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反缠足运动大规模兴起原因试探

民初反缠足运动大规模兴起原因试探

胡康莉

（邵阳学院中文系湖南邵阳 422000）

[摘要] 满清和南京临时政府相继推行反缠足政策，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女学和戒缠足会的纷纷建立，社会审美观的巨大变化，再加上近代环境压迫，女子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女子自身也厌倦了缠足生涯。这一切终于导致反缠足运动在民初大规模兴起。

[关键字] 民初反缠足运动大规模兴起原因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 y and t he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carries out the counter-

foot-binding policy consecutively, the late Qing Dynasty W estern learning east process is hit by t he equalit y of the sexes thought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female study and abstains thefoot-binding meeting in abundance est ablishment, the social aesthetic st andard changes greatly, in addition due t o the modern environment oppression,the female right to subsistence is threaten, female oneself has also been weary of the foot-binding profession. All these finally cause the counter- foot-binding movement large-scale to emerge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Counter- foot-binding movement, Large-scale , Emerges, Reason

中国汉族妇女断骨缩筋的缠足陋习所经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流弊之大，世所罕见。历史上虽不乏有识之士针砭其陋，倡天足之言论，却并无具体行动。笔者认为反缠足作为一种运动肇始于清末，真正形成大规模则应在民初。而民初为何能够大规模兴起，却是由晚清以来的诸多因素促成的。

一、满清和南京临时政府相继推行反缠足政策

1、清政府的法令措施

满族入主中原前，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性格豪爽，不仅如此，满族女人还习骑马、射箭之术，甚至有些还参加军事格斗。因此满族妇女并未形成缠足之俗。满人入关后一段时期，也极力反对汉族女子缠足。据载，清廷曾多次颁布谕旨禁止妇女缠足。

顺治年间崇德三年（1638年），清太宗下令禁止妇女“束发缠足”[1]。孝庄皇后曾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2]顺治二年规定：二年以后所生子女永禁缠足。顺治十七年，皇帝谕旨规定：有抗旨缠足者，其夫或其父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年间，又重申禁止规定：“康熙六年以后所生子女禁止缠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兵二部议处，兵民之家交刑部，责二十板，流征十年，家长行稽察，枷号一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3]法令虽严，但统治者的举措还仅仅是为了稳定传统秩序和维护满族旧制，所以缺乏变革文化的深层意义。又因之禁缠足与汉人的民情与生活观念大相径庭，所以缠足之风屡禁不止。康熙十年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上奏言，要求“相应免其禁止”。于是，自后弛禁。

然而，自西人入侵中国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到19世纪末，为了国富种强，反缠足被再次提上日程。1898年，光绪皇帝支持变法，于8月13日采纳康有为的主张，发出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4]1901年1月，那拉氏宣布“新政”上谕。2月1日正式发动戒缠足上谕，各地纷纷响应，其中四川行动最为积极。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慈禧太后寿诞时，又颁布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恶习。”[5]中央政府的提倡，使得地方督抚和下层官吏成为晚清反缠足运动的鼓励者和参与者。他们也积极响应，参与到运动中来。如：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撰文劝戒缠足，并让自己的子女亲属不缠足或放足。四川总督岑春煊刊印五万本《不缠足官话浅说》，颁发属下。两江总督端方也订立不缠足章程，札饬各地遵行。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惟闽浙与陕甘而已。”[6]清末不缠足运动的肇始为民初大规模兴起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2、南京临时政府劝禁缠足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为扫除积弊更新气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同时，1911年10月19日，即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第九天，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禁缠足文告，即《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7]，从而得到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满清直到民国时期，反缠足的政令措施虽有张弛，却从未间断过。满清与南

京临时政府虽为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权，但反缠足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反缠足从清末肇始到民初社会出现“天足兴，纤足灭”的局面，是两个政权的政策前后呼应，首尾一贯的必然结果。

二、西学东渐，风气见开

人类历史的陈迹，显示了“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8]。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根深蒂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使广大的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妇女被凌侮被桎梏的悲惨境遇，明清时期一些开明人士曾发出不平之鸣，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中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叹息而已。

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惊破“天朝上国”的迷梦，情况才有所改变。从闭关到开放是日趋衰颓的大清帝国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痛苦而又无奈的让步，同时也是儒家社会对外来文明不自觉的承认和容纳。国外生产技术、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络绎东来，它从价值观念、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引发了近代化女权运动，这给中国妇女解放，尤其是双足的解放带来了新的契机。诚如柳亚子在1904年所概述的那样：“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与驱逐以图之。”[9]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新闻、教育、医疗、图书等种种文明，其中也包括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女权运动的信息和男女平等思想。另外，相当数量的来华传教士和部分天主教士本人即为妇女，她们来到中国后，对中国妇女深受压迫的处境深感焦虑，尤其对妇女缠足甚为不解。因此，她们决定将反缠足作为传播西方基督教义的起点。他们通过对西方文明和社会状况的介绍和在中国兴女学，成立戒缠足会等具体活动将西方男女平等思想输入到中国。他们利用基督教“上帝创世，男女并重”的教义和依据“上帝造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的宗教观念，认为女子缠足“实超越上帝矣”，此事“亦失爱主爱人之道。”[10]在西学东渐思想的感悟下，中国国人，如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思考。他们从妇女解放的基本要求出发，对缠足陋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早期