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名校考研真题 (论述题)【圣才出品】

三、论述题1．试论先秦儒家人性论。

[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研]答：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而先秦儒家的人性论，独具特色，自成体系。

先秦儒家人性论有三种主要的说法，分别是孔子的“性近习远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孔子肯定人的“性相近”，认为人在自然属性上并无本质差别，“习相远”则表明人性是可以改变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性相近”的思想，提出性善论。

荀子则侧重在孔子“习相远”的思想方面探索，持性恶论。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内部虽存争议，实则一脉相承。

（1）孔子的性近习远论在人性问题上，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即人的天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的积习而形成了差异。

这句话指明了人性的统一性与差异性，为人性问题的研究指出了根本方向。

从孔子其他不多的言论，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认识：①孔子认为人性相近，本无先天差异，亦无天生善人恶人，之所以有仁与不仁、善与不善的差异，皆是所“习”不同。

②评判人性善恶的标准是“仁”和“礼”，合乎“仁”、中于“礼”者即为善，反之则为恶。

③在人性可变的前提下，提倡通过“仁”和“礼”来塑造人性。

（2）孟子的性善论①人禽之辨孟子认为，人有自然的食色之性，但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在于人有内在的道德的知、情、意，这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属性。

孟子不否认人有自然欲望之性，但他认为，如将自然欲望作为人之本性，则无法讲清人之与动物或他物的区别，只有道德本性才是人最根本、最重要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尺。

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即，若照着人天生的特殊资质、情状去做，自可以为善，这就是我所谓人性善，而有人在事实上为不善，不能归罪于所禀赋的质性上。

②四端之心人内在具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道德的同情心、正义感、羞耻感、崇敬感和道德是非的鉴别、判断，这些东西就是道德理性“仁义礼智”的萌芽。

这是人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

把这些萌芽状态的东西扩充出去，就可以为善。

人的道德直觉、道德担当、当下直接的正义冲动，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功利的目的。

例如你要冲过去救一个即将落入水井的孩子，当下的刹那之间，并不是要结交孩子的父母或在乡党朋友面前显示自己，谋取虚荣。

不是的，你内心有一个无条件的道德要求和绝对命令，使你不假思索地去做。

③修养方法a．求放心。

孟子认为，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

人都有仁义之心，之所以丧失良心，是因为不善于保养。

如果不加以保养，就会失掉。

人们丢失了家中养的鸡犬，知道去寻找，然而丢失了良心，却不知道去找回来。

因此孟子提出“求放心”，即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的要求。

b．由仁义行。

人与非人的差别本来就小，君子保存了，庶民丢掉了。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舜是由内心保存的义去行事，而不是在外力之下勉强地去行仁义。

“由仁义行”，是内在的道德命令，是人的道德自由。

c．扩充本心，即把人的道德心性实现出来。

君子的这种本性，不因他的理想大行于天下而增加，也不因他穷困隐居而减损，因为本分已经固定了。

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之心可以反映到他纯和温润的神色上，还表现在他身体的各方面，乃至于手足四肢的动作上。

（3）荀子的性恶论①性伪之分荀子认为孟子没有分清“性”与“伪”的区别。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性”，而后天习得的则是“伪”。

“伪”是“人为”的意思。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本始材朴”是人的自然本性，“文理隆盛”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文化创造，包括礼义道德。

前者需要后者的加工，才能完善美好；后者没有前者作基础，也无法加工。

荀子认为道德是后天习得的，是经过人的思虑的积累、官能的反复运用然后形成的行为规范。

②化性起伪荀子认为，人的情欲、情感、生理本能是“性”。

理性思维和先验直观必须统御、支配情欲、情感。

不然的话，人们纵任性情流露，利欲熏心，声色犬马，争夺杀伐，相互欺害，无忠信，无辞让，无礼义文理，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淫乱、仇杀、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因此，荀子提出“化性起伪”的命题。

荀子性恶论的主要意图是要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

因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结果。

他肯定人有智能，可以向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成就自己。

（4）评价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的深入阐发。

孟子的性善论具有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的特征。

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的重要论断，不能通过外在的归纳来证明，只能通过内在的相应来体证。

人之所以能向善，正是因为他在性分禀赋中有超越的根源，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说性善。

现实上的人欲横流、善恶混杂并不足以驳倒性善论的理据。

由这一条线索看，儒家伦理的确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有相通处。

荀子的主要思路是导情、化性而起伪，改变人性，造就治世。

荀子主张“性伪合而天下治”。

他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

”通过后天的教育，或通过国家刑罚与社会规范的制约，使人以理性支配感性，维护社会道德秩序，达到天下出于治、合于善的目标。

孟子是理想主义者，荀子是现实主义者。

张岱年说：“孟子言性善，乃谓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仁义礼智四端。

荀子言性恶，是说人生而完具的本能行为中并无礼义；道德的行为皆必待训练方能成功。

孟子所谓性，与荀子所谓性，实非一事。

孟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扩充；荀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改造。

虽然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其实亦并非完全相反。

究竟言之，两说未始不可以相容；不过两说实有其很大的不同。

”2．谈谈你对三教合一的看法。

[浙江大学2018年研]答：三教合一是指儒教、释教、道教三个教派的融合，其中有儒家立场的三教融合、道家立场的三教融合和佛教立场的三教融合三种类型。

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

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

（1）“三教”概念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

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

《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

以及“南北朝的《理惑论》，论儒道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

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

时人于儒道、儒佛、道佛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

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

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

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

……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

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

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

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2）“三教合一”三阶段“儒、释、道”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梁武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

①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

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

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

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

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

②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

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

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

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

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

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③至明代，“三教合一”概念正式被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

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

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

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

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

从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三教合一”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3）“三教合一”的作用“三教合一”的主要作用是：儒教为社会提供了政治典章制度、伦理道德、纲常和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