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综述

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综述
作者：李梦雪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20期
摘要：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在文革前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出现大量的新观点。

随着研究气氛的开放与自由，学界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也涌现出一部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关于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研究以及洋务思想的内容研究更加的详细深入，洋务思想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评价也有更多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思想综述
一、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研究概况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晚晴重臣李鸿章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而由其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故而史学界通常将李鸿章与洋务运动联系起来作为研究对象。

总体来看，国内关于李鸿章与其洋务运动的研究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

新中国成立之前，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的研究目的多为救国图存，冯桂芬、郑观应、梁启超等在其著作中均对洋务运动进行总结，也涉及对李鸿章的评价，较为中肯多肯定其军工否定其外交，这一时期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仍不失公允;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因受政氛围的影响，研究著作并不多，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的评价多为负面评价;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时期的学术氛围宽松，学术研究活跃，1988年的“李鸿章与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将关于李鸿章级洋务运动的研究推向高潮，在李鸿章的历史作用方面诸多学者开始采用辩证的审视眼光，一改全盘否定、过激评论的局面，将李鸿章、洋务运动放在变革中的近代中国以及其国际背景中进行研究，是这一阶段研究中的突出特点。

综合分析近年来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可以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研究方向，增加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总体来看近年来关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洋务思想内容、洋务思想的评价。

此外围绕李鸿章洋务思想进行研究的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二、洋务思想的演进过程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洋务思想萌芽源于李鸿章对当时时局的清醒认识。

李鸿章清楚的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从华夷隔绝发展到了中外联属的状况，这是李鸿章一系列洋务思想的起点。

郑春奎认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经历了由“戎和”到“变法自强”“求富”再到“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发展过程，主要强调李鸿章洋务思想发展过程的上下衔接环环相扣的发展特点。

彭代璞将李鸿章洋务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从‘经世致用’的新儒学思想到‘喜谈洋务’”、“提出洋务的总纲‘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到‘必先富而后能强’”、“从‘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到
‘废制议事’”[1]四个部分，重点分析李鸿章在形成洋务思想前与形成洋务思想之后的转变对比，从前后思想的变化上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与演化过程进行阐述。

二、洋务思想的内容研究
李鸿章洋务思想以变法为核心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军事、教育、经济、制度、外交、等多个方面，目前学界多着眼于李鸿章洋务思想中的外交内容研究，对变法的具体内容研究还不透彻。

大部分学者认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洋务运动的总纲领，“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是洋务思想的中心内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理论原则。

具体分析洋务思想的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罗春喜聂丽君认为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基本内容有：军事自强、经济自强、文化自强、外交自强。

在变法思想的研究上，朱海伍认为，变法自强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核心，变法的内容包括变易兵制建立新军、大治水军加强海防、讲求军器以与西洋相埒;必先富而后能强为洋务改革提供经济基础，主要措施有：大力兴办现代企业、官督商办、稍分洋商之利、对外通商;教育上向西方学习，改良科举重建取士标准、发展西学培养现代人才、留学海外直面西方文明;以据理力争、委曲求全、以夷制夷的方式进行“和戎”外交营造洋务改革的外部条件。

郑春奎认为李鸿章洋务思想中的变法思想主要有：政治上主张改革官制;教育上主张变科举;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军事上需要变易兵制。

外交思想的研究中心是李鸿章“外须戎和”的对外主张。

对李鸿章“外须戎和”的外交观的认识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同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认知发展相同，文革之前“外须戎和”的外交观意味着卖国求荣，是一种卖国政策，在研究中也普遍持全盘否定的状态。

文革之后，研究的学风逐渐放开，随着对李鸿章的认识越来越辩证客观，学界对“外须戎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学界普遍承认“外须戎和”与“内虚变法”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是紧密相连的，应联合起来进行整体分析。

