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歌体诗歌特征的一母同胞性

中国民歌体诗歌特征的一母同胞性

吴望

中国诗歌继承了民歌的风格，赋比兴的烙印非常深刻。特别是赋，后来敷演为描写中的一种形式——铺陈。

而在中国民歌体诗歌中，铺陈，与其说是描写方式，无如说是修辞中的夸张手段。我们来看几首中国古代的民歌体诗歌，特别是叙事长诗，其铺陈手段的运用就特别多，并显示出共同之处，有种一母同胞之特征。现以《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木兰诗》为例，说明之。

其一，在描写方面极事夸饰。

《陌上桑》描写罗敷从头到脚的装扮“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孔雀东南飞》写兰芝的打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多了一点比喻。但还是从正面去铺陈；《木兰诗》写木兰出征回来恢复女性的一系列动作“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及写她为出征做准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都属正面铺陈，也就是说，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围绕一件事、一个人去写。

写罗敷之美，运用侧面衬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罗敷有多美，文中没有正面说，但大家告诉你。众人见了罗敷的反应，自然可见罗敷美的程度，古语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正是以客衬主。《孔雀东南飞》也有如此手法。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整整一大段，写太守托媒说亲以及择吉成亲这一节，喜气洋洋，还有之前的县令也要托媒求亲。我们不禁要想，兰芝，刚刚被一个府吏休了，却能得到县令以至太守们的青睐，争先恐后地为他们的未婚儿子择婚，这个弃妇为何如此抢手？这是以事衬人，这个弃妇兰芝其不凡之处，读者不难想象。从人物描写来说，还是运用铺陈手法从侧面衬托。

其二，用数字、互文进行夸张。

《孔雀东南飞》写兰芝之聪明能干贤惠：“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不能作为单独的数字拆开来，就是说，在这个少年的阶段，她接受了这些教育，不是说十三岁就学这个，十五岁就学那个。这是中国民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互文见义。

《陌上桑》写罗敷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而她的夫婿却是一个“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的半老男人，有些令人不可思议。这都是运用这一连串数字，用互文见义的方式来铺写叙事。

《木兰诗》中“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等数字的运用，都是用来夸饰的。可见这些数字并一定都是确数，而是泛指多，时间长。要不然一边是“十年归”，一边是“十二年同行”显然就矛盾了。

另外，这三首诗在“兴”手法的运用上，也有相当的一致性。”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回”、“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等都可以明显见出“兴”的痕迹。即为言此事，先以彼事起兴。潮汕歌谣如“天顶飞雁鹅，阿弟有嬷（老婆）阿兄无”也有此类手法。

中国民歌体诗歌这些源头性的、一母同胞性的特征，也影响到后来中国人的说书方式，以及小说的创作。

2013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