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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将苟且活成快乐

人生因何不快乐，只因未学苏东坡！

其实，苏东坡也很不快乐，但他生性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在生活的苟且里，他不放弃，不抱怨，更不消沉，他把痛苦熬煎成人生，超度成潇洒。所以，他将苟且活成了快乐。

苏东坡，名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既然为“仙”，那他那份风尘间的豁达就是俗人所难攀比的！

但，从苏轼到苏东坡，他的人生犹如过山车，起伏无定。一眨眼千山万水，一眨眼千差万别。所以，他的前半生就是苏轼，而后半生，则活脱脱地成为了洒脱旷达的苏东坡。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苏轼诞生于四川眉山，为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所咏唱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很用功。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门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于苏轼与苏辙兄弟。

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之地一路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此时，主考官乃文坛领袖欧阳修，副主考官为诗坛宿将梅尧臣。这期参加的考生有苏轼、苏辙、程颢、程颐、曾巩、张载、曾布、吕

惠卿、章惇、王韶等人。此届科考，人才济济，后来名家辈出，因此被世人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此次考试，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以见解独到、文采斐然而深得欧阳修赞赏，欲评为第一，但欧误以为此文为弟子曾巩所作，恐为人诟病，便让其屈居第二。当解封细看时，却是苏轼。欧阳修忙让苏轼把以往的文章也拿来过目，但见文如锦绣，见解超群，椽笔峥嵘，欧阳修不禁赞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由兹，“出人头地”一词就此诞生！

嘉祐六年（1061年），朝廷举行制科考试，此乃皇帝为直接选拔特优人才所置。制科考试设置五等。一等二等，要求太高，即是虚设。第三等实际就是最高等级。北宋建国百余年来，也仅有一人考过第三等。结果，苏轼考得第三等，苏辙考得第四等。宋仁宗不禁喜曰:“大宋何幸,得此奇才?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如此，苏轼一出场就惊艳了整个大宋朝野。在欧阳修的推崇下，苏轼名声大噪。每有新作，文动京师。其才气逐渐名播天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宰相王安石变法。欧阳修等人因与之政见不合，相继离京。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议论新法利弊，王安石震怒，让御史谢景弹劾苏轼过失，苏轼自请离京，被授以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任密州（山东诸城）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4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3月，任徐州

知州；元丰二年3月，调任湖州知州。苏轼在地方任职，革新除弊，兴修水利，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然而，苏轼的人生多舛即将到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往湖州知州。上任伊始，他即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未免感情用事，即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带点个人小情绪，于是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此话为新党所攻讦，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讥讽新政，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新党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又挑出所谓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迭起。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湖州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苏轼自料必死，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

乌台诗案期间，苏轼心灰意冷，恐难保余生，遂写下绝命诗诀别弟弟苏辙：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欲置苏轼死地而后快，救援者活动也在朝野同步进行。救援者中，不但有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诸多元老纷纷上书，就连一些新党中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当时，王安石退休金陵，亦上书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诸多努力下，这场诗案即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下狱凡一百零三日，险象环生，终有惊无恙。幸有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方躲过一劫。

苏轼死里逃生，带着新党泼出的满身污水和从高处跌落的理想，与一大家子二十余口来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邑地官员监视。这一职务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乌台诗案后也已变得心灰意冷。他赴任后，心情郁结，曾多次到城外的赤壁山游览散心，逸兴吟哦之际，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后人称之为“东坡赤壁”。公务之余，他还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以种田帮补生计，并建起了东坡雪堂。“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来拜访的朋友更是络绎不绝，有道士杨世昌、同乡巢谷、诗僧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开酒坊的潘丙、卖草药的郭遘……从此，黄州成为苏轼生命的终点，又成了苏东坡生命的起点。

苏东坡就这样在黄州过起神仙般的小日子：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东坡回归田园，在劳动之余，心情也变得愉悦开朗起来。一日，苏东坡与数友相约出游，不料天降骤雨，众人纷纷疾步避雨，惟其一人独自雨中拄杖而行，怡然自得。

过后，苏东坡填词《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流传千古的《定风波》就此而来。由“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可知，苏轼已潇洒涅槃成了苏东坡。在这里，至今还流传着一道以苏东坡命名的菜，谓之“东坡肉”，最终成为了鄂东地区筵席饮宴中的一道名吃。

苏轼终于蝶变成了苏东坡，他在地方任上成绩颇佳，并写下了大量的名作。

在江州（今江西九江），苏东坡留下了《初入庐山》等近三十篇诗章和数篇游记。其中尤以《题西林壁》最为耐人寻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