郑春奎认为“外须和戎”是服务于“内须变法”的。

“和戎”是條件，“自强”是目的，而要达到自强，就要“变法”。

在“和戎”的目的上，他认为“对外非战，要‘和戎’的真正目的，在于希望求得一个和平的环境，以‘变法’，徐图‘自强’，增强与洋人抗争的能力”[2]。

杨全顺认为，李鸿章“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汝求予给，拱手听命，希冀“保境安民”、“相安无事”，避免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朱海伍认为“和戎”外交为洋务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

三、洋务思想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已经开始将李鸿章及与其有关内容的研究放入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进行分析，在研究角度上也更多样化。

以区域划分，关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研究分为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其中国内研究又可分为大陆研究与台湾研究。

解放前的大陆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略显沉闷，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改革开放之后，在研究眼光上逐步全面化辩证化，也产出一部分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

除了对李鸿章本人进行研究之外，有学者还从其幕友思想着手，研究李鸿章幕友对其洋务思想的影响。

白雪松、李秋生从分析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者三位李鸿章幕友的思想发展过
程入手，进而分析这三位幕友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从而更加完整全面的反映影响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白雪松、李秋生认为，幕友的危局意识对李鸿章洋务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李鸿章洋务思想萌芽的出现;李鸿章的主和思想和其幕友的主和思想如此类似，其中郭嵩焘对李鸿章避战主和思想的影响最大，并且郭嵩焘研究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全新的对外关系理论。

四、李鸿章洋务思想评价研究
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评价同样经历从全盘否定到客观评判的发展过程。

在李鸿章洋务思想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和戎”外交观的性质。

改革开放以前，“和戎”被视为卖国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对李鸿章“和戎”观点的研究有了彻底的转变，对“和戎”这种外交观念的评价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随着学界对“和戎”目的认识的转变，以及将“和戎”与“变法”联系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者们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的评价有了全盘的改变。

杨顺全以为，外须和戎”清楚认识到中外的客观差距，希冀求得和平环境，徐图“自强”，有其合理的一面，主“和”并不是消极的妥协投降，“和”只是一种备战手段。

“但他把‘外须和戎’看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唯一的外交准则，以致于步步误国，白白丧失了中国许多本来不该失去的权利”[3]实质上违背了“外须和戎”的方针。

这种“和戎”名为求和实为备战的观点，在学界也有不少学者的支持，普遍认为这种政策的出发点与设置较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但由于对国情的误判而导致一步步后退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果。

但若是仅因如此就将李鸿及其“和戎”思想判定为卖国，未免有点太狭隘。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对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应结合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将其放入历史的长河中综合考察评价。

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思想，还有一個问题是具有争议性的，那就是李鸿章的器物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李鸿章对西方的感知是从器物开始的，向西方进行学习也是从器物开始的。

以往研究中，常常把李鸿章中体西用主张中的西用，即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技术的观点看成一种局限性，也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关注点在器物方面因而导致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但在近期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李鸿章的器物观是制度变法的铺垫。

当时的中国，封建体制根深蒂固，直接进行制度改革不仅遭到权贵阶层的阻挠，还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先从器物层面进行变革从而影响意识层面的认识，反而能更好的进行体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然这种从器物开始进行变革的方法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仍应认识到其可取之处，客观辩证的分析对待。

参考文献
[1] 彭代璞.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形成与演进[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3
[2] 郑春奎.简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6
[3] 杨全顺.李鸿章洋务思想新论[J].枣庄师专学报，2000，1
[4] 朱海伍.李鸿章洋务思想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4
[5] 白雪松李秋生.李鸿章幕友对其洋务思想的影响[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6] 范保国.历史夹缝中的艰难选择——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J].邵阳师专学报1997，6
[7] 阎建宁.历史夹缝中的艰难选择——也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J].博士论坛，2005，5
[8] 戴仕军.李鸿章研究概述[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9] 王秀丽.李鸿章研究综述[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期
[10] 立早.近年来李鸿章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2
作者简介：李梦雪（1996-）女，汉族，安徽宿州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2017级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