实验结果直接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产生了威胁。

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反应及其神经机制

刘金婷周玉芹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神经经济学领域著名的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和社会性决策的主要研究范式，接着回顾并总结了社会性

决策中涉及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最后指出了该领域的局限，并对该主题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做了进一步展望。

关键词：社会性决策；情绪反应；神经机制

通讯作者：刘金婷，女，博士研究生。Email:aislingljt@

心理研究Psychological Research2011，4（1）：3-73

公共物品博弈由囚徒困境演变而来，由于公共物品博弈能够量化合作行为，因此受到多数研究者的青睐。公共物品博弈一般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玩家。博弈规则是，每个人决定自己放到公共箱里的钱的数量，这笔钱会升值，升值后的钱平均分给所有的玩家。博弈论称捐钱的人为合作者，未捐出一分钱的人为搭便车者。根据传统经济学预测，玩家的最优策略是不拿出一分钱，即搭便车。然而，实验数据表明人们通常更多地表现为合作者。公共物品博弈一般用于研究群体内的合作行为，捐钱数目表现了合作的程度，它的变式有资源困境游戏和社会困境游戏。2．2公平的研究范式

最后通牒博弈由Güth首次提出，此后最后通牒博弈因明确反映了自我利益最大化与公平寻求之间的冲突，因此成为研究公平的经典范式［5］。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包括两个玩家：建议者（Proposer）和反应者（Responder）。博弈的规则是双方玩家被赋予一笔钱，首先由建议者提出分配的建议，然后由反应者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提议。如果反应者接受，则双方按照建议者的提议方案来分配这笔钱；如果反应者拒绝，则双方各无所获。按照传统经济学理性人自我利益最大化假设，反应者应该接受任何大于0的分配提议，因为聊胜于无；而提议者知道反应者的这一倾向，他所提议的分给对方的部分应无限接近0。然而，实际研究结果却发现，提议者平均提议分给对方的部分在30％到40％之间，低于10％的提议不到3％。低于20％的提议通常会被拒绝。拒绝行为造成了个人利益的减少，却达到了与对方的公平。自利动机与公平寻求的权衡影响最终的决策行为。

独裁者博弈起源于最后通牒博弈，它主要用来研究个体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和利他现象。由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反应者有拒绝分配方案的权利，因此有人指出，该游戏中体现的公平寻求现象，只是提议者和反应者的游戏策略。为了有效控制这些混淆因素，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公平现象和利他行为，1986年，Kahneman等人提出了独裁者博弈范式［6］。在独裁者博弈中，双方玩家分别被称为独裁者（Dictator）和接受者（Receiver）。博弈的规则是双方玩家被赋予一笔钱，独裁者具有对金钱的完全支配权，可以自由决定分配方案，接受者则只能接受该方案。由于在该游戏中不涉及独裁者和接受者的策略因素，因此研究者认为该游戏可以有效地研究个体的公平和利他行为。独裁者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反映了利他和公平的程度。根据理性经济人模型，独裁者在游戏中应选择占有所有金额，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实际研究中，只有约20％的独裁者选择独占金钱，另有20％的独裁者选择平分利益。

2．3信任的研究范式

信任博弈起源于囚徒困境博弈，由Berg首次提出［7］，主要用来研究风险决策中的信任行为。在信任博弈中，双方玩家分别被称为投资者（Investor）和受托者（Trustee）。博弈的规则是投资者被赋予一笔钱并需要决定投资给受托者的金额，接着这笔钱会翻3倍，再由受托者决定返还给投资者的金额。投资的金额反映了投资者对受托者的信任程度，返还量反映了受托者值得信任的程度。依据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受托者的返还量应为0，投资者的投资金额也应为0。然而，实际研究中，投资额一般为初始金额的50％，返还量一般在30％以上。

3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反应

3．1合作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道德情绪能够驱动合作［8~10］。Frank认为合作的个体体验到了强烈的情绪，比如同情、怜悯、内疚和羞愧，这些情绪反应能够阻止他们的背叛行为［8］。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内疚是最主要的驱动合作的道德情绪。内疚规避理论认为，背叛会产生内疚情绪，人们为了避免内疚而选择合作［11］。这一理论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Ketelaar等人让实验组回忆并写下过去的内疚体验，接着重复进行囚徒困境博弈，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合作率提升了14％（53％vs．39％），这种效应在自利的个体身上最明显［12］。Miettinen等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只有在自己背叛而别人合作的情况下才会体验到内疚情绪，并且如果博弈前双方已达成合作的承诺，单方背叛者的内疚程度会显著增加。另外，作者还发现，对单方背叛者的惩罚可以减轻背叛者自身的内疚感［13］。De Hooge等人采用了和Ketelaar等人相同的范式，比较了羞愧和内疚对合作的影响。结果发现，羞愧情绪并没有对合作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内疚情绪能够增加合作行为，这表明并非所有的道德情绪都能驱动合作行为［14］。

Rilling等人考察了合作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双方合作的结果与眶额叶和纹状体的激活有关，而单方背叛的结果与纹状体的激活相关。他们还调查

心理研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