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等领域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终其一生，胡适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其思想文化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是绝对的楷模，有着渊博的学术知识，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思想教育，虽然因为信仰观念不同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其骨子乡土绝对爱中国。
胡适字适之，上海中国公学肄业。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
1904年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胡适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从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
1919年5月1日，应中国教育团体之邀，杜威携同夫人、女儿来我国讲学，停留两年零二个月，由胡适陪同并任杜威的翻译，作了一百多场的讲座，仅以教育问题为题的讲演就达20多次。来华讲学时间之长，内容范围之广泛，在西方学者中实属罕见。他的讲演传播实用主义哲学，宣传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在我国知识界中产生很大影响。在这期间，我国学者撰写发表的介绍、评述实用主义的文章甚多。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教育》杂志，1919年第3期还特地出版了“杜威号”专刊。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实

在论、经验论、真理观、方法论，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具体运用到“朴学”与“红学”的研究中去。
1915年9月，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院，系主任为杜威。胡适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
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1917年5月，胡适在哥大通过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1917年7月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他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红楼梦海内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近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

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於此事的了”。
胡适主张教育独立，他认为教育惟有在经济、政治上独立于社会，才不致受经济盛衰、政权更替的冲击，从而保证其保存、传播、创新知识的历史继承性。1937年，他在庐山谈话会上指出：（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利以国家公款津贴所掌得学校；（2）政治势利不得侵入教育；（3）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他的教育为公、学术为公的思想现在仍然闪烁着魅力的光辉。 胡适还认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并指出必须强调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又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他的教育思想更多的突出实用教育，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力倡者和首要代表。1946年，他在《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中，明确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
虽然胡适在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离开《新青年》，创办《努力周报》。认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是“海外奇闻”，宣扬“好人政府”和“省自治联邦制”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名誉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
但是这只是意识形态的错误，瑕不掩瑜，终其一生胡适对中国文化思想